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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麓钟的家在东茅塘。这里也是毛泽东的祖居地，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是共曾祖父的堂兄弟。早在毛麓钟祖父毛兰芳手里，就在这里创办一所私塾，叫作面山楼，这是韶山冲最出名，育人成果最大的私塾。毛兰芳给面山楼留下大量诗书及他自己的手稿(包括一套完整的《毛氏族谱》)；毛兰芳之后，毛福生、毛麓钟又添置许多经史子集，结果，这里成了一座小型图书馆，毛泽东大开眼界，遍览群书，尤其还读了一些带有新潮意味的书籍——这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接触各种书刊最多的一次，由此生发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
毛麓钟的侄儿、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这样记述这间藏书楼：
予与季叔辈尚在童年，只知嬉戏，叔父(指毛麓钟)时严加课读，常率读书于住宅面山楼，每日课以经文；迨予年稍长，常指历藏之书籍告之曰：某箧为兰芳公之手册，某箧为汝亡父臣公(即毛恩甫)之遗稿，某箧为予手所购订。均经批点，无不一字一珠，宜珍惜之。
在毛兰芳先生留下的面山楼，毛麓钟慧眼识才，将毛泽东收为学生。于是，继舅舅的“乡村图书馆”之后，毛泽东又在他人生的第一阶段极为难得地得到第二座“乡村图书馆”。他在这里受到了毛麓钟先生的精心培育，正是有了面山楼书籍的熏陶和毛麓钟先生的指引，毛泽东有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和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强烈关注，并下决心离开韶山，走向外面的世界。
少年毛泽东读书的经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书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韶山地方的非正规的“乡村图书馆”到湖南省城的图书馆再到京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养育了毛泽东的豪气，读书成为毛泽东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
毛泽东的小故事篇5
世纪伟人毛泽东胸怀博大、豁达豪爽、无私无畏、意志如钢，是条平常轻易不流泪的硬汉子。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过泪。但是，在他那波澜壮阔、雄奇丰富、功勋卓著的革命生涯中，却还是有那么几次落下热泪的时候，是个爱动感情的人，呈现出温情细致的一面。虽然素有“男儿有泪不轻弹”之说，可也公认“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人。对此，毛泽东有过一次言简意赅的明确阐述——1937年在延安当他看到贺子珍去意已定时，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曾经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在乌江南岸挥泪送衣给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
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
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毛泽东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颇富同情心的毛泽东为“干人”情不自禁流泪，告诉我们时刻不要忘记穷人。这样的泪水流给了穷人，也流给了自己。毛泽东看到老百姓生活如此艰难，既感到难过，也感到内疚，更感到了肩上的责任，表达了一代伟人纯朴、深厚的爱民之心。
长征途中与建国后曾两次因贺子珍伤感落泪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令世人瞩目的红色婚姻之一。二人1927年10月相识相知、1928年相恋结合。他们的婚姻生活历经十年之久。这十年，恰恰是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十年。这十年，毛泽东历经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在他最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同生共死，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共同面对政治上和人生中的风风雨雨。这十年，贺子珍还“年头一个年尾一个”地为他生了十个孩子，在极其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尽着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也是这十年，贺子珍的精神和肉体承受了太多的伤痛：与父母和儿女生离死别，惨失弟弟，艰苦条件下频繁生育带来的病痛，还有长征中因敌机轰炸为掩护战友留下的十几块常让她阵阵作痛、刺激神经的弹片……堪称一对革命患难夫妻。艰险的长征途中尤甚：荣辱与共、艰苦相依、感情笃深。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儿，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时光流转，世事难料。1937年8月同毛泽东负气诀别远赴莫斯科、1939年正式与毛泽东彻底分手的贺子珍，因倍受异国煎熬而于1947年在老战友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的帮助下，并经毛泽东同意，带着岸青、娇娇(即李敏)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回国后的贺子珍，先是住在哈尔滨，后因身体原因借住在哥哥贺敏学上海家中。陈毅从上海市长岗位赴京上任后，安排她住进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号。后来，贺子珍在此住了近3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