第七十九章
奶奶这两天又倒成了早班，本说让她和晓梅见见，却总也见不上。奶奶上早班我不能去接她，白天交警不让带人，于是奶奶就来回挤公共汽车。每天，我都要把她送到公共车站。每天，她都要被汹涌的人流挤上车去。有一天，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都人满为患，奶奶好不容易挤上去了，车门却关不上。售票员让奶奶下来，我也说：“奶，你就坐下一趟车吧。”奶奶下来了，可是提包却被车门夹着走了。于是奶奶就追赶汽车：“我的包还在上面呢！”汽车停了下来，售票员问奶奶：“你这个老太太，急着干什么去？”“我急着上班呢！”“这么大年龄了上什么班，还是回家养老去吧。”
奶奶在食堂上班从来也没有迟到过，她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就走，因而她实际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八个小时。小舅常常对我说：“你如果有你奶的工作态度，也不至于被单位除名。”我不仅没有奶奶的工作态度，也没有她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常常说：“累一下怕啥呢，我一累，也能吃饭了，睡觉也香了。”也是的，现在她回来就睡，有时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上班，因而她吃的饭并不多。总之，她是一天比一天地瘦了，但却一天比一天地精神。相比之下，我却郁郁寡欢，精神萎靡——我永远也不可能有奶奶那样的精神世界。
这天中午，我特意来到了奶奶的饭馆。正值饭口，食堂就象会餐似的挤满了人。人人都在拼命地吃，拼命地喝，仿佛吃完这顿饭就要地震了似的。叫化子也充当了堂倌儿，打扫残汤剩菜的同时也收拾着杯盘碗盏。我几乎看不见奶奶了，只看见一双手在水池里旋转。叫化子不断地把碗端过去，贴着瓷片的水泥台子放不下了，于是那双手就旋转得更快！“快点，又没有碗了！”尽管碗不停地从水池里到了盛稀饭的桶边。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奶奶的动作，也基本就是两个；圆周运动和垂直运动。前者是洗碗的过程，后者则是她把碗放进去又捞出来的过程。碗捞出来了，到了盛稀饭的桶边，到了大厅里，到了水池边,又到了盛稀饭的桶边，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我突然觉得，这整个过程就象一首交响曲，而奶奶就是指挥，节奏的快慢完全取决于她的手。她的手停下来，乐曲也就终止。啊，奶奶真是太伟大了！
“当当”报话大楼的钟敲了两下，“乐曲”告一段落，吃饭的**终于过去了！奶奶的上身几乎全湿了，白色的工作服紧贴着背脊。她抬起头来，甩了甩手，又摸了摸额头。她四下里张望着，似乎已发现我了，盛了碗面向我走来，可是小舅却迎了上去……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奶奶，一个七十岁的人，怎么能承受如此繁重的工作？当初舅舅说，奶奶干两天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来的。可是奶奶却一天一天地干了下去，而且丝毫也没有回来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她呢，又是什么信念赋予她如此顽强的意志？是钱吗？奶奶在这里干一天仅有一块钱，还从没有礼拜天。莫非洗碗成了奶奶的精神乐趣？她起早摸黑地挤公共汽车，回来后疲倦地躺在床上，就为了这种精神的乐趣？其实奶奶的精神并不复杂，她对生活的理解也仅仅是两个字：煎熬！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煎熬；不管生活多么艰苦，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她始终乐观积极，笑对人生。相形之下，我又是多么地渺小!有了些许不顺心，就选择逃避的方式，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也经不起命运的打击。我堂堂五尺之躯，竟不及奶奶那矮小的身子，这究竟是为什么？
天，一天天凉了起来。我仍然在家里闲坐，每天接送奶奶。有时也回去看看女儿和晓梅，虽然两手空空，女儿却总是一副纯真的笑容，我唯有汗颜，唯有内疚！终于这一天，邵主任来找我：“办事处说给你介绍工作呢，你赶快去吧！”
“支援唐山你去不去？”支援唐山？到原始社会去！“噢，是去纺织厂。唐山的阶级兄弟现在都在防震棚里住着，天马上冷了，他们怎么过冬呢。这说起来是一项工作，实际也是一项任务。你能不能参加明年的招工，就看这次的表现了。”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当天下午，汽车就把我们拉到了东郊，三转两不转地竟来到了晓梅的厂。这个厂一直是本省纺织业的龙头老大，据说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本世纪初年，就有人在这里建起了手工作坊，以纺纱和染织为主要作业。二三十年代又引进了机器，手工作坊一跃而为机械化的工厂，生产规模也扩大了一倍。至建国前夕，该厂已成为陕西乃至整个西北的骨干企业。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企业的管理层逐渐淡出了企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企业从此诞生。对于企业来说，这个过程无异于脱胎换骨！那些昔日的所有者，或成为企业普通的劳动者，或做了其他的安置。总之，企业现在就是国家和人民的，这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报纸上却整天说：“资产阶级决不甘心做被剥夺者，对于他们被剥夺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幻想着从无产阶级手里再剥夺过去！这种剥夺与反剥夺的斗争，亦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贯穿着社会主义的整个时期，尽管各个阶段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建国以来，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把他们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代理人身上。因而，我们和他们的斗争，也就主要表现为和其代理人的斗争！”一进厂门，也就感到了这种气氛：“将反击****翻案风进行到底！”“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被丑画在宣传栏上：端着一盘臭豆腐正津津有味地吃着。旁边还有一行小字：“资产阶级法权是个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但与支援唐山有关的标语却一幅也没有！
汽车在厂子的一个角落停了下来。这里却有点唐山的味道：一排防震棚呈现在眼前。下面是一米来高的红砖，上面用荆笆围着，顶是油毡做的，压了几块砖。每个门前皆标着性别，所以颇有点象厕所。不过非常时期，一切从简，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于是大家纷纷下车，把铺盖卷拿进棚里。
这次与我一起来的有三十来人，全是梆子井地区的社会青年，二十个男的就进了这个棚，十来个女的则进了隔壁。里面有三十平方，一张通铺围了三面墙。光线很暗，只有一盏灯，不过防震棚也大抵是这样。铺好被褥后，就进来了一个人，有三十左右，自称是劳资科的。他拿着一张纸问道：“你们是梆子井办事处来的吧？现在我点一下名……”点完名，他就开始分车间。我分到了织布车间，与我一起的还有三个人。“现在，你们就到各自的车间报到去。”
我们一行三人来到织布车间，但见机器轰鸣，犹如万马奔腾！车间足在上千平方米，织布机一排一排，也不知有多少。工人们全穿着写有厂名的围裙在织布机前走来走去。我转了一圈也没有见晓梅，不过找见也没有什么用：说话又听不见，只能笑笑。最后在车间一角找到了办公室。里面有两个男人，一胖一瘦，胖的有四十多岁，瘦的在三十左右。他们坐在办公桌旁，一个喝茶，一个看报。喝茶的是瘦子，他问：“你们是来报到的吧？”我们应了一声。“来了就好。我这儿有一个名单，你们自报一下姓名。”我们一一报了后他说；“行，现在就算认识了。我是车间主任，姓王。这位是书记，”他指指胖子说：“姓李。今后在车间就要听我和李书记的，在班组就要听班组长的。总归，到这儿来，就要听这儿的指挥，不准擅自行动。现在是非常时期，全国上下都在支援唐山呢，唐山的阶级兄弟正在受苦受难，我们一定要拿出‘反击****翻案风’的劲头来，把这场战役打胜！你们有信心没有？”“有！”“有就好。现在我给你们分一下班组。”。
我和一个叫高崇明的到了车间二楼，找到一个姓尚的人，他就是王主任说的尚组长了。有四十左右，身材中等，人挺和蔼，见了我们就指指身边的条凳说：“先坐下，干活的事一会儿再说。”我们坐下后，他问：“以前来过纺织厂没有？”我和高崇明摇摇头。“纺织厂就是这样子，活也没什么可干的。跟着我就是落布，布捆大了就把它落下来，推到整理车间，由她们去验。待会儿我带你们下去看看。”接着，他就问了我们各自的姓名，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下来的时候却碰到了晓梅，她果然只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可我走过她身边时却说了一句：“一会儿还没有吃饭的钱。”也不知她听见了没有，我就过去了。
尚师带着我们在车间里转悠，最后在一个关了的机子前停了下来，他指着下面那个很大的布捆说：“象这样子就该落了。”他蹲下去，把布捆转了转，布象流水一样泻了下来，非常的舒展。最后在右上角出现了一个墨痕，他用挂在脖子上的剪子，“哧啦”一声，布捆和机子就分离了，他抱着布捆指着不远处说：“把那个车子推过来。”车子很别致：由一个倒v形的铁架构成，我接过布捆，放进了两边的凹槽。“就这么简单，”尚师说：“不值得学。”我和高崇明又一人落了一个，就到了吃饭的时间。
晓梅站在灶房门前，她掏出一沓饭票说：“你先吃着，不够了再说。”“你还听见了？”我笑笑说：“等发了工资，我再管你的饭。”我在这里一个月三十六块钱，三班倒，没有礼拜天，实际上，一天也就是一块钱，但毕竟是支援唐山，不能说钱的事情。我来这里也不能再接晓梅和奶奶了，有时候我和晓梅的班会碰在一起，这时就一块上班，一块下班，俨然一对双职工似的，不过大部分时间我还是住在厂里。晓梅对此很有意见：“你老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干什么，就不能回去看看娃？”“三班倒，我来回跑什么？”“我不整天来回跑吗？”“你有那个精神，我没有。”可她却问：“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厂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呢？”“那你老呆在厂里干什么？”“我只要和你的班碰到一起，就会回去的。要不你给主任说说去，让咱们的班永远在一起。”她狠恨瞪了我一眼走了。纺织厂的女娃多，她不放心我，这我知道。今天打饭时，一个女娃还主动和我说话：“你是哪个车间的？我是细纱车间的。“很好，我是织布车间的。”“我和你一块来的，你没有见过我?”我摇摇头。“我可见过你！”“不就是现在吗？”“以前也见过。”纯属胡扯，我离开了。
有时在宿舍也免不了要谈这类事，这天，梆子井的赵红旗问我；“你知道不，大娃子把他妈搞了？”赵红旗今年十八岁，就住在那个毛驴的院子。“你怎么知道的？”“咱巷子都知道了……”原来张凤莲又托人给大娃子说了个对象，是个农村姑娘，当天见完面后就住在了他家，和张凤莲睡在一个炕上。半夜大娃子摸进去了，谁知却摸进了张凤莲的被窝!“那也不至于就把他妈搞了。”“搞了搞了！大娃子摸了上面摸下面，最后一使劲就进去了！”“哈哈哈……”宿舍里一片笑声。
一天到晚也就是这样，枯躁乏味还带点色情。不过这天，生活发生了变化！吃过午饭，广播里就反复播送：“下午三点有重要广播！”有什么重要广播呢，莫不是哪里又发生了地震？地震也不必这么庄重：要播送就播送呗，还非要等到下午三点！“不过三点也快到了，就等着听吧。”尚师把半导体抱在怀里，旋扭已拨到了八的位置。他上班总要把半导体带来，这似乎已经成了习惯。高崇明问他：“尚师，你说会有啥重要广播呢？”“我也不知道，就等着听。”王主任突然上了楼：“不管发生啥事情，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说完，就下楼走了。尚师说：“也不知道他咋乎啥呢，一天就是这两句话，你们听他还说过别的没有？”也是的，王主任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下去又落了几捆布，就到了下午三点。广播里连续响了十五下，最后一响与前面有点区别。接着，就是一阵肃穆的音乐——哀乐！会是谁逝世了呢？当然是中央领导人了！年初的时候，周总理逝世了，七月，朱委员长又逝世了，现在，会是谁呢？哀乐，连续播放着，按照这种等级，莫非是……我和尚师、高崇明面面相觑，却谁也没有说。终于，哀乐停了，广播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中国************主席，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不幸逝世，终年八十三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刹那间，车间里的织布机全部停了，一切与此不谐调的声音也戛然而止。工人们全都原地肃立，垂首默哀。我和尚师、高崇明仍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好在二楼就我们三个人，但这么坐着似乎也不妥，万一有人上来怎么办？于是就站起来，象挨批斗似地垂着头。站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人来，我们都觉得尴尬。最后尚师说；“现在倒希望他来指挥一下，他可不来了。”我和高崇明有点忍俊不禁，但是却不敢笑。我甚至掠过一个奇怪的念头；毛主席怎么会不在了呢？怕不是有人造谣吧！但是谁敢造这样的谣呢？事后我一直惊奇，我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居然连中央台播送的消息也怀疑！
毛主席确实是不在了，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循着生老病死的规律发展。但是，中国往何处去呢？毛主席毕竟不是普通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他，可以说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虽然在晚年，由于种种原因，他发动了文化革命，使党和国家走了一段弯路，但是只要有他在，人民就有了主心骨，“******”就不敢为所欲为。“四五运动”后，他虽然罢免了*，却启用了******，并指定其为接班人。这就说明，他对“******”也厌恶至极，他绝不会让他们的如意算盘得逞。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全国人民还是心心相印的。这就够了，对一个病体垂危的老人还能要求什么呢？现在他不在了，高兴的只能是那四个，他们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可以放开手脚实现他们的夙愿了！而从现任职务和年龄来看，他们似乎也具备了成为党的新一代领导的可能。但这，又是全国人民不愿接受和看到的。因而，人们的心也象哀乐一样地低沉，也象长鸣的汽笛一样地悲愤！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上演了一幕幕滑稽剧！
在梆子井，居民们在吴家大院开吊唁大会。毛主席的像被蒙上了黑纱，邵主任带领大家默哀了三分钟，吊唁活动正式开始。“哇——”一声嘶心裂肺的大嚎，象晴天起了一声霹雳，惊得树上的鸟儿也振翅飞走了！众人回头一看，张凤莲象犯了癫痫似的，两手在空中乱抓，身子摇摇欲坠，两边的人急忙扶住了她。紧接着，孙喜凤也嚎啕大哭，哭得比张凤莲还凄惨。受她二人的感染，全场一片唏嘘之声。唯有邵主任哭不出声，于是就绷着个脸，象谁欠了他二百块钱没还似的。奶奶由于在通宵食堂洗碗，也就没有参加这里的活动，当然那里也会有一番同样的场景，真不知奶奶是怎么应对的，不过她正好借此休息一下。
“咕咚！”张凤莲突然昏厥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大家抱着她，掐人中的掐人中，掰眼睛的掰眼睛。“赶快往医院送吧，”邵主任说：“胡折腾啥呢！”“莲妹子跟毛主席的感情深得很！”孙喜凤说：“不象有些人是假哭，莲妹子可是真哭呢！哇——”她说着又哭起来：“毛主席呀，你咋说走就走了呢，人不是都说你能万岁么？”这次孙喜凤可哭出了艺术：她捶胸顿足，声音一长一短，蛤蟆嘴大张，涎水直流。最后，索性坐在地下扑天抢地地哭，直哭得人去场空，她才从吴家大院走出来：“都是假的，就我是真的！”
紧邻我家后院，住着一个国民党县官的太太，那天她也哭昏了过去，被人从办事处搀了回来。但是时隔五年后，她却起走了深埋在墙根儿的一箱金条。总之，这个阶段，善于伪装的人都在表现着自己。有突然昏倒的，有见了毛主席的像就泣不成声的，甚至还有一口痰没上来弄假成真的。什么状态都有，什么闹剧也都会随时发生，但是谁都清楚，大家关心的是现在和未来，而不是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