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即使只要非法侵入者离开轨道就能以低成本来预防事故，但如果当火车撞倒他时司机能以更低的成本避免事故，那么这成本就比预期事故成本低得多。另外，这一案例还可被看作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受害人预防事故的成本要比事故成本低，但加害人预防事故的成本却更低。
但是，上述分析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没有最后明显机会原则，那么非法侵入者可能会少些（为什么？），并由此可能不会产生比有这原则时更多（或甚至更少）的事故。但这一观点又忽视了事故经济分析中的另一种复杂性：即注意的盖然性（probabilisty）特征。越过双车道公路中心线是一种过失行为，但每人都会偶尔这样做，因为设法采取驾驶技术使越线可能性下降至零（或非常接近零）是需要很高成本的。有些注意的人偶然会认识到他们自己为非法侵入者，这表明我们并不要求将非法侵入的可能性减至零。并且，由此产生的最后明显机会原则只是轻微地减损了不非法侵入的激励，但这一事实并不对此构成决定性反对意见。
6.5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的意思是：引起事故的人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负有法律责任，即使损害无法通过其实施合理注意而予以避免（预期事故成本PL为150美元，而预防成本B为300美元）。严格责任作为过失责任最近似的情况对安全有着与其相同的作用（假设有通常以这样或那样形式出现的连带过失辩护）。如果预防成本小于预期事故成本（B
然而，在过失责任和严格责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经济差异。不妨回想一下作为减低事故发生几率方法的增加注意度和减少行为量之间的差别。避免汽车事故的一种方法是减低车速，而另一种方法是减少驾车次数。但一般说来法院不会去决定产生事故的最佳行为量；当汽车司机肇事后，法院不会去探究这次行驶的收益（也许他正驾车到食品杂货店为其宠物鬣蜥买些美食）是否等于或大于其成本（包括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预期事故成本），也不会去问当计入全部社会成本时驾车是否比步行或乘坐火车成本更低。在一个普通侵权案中，法院是无法对此作出判断的。只有当行为的收益明显很微小时，如一个人尽可能小心地冲进火灾房屋去抢出一顶旧帽子但仍严重受伤，法院才能发现从事这一活动是其自身过失，即使一旦从事活动的决定作出，行为人（原告或被告）仍会依其所有可能的技能和注意而实施。
除了简单的案件外，司法界是无力对最佳行为量作出判断的，这是过失制度潜在的重大缺陷之一。假设铁路和运河是两种适当的运输替代方式，但铁路运输遭遇许多无法以注意能避免的事故，而运河运输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不计这些事故成本，铁路运输将比运河运输便宜10％，但当计入这些事故成本时，铁路运输实际上就要贵5％。依过失责任规则，铁路运输将替代运河运输，即使它们是一种社会成本更高的运输手段。
相反，受严格责任规则制约的潜在加害人将在决定是否预防事故时自动考虑行为量的可能变化和注意费用的可能变化。假设在我们的机车火花例子中火花制止装置不起作用，但铁路却能以减少每天的火车运行量而以与我们表中相同的成本取得其同样的结果。这是一种行为量的变化，而依过失责任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被诱使采取全部的预防措施，这是一种较次的解决方法——它很可能全然不为人们所注意。
图6．2表示了严格责任通过诱导改变行为量而对减少事故成本产生的作用。由于严格责任可能会加于全行业的全部成员，所以图中描绘出了行业需求曲线。假设适当注意无法避免全然由非行业成员造成（对本行业而言是外在的）的事故成本，而且这种事故成本与行业产出成正比。曲线MCp代表行业私人边际成本曲线，而曲线MCs代表行业社会边际成本（socialmarginal cost）曲线，即包括了事故成本。依照严格责任，它将促使产量从qo减至q*，从而MCs就变成了行业私人边际成本（private marginal cost）曲线，其结果是能消除对社会造成浪费的事故成本（图中阴影部分）。
用这种分析来支持严格责任普遍规则所存在的问题是，为过失责任鼓励而又为严格责任阻止的由受害人作出的活动量变化也是避免事故的一种方法。假设无论是更加注意还是减少行为量，铁路防止农民作物受损害的成本都高于预期损害成本（150美元），那么铁路就不会作任何努力，而农民却能以100美元的成本改种耐火作物而防止损害发生。如果基于严格责任规则，他就不会去这样做，因为他不改变其行为也不会被认为应对损害负有连带过失责任，从而铁路就不能不支付损害赔偿。但在过失责任制度里，由于铁路不会对损害承担责任，所以农民将会改种耐火作物，由此他可以得到50美元的预期收益。所以，严格责任会促进潜在加害人的活动量水平变化而阻止潜在受害人的活动量变化，但过失责任则会促进潜在受害人的活动量变化而阻止潜在加害人的活动量变化。
如果我们可以识别这么一类行为——潜在加害人在这种行为中的活动量变化是事故防止中最有效率的方法，那么就有足够的理由对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加以严格责任。相反，如果有这样一类行为，潜在受害人对此改变活动量是防止事故的最有效率的方法，那就成了加害人没有责任的有力理由——将风险自负运用于参加危险运动就阐明了这一观点。通过极端危险活动（ultrahazardous activities）这一概念，侵权法将严格责任加于那些涉及很高危险度而只靠行为人注意或潜在受害人改变其行为无法防止的活动。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对野生动物所造成伤害的；严格责任。如果我邻居养了一头虎作为宠物，那么我就无法（以合理成本）作出任何努力以保护自己。并且他能做的也仅仅是谨慎地监控住那头虎。最好的预防措施可能只是他不养虎——这是一种活动量的改变。但假设我们谈论的不是邻居的虎而是动物园的虎，那么防止对动物园游客造成事故的最佳途径可能是在动物园不养危险动物而只养温和动物吗？这一变更特定活动的成本可能是很高的，以致使变更成为不可能。所以，法院将由动物园、马戏团和其他动物公园和表演中使用的野生动物所引起的伤害作为严格责任规则的例外是不足为怪的。
极端危险活动严格责任的另一个领域是火药爆炸。无论建筑公司多么注意，事故总是会产生的；并且由于建筑要在任何地方进行，所以减少事故的途径不可能是受害人改变其活动。最佳途径可能是由公司采取其他危险性较小的爆破方法；而严格责任就产生了考虑这种选择的激励。
极端危险活动的范畴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人们倾向于对新活动（经常被称作非自然的）贴上这样的标签，像英国的水库和美国19世纪早期的气球驾驶。新活动往往是危险的，因为人们对其安全特性没有任何经验。由于同样的原因，仅仅通过注意是无法避免危险的，而新活动这一事实表明还有一些适当的替代手段。因此，控制事故的最佳方法也许是削减该活动的规模（像在6．2中表示的），或在更多地了解其安全操作的情况下减慢其普及速度。
注意和活动之间的区别不只存在于过失和严格责任差异的范围内。另一方面的区别与这些不同规则的实施成本有关，这将在第21章作更为全面的讨论。由于严格责任比过失争端较少，所以严格责任的案件审理要比过失案件的审理来得简单。但信息成本的节约将为严格责任制度下更大数量的诉讼所抵消，其结果是导致了更大的索赔诉讼成本。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决定赞成严格责任之前必须先估计一下事故率对严格责任将产生的激励的反应是很重要的。如果在判定严格责任的情况下某些活动的事故率会显著下降，由于事故成本超出了通过活动量变更而避免事故的成本，所以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依严格责任所提起的诉讼，并且以严格责任代替过失会取得明显的经济收益。在另一个极端，如果由某些活动引起的事故在经济学意义上不可能通过采取更多的注意或减少该活动量而予以避免（因为更多注意或更少活动的成本都超出了事故成本减少对它们所进行的补偿），那么从过失向严格责任转换的主要效果将会是增加索赔诉讼量。
过失和严格责任的另一差异是后者对受害人的不可避免事故起着保险作用。但这只有在侵权制度的保险成本低于潜在受害人在保险市场上购买事故保险单的成本时才是一种获利，而几乎肯定会更高。无过错责任争议的所有各方都同意，侵权制度是一种成本很高的提供保险的方法；争论针对的是，它是否提供了另一种好的、威慑成本不合理事故（non－cost－justified）的方法。（参见6.14。）在图6.2中表明的一个相关观点是，在严格责任条件下的产业规模和经济纯利要比在过失条件下的小。总之，严格责任与过失的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加害人和受害人通过活动量变化而避免事故的激励、信息和诉讼成本、保险措施、负有法律责任的活动的规模和有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