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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毛泽东的小故事篇4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养成，他一生与书，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同时，在毛泽东身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成为毛泽东一步步成长，直到成为伟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是读书和实践哺育了毛泽东的成长，同时养育了他的豪气。
唐家坨藏书的蓄积
毛泽东出生在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这里交通不便、风气闭塞，他两岁至八岁在外婆家唐家坨度过，且在整个少年时代，他经常去外婆家，尤其是1906年到1909年间那一段辍学的时间，外婆家的藏书和表兄文运昌从新式学堂带回来的新书，极大地慰藉和丰富了毛泽东的少年生活，更重要的是引领了他未来的方向。
湘乡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将全县划成12个乡，乡以下划分为44个都和3个坊，都以下分区，区以下分牌；分别由都总、区总、牌头行使管理职权。唐家坨属于湘乡县凤音乡第四都，毛泽东的七舅文正兴(字玉瑞)当着都总。毛泽东来到这里时，外婆家已是一个大屋场，拥有房屋90多间，田地140亩；里外住着许多文姓人家。房屋的东头即是外祖父文芝仪家，西头则住着叔外祖父文芝祥一家。整个一幢屋，取名“三芝堂”，表示三兄弟——芝兰、芝仪、芝祥共有，正堂屋大门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两旁写着对联：潼川世业，潞泽家声；横批：介景绥多。
对联昭示着文家的来历、郡望和家风。堂屋里满室书香，正中有神龛和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匾。神龛两旁挂着一副对联：洛社英凤昌百代；文山浩气壮千秋。这是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即文玉钦)所写。联中的“洛社”“文山”分别指三国时期魏国的大将文聘和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均系文氏祖先里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
堂屋两边还挂着3块横匾，一块是亲友送给毛泽东的外曾祖母贺氏的“贞松长茂”；一块是送给毛泽东的外婆贺氏的“厚德延年”，还有一块是送给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积厚流光”。
毛泽东大约在1896年春来到唐家坨，也就是他的弟弟泽民将要出生的时候。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为人正直，注重节操，又是读书人，他在家开设蒙馆，毛泽东向八舅要求读书，八舅认为外甥还不到开蒙的年纪，只让他旁听。
外祖家风对早年毛泽东曾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成才、读书方面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从读书方面来说，直接影响毛泽东的是八舅文正莹。
文正莹(1859—1929)，字玉联，号玉钦。他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二哥、毛泽东的二舅父，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为八舅。文正莹是一位正直而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外婆家有一间藏书室，藏书包括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百家经典及明清小说等，八舅是毛泽东幼儿时的启蒙老师，八舅的书斋就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座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婆家唐家坨移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一批珍贵的古籍，这些书相当一部分是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计有：乾隆丁亥(1767年)刊印的《御批通鉴辑览》58册；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刊印的《礼记精义》1册、《周易精义》1册；同治三年(1864年)刊印的《尚书》4册、《礼记》10册、《诗经》4册；同治八年(1869年)刊印的《续资治通鉴》60册；光绪元年(1875年)夏刊印的《资治通鉴》104册；1926年刊印的《饮冰室文集》41册；另有《十三经注疏》3册、《论语》2册。
当然，唐家坨的藏书数量远远不只上述这些，仅从历经数十年残留和移交的这些书中，可见文家读书氛围之浓厚，对毛泽东影响之深远，特别是《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更是毛泽东一生中读得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书籍，其初读极有可能就是从他舅舅的藏书室开始的。至于《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十三经》这些国学经典也颇早进入到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即使幼年时期还不可能有能力阅读，但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在他不断地往返于舅舅家唐家坨与自己家韶山冲期间，他是阅读甚至深读过的。
毛泽东在舅舅家读过的书除了国学经典和各种古籍，还有时论新书。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文运昌是毛泽东舅舅的儿子，即毛泽东的表兄，也是毛泽东早年读书的引路人之一。这个还书便条是有关毛泽东借书的最早的实证。
东茅塘藏书的熏陶
1909年，毛泽东辍学3年后，得到重新入学的机会：父亲输了一场官司，山林被霸占，毛泽东趁机向父亲提出重新读书的要求。父亲想：儿子要能学会打官司，也可为自己争一口气!韶山冲东茅塘附近的乌龟颈，有一位懂得官场世故的老先生在家授徒。“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毛泽东回忆的“失业的法科学生”是指毛岱钟，毛岱钟的父亲就是毛泽东的老师毛简臣。
毛简臣，又名恩镕，字羽仪，是毛泽东的本族叔祖父，其父毛相才(派名祖南)与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他是1881年二修《韶山毛氏族谱》的缮写和校阅以及1911年三修族谱的编修。
毛简臣青年时代投湘军，随左宗棠部远征新疆，充当钱粮师爷；他善于记账，能双手打算盘。1900年，也就是毛泽东7岁时才回到韶山，种田兼教书。
1909年前后的毛泽东，求知欲望颇强，他不喜欢学打官司，因此在毛简臣门下只读半年，就转到他非常敬佩的毛麓钟先生那里去了。
毛麓钟谱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系堂兄弟，既有文才，又善辞令，其父毛鼎臣有5个儿子，毛福生居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毛麓钟中了长沙府学秀才。他青年时代投军，甲午战争后，辞职回乡，以“韶山小隐人”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