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他写道，这种手段
“称为‘形象教育’，这是比较文雅的说法；实际上，更确切地说，就是采用工人纠察队收费。办法非常简单：由工会的区分部挑选一批收费员，一般都选身材魁梧的会员，手持锹把或垒球棒站在工厂门口，在工人上班时盘问他是否交纳了会费。”
正如麦克唐纳所谓“纠察队收费”办法一样，在罢工时采用工人纠察队阻止工人复工也是工会所必需的一种反面选择性刺激手段；虽然一个有群众基础而且地位稳固的工会所采用的纠察手段一般是非暴力的，这是由于所有工人都意识到工会有能力控制工厂的雇佣权，从而不敢违抗工会的旨意。但在工会运动早期的工会则不然，在工会与反对工会的雇主或反对罢工的工人之间，曾发生过无数的暴力冲突。
某些反对工会的人争辩说：由于许多工会会员是通过麦克唐纳所描述的方式被迫入会的，或由于受雇于法定的工会工厂而不得不加入工会的，因此多数工人并不想成为工会会员。塔夫脱－哈特莱法案规定：政府应组织公正的投票，以决定工人是否自愿加入工会。根据前述公共福利原则一节内所阐明的理由，即使非自愿交纳会费的工人也会投票赞成强制他交纳会费的工会（一般均以压倒多数票赞成），因此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就以其毫无意义而寿终正寝。
工人一方面不愿交纳会费，但另一方面又投票赞成强制他交费的工会；正如纳税人一方面投票赞成提高税率，另一方面在私人事务上又尽可能设法逃税一样。根据同样的逻辑，许多行业公会通过隐蔽的或公开的强迫手段招收会员（例如，在建立了排他性律师团的各州内，律师必须参加该团体才许开业）。对于院外集团及某些类型的卡特尔也是如此，例如，有些政治家利用巧妙的方式迫使一些官员向他们提供帮助。
正如《逻辑》一书中多次举例说明那样，正面的选择性刺激也是颇为常见的，虽然它们容易被人忽视。美国农会就是一个典型。许多强有力的美国农会会员之所以入会，是由于他们的会费可以由农业组合的额外红利中代交，或会费自动进入农会保险公司作为预付的保险金。城市中许多团体也采用类似的正面选择性刺激手段征收会员，其中会员的利益包括优惠的保险政策、出版的便利、按团体票价购票，以及其他只有会员才能享受的个人利益。工会的会员申诉程序一般也带有正面选择性刺激，因为工会积极分子的申诉往往受到额外的重视。企业机构与院外集团政治势力间的合作往往为企业带来税收或其他方面的利益，而为企业利益所进行政治活动产生的宣传效果以及相应的信息又会使企业的活动得到更多的公众关心与信任，从而获取更大利润。由此得到的超额利润，又可用来作为正面选择性刺激，以招聘更多人员从事院外活动。
（三）
对于小型集团，或某些由社会关系密切的人士所组成的各种小集团的较大“联合体”，拥有另一类反面与正面的选择性刺激手段。许多人显然很重视与他们社会联系密切人士的友谊与尊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除了罕见的死刑判决外，单独监禁被认为是最残酷的惩罚。因此，由于未能履行对集体的义务而受到谴责甚至被摒弃在社交圈以外，有时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选择性刺激因素。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当英国工会活动家拒绝和某一与工会不合作的同事对话时，就将他“逐出社交界”。同样，以某种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交团体，对于为该事业作出牺牲的个人给予特殊的荣誉或尊敬，从而给这些个人以一种正面的选择性刺激。由于多数人显然乐于与志同道合的、易于相处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士相交往，而且往往愿意与他们所特别尊敬的人相处，他们一般倾向于唾弃那些逃避集体义务而尊敬那些为集体作出牺牲的成员。
这种社交性的选择性刺激手段可能是强有力而且易于实现的，但它们受制于某些条件。如前所述，它们很难适用于大型集团，除非这种大型集团系由许多开展社交活动的小集团联合组成。但一般不大可能把大部分以集体利益为目标的大型集团划分为若干小型的、能在其中开展社交活动的子集团，因为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保持与一大批朋友或熟人的联系。
在某些享受集体利益的团体中，这种社交的选择性刺激作用还受到其成员社会地位不同的影响。从日常的观察可知，绝大多数的社交性团体都是由社会地位相同的成员组成的，而许多人不愿与社会地位较低或文化修养较差的人进行交往。甚至吉普赛人或其他异教徒的团体也都是由趣味相投的人们组成，尽管他们与圈外人的习俗完全不同。在某些享受公共福利团体中，由于其成员的社会地位相去悬殊，尽管这种团体的人数可能很少，这种社交性的选择性刺激也毫无作用。
在组织与维持那些由社会地位不同成员组成的团体时，所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对于其中集体利益的性质以及换取这种福利的代价这一类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甚至当某一团体的成员对该团体的集体利益在性质上、数量上及如何获取的方式上的意见完全一致时，前节所述的支配集体行动的矛盾现象的论点仍然全部有效。如果由于社会地位差异等种种原因而使成员之间关于集体利益本身的意见又发生分歧时，则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将会更小。在此情况下，如果要组织集体行动，则必需为采纳与协调这些不同的观点而付出更高的代价，特别是对该团体或组织的领袖们的要求更为苛刻。对于下面即将讨论的极小型团体，情况有所不同。在极小的团体中，意见分歧有时反而成为一种加入该组织追求某种集体利益的动力；因为持不同意见者认为：通过自己的参加，可能对该组织的政策及集体利益的性质产生影响，从而实现自己的主张。但对于大型团体，这种考虑不能成立，因为任何个人的意见都无法影响大型团体的政策。
当涉及集体利益问题时，特别难于取得一致的同意；这是由集体利益的性质所决定的——只要有任何集体利益，必然要分配给该团体的所有成员——同时，相应团体中的每一成员所获得的利益将按同样比例增加或减少，而且所有成员都只能无选择地接受该团体提供的任何种类与数量的集体利益。例如，一个国家不论其中公民的爱好与财产有多大差别，都只能奉行同一种外交与国防政策，而且［除了在罕见的“林达尔（Lindahl）均衡状态”以外］一个国家内部决不会对执行外交与国防政策的开支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所谓“财政当量”’的论点以及严格的“最优分隔”‘与“财政联合”模型的明确含义。在由个人组成的联合会中，对集体利益持不同要求的成员将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这些团体不仅要妥善处理这类分歧意见，而且还要找出足够强烈的选择性刺激手段，将各种心怀不满的成员维系在团体之内。
总之，如果某一团体成员的水平比较接近，试图组织集体行动的政治活动家就比较容易成功。同样，如果政治领导人想维持一种有组织的或共同的行动，则将力图通过教育与组织手段使其队伍变得更为整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任何团体中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均匀性都将有助于发挥社交性选择刺激手段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将有助于取得一致意见。
（四）
有关集体利益的信息及其计量本身也是一种集体商品。设想某大型组织中的一个普通成员考虑应花费多少时间来研究该组织的政策或领导状况。这一成员为此花费的时间愈多，则投票赞成此组织的更有效的政策与领导的可能性愈大。然而，该普通成员本人仅能从该组织的更有效的政策与领导的效益中取得极小份额：总起来说，其他成员将几乎取得全部效益，因此，并无动力推动该普通成员自愿花费足够多的时间为集体的利益而研究该组织的政策。如果所有成员都被迫花费更多时间来研究如何改进该组织的工作，则他们显然将获得更大利益。在一个大国举行全国性选举时，投票人的行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投票人花费时间去研究政治问题及候选人情况以便决定如何投票是最符合其个人权益的，由此所获得的利益等于投票结果对投票人价值的差额与他所投的一票对选举结果发生影响的概率之乘积。由于普通投票人的一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投票人当然会对公共事务“有理智地漠不关心”。但有时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是如此有趣，以致使人感到获得此种信息本身就有一种价值——这是上述典型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理智地漠不关心”的唯一最重要的例外。
从事某几类特定职业的人可以由获取有关公共事务的特殊信息而取得巨大的个人利益。例如，政治家、院外活动家、新闻记者和社会科学家等就可以从这种或那种公共事务的信息中赚取金钱、权力或威信。有时公共政策的特殊信息会为股票或其他市场带来额外利润。与此相反，普通的公民将发现：无论他研究任何公共事务或集体福利问题，都不会为他的个人收入或生活机遇带来任何利益。
院外活动的有效性也可用公民缺乏公共事务知识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