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博采众长，自立自强——“外王”法
不在装模作样。
临难有不屈挠之节，
临财有不沾染之廉，
此威信也。
《挺经》原典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原典精译
外国人占领了我国地盘，却要求停战议和，这令人极为愤慨。古人云，卧榻之侧，岂能容忍他人自在鼾睡？最近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令人非常忧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被外国人敬畏臣服，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做样、虚张声势于事无补。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往往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学习外国的经验智慧，表面上是为了剿灭国内的乱党，实际上也是为了防御外国侵略者。列强的力量很强大，我们向他们学习，购买他们的机器不仅仅是为了剿灭国内的乱党，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枪炮轮船据为己。广东那边，盗匪活动猖狂，实在是可恨。如果有了枪炮轮船就可以征服外夷，使得人们免受战争的苦难。有了枪炮轮船，就可以阻止外国侵略中国的野心。这样才是强国之路。
拿自己有的东西向没有这种东西的人炫耀，是世之常情；忽视司空见惯的，但对极 少见的东西感到震惊，也是世之常情。轮船之快、洋炮射程之远，被英、法两国夸耀为独有的东西，在国内因少见而为之震惊。如能陆续购买这些轮船大炮，据为已有，那么 在我们中国就会司空见惯而不致于惊奇，英、法也会逐渐失去它所倚仗的东西。买回来之后访求那些精思聪慧的人士，机智灵巧的工匠，开始时操练演习，然后尝试制造，不 出一二年，火轮船—佬会成为全社会通行之物，可以用来剿灭太平军，也可以为国家的 长远战略服务。
智慧解析
一、和战之争
在晚清面对外国侵略者，所有的士大夫都面临对外“战”与“和”的问题。曾国藩也绕不过去。只是曾国藩对“战 ”“和”问题有自己一套看法和主张。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羁者，束缚也，縻者，笼络也。其要点在于主和而不在于投降，稍加控制而不得引发战争，实际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手段。
曾国藩和当时洋务派的主和外交，必须和他们的自强主张联系起来看。如果盲目地主和，就等于是投降，这和盲目地主战一样短视和危险。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中国在面临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何况，曾国藩还主张对不同的情势予以区分呢。他认为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不应该在小事上纠缠。其子曾纪泽随侍身边多年，深得曾国藩精神的精髓，所以在伊犁交涉上据理力争，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在和战之外，还有更详细的策略，比如“争”字。争什么？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原则问题。同治六年（1867年 ），他主张：以列强“所要求各事言之，……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之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 ”，“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则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由是观之，曾国藩在外交上是既讲原则，又讲策略的。而其“以民制洋”的策略，在现代外交中经常被运用。虽然如此，在民情和洋情日益激烈的时候，曾国藩泰然处之、高瞻远瞩的策略也显得捉襟见肘。天津教案就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个案。
二、天津教案
清朝咸同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广建教堂，传播教义，教堂的所立之处，滋事不断。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民教争斗，平民疽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呈。”法国在天津海河北岸的狮子林桥边建立望海楼教堂。这年夏天，因当地百姓传说天主教堂的育婴室迷拐小孩、挖眼剖心，部分乡民组织起来告发教堂。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带人初查而无法落实时，围观百姓同教堂因口角发生冲突，但行为仅限于“丢石头、丢垃圾”。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暴怒的领事丰大业“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街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又对其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进行傲慢训斥，刘杰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家人刘七。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犹如“一颗开花炮弹”激起了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多名传教士，最后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从而酿成了清朝震惊天下的天津教案。教案发生后，法国调兵集结于天津、烟台，扬言“将天津化为焦土”，慈禧急速派老成持重的朝廷重臣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教案。此后一个月时间内，法国代表同直隶总督曾国藩进行了反复交涉。双方对惩办原凶和修复教堂没有异议，要害的争端在于法方要求“天津地方官员抵命”和预先限定捕杀乡民的最低人数，而曾国藩认为拿官员抵命不可接受，因为“有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但在法方的强硬外交和清廷害怕引发战争而下令曾氏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曾国藩违心地答应了法方的要求，虽然后来在落实这些要求时曾氏作了部分变通，但曾国藩却从此案办结之日起就因被国人责骂而名毁津门
曾氏到津后，并未高居督抚位上，在天津各界士民要求见他时，他耐心地听取了天津百姓和地方官的意见。他一方面为百姓的行动寻找正义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地方官面临压力时，他好言宽抚他们，更是拒不同意法国代表提出的“严惩地方官员、杀官抵命”的要求，在天津地方官因此案被革职后，他还动员僚属私人出资，安抚官员家小。他亲自为这些“罪官”送行，并沉痛地表示：“三位进京受审，老夫心里深感疚意”，“让你们遭此不应有的委曲，这些日子，老夫惭愧清议，负疚神明，后悔万分。”曾氏在接见天津士民时，曾当众大声宣布：“鄙人一定遵循国法，秉公办理。”在法国代表要求诛杀天津道台、知府、县令时，他坚持认为：“命官犯法，自有朝廷处置”，他表示应“交部议处”，否则，“大损朝廷尊严、更于国法不合”。在慈禧要他“多杀几个凶手”时，他认为应以查案结果为依据而不能事先预定杀人多少。法国公使上门交涉时粗暴地宣称：“敞国上下震怒万分”，如不能答应提出的条件，则“恐生兵端”。曾国藩针锋相对地指出，丰大业“向我朝廷命官开枪，打死县令家人，更是事态激变的导火线”。
三、独立需自强
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早期作战中，特别是湘潭、岳阳之战，曾国藩就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湘潭之战前夕，湘军在靖港之战中大败，曾国藩羞愤之余，欲投水自杀。幸而湘潭之战获胜，才使其逃脱失败的命运。而湘潭之战的胜利，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实赖洋炮之力”，反观太平军，则是失去了对洋枪洋炮的利用。在此后的岳州之战中，曾国藩再次体会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因此他产生了购买乃至制造洋枪洋炮的想法：“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于是乃有购买洋枪洋炮之举。曾国藩建议清政府向英国购买船炮，建立海军，并雇用少量外国人教练枪炮和驾驶轮船。
在清政府向英国购买船炮的过程中，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受托承办此事，李泰国违背清政府的旨意，擅自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斯本签订合同，规定由阿斯本担任舰队的总司令，阿斯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不执行“经由其他途径传达之任何谕旨”。此事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曾国藩、李鸿章也坚决反对阿斯本把持中国舰队的阴谋。
曾国藩由此进一步体会到“自强”的必要和迫切，感到“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因而主张自己制造。他说，购买洋枪洋炮，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如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因此，他率先创办了安庆内军机械所，召集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精于西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汇集于安庆的这个兵工厂内，制造火绳滑膛枪、子弹、火药、炸炮等武器弹药，还效仿西方技术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并以“黄鹄”为命名的木壳轮船，从而使安庆内军械所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企业，而且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研究所和科学技术研究所，自此使中国迈出了近代化洋务改革、即也可称为中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步。曾国藩并不满足于仿造外船外器，而希望探求西方先进技术的奥秘，因而选派容闳前去西方各国购买“制器之器”以逐步形成自己的近代工业。然后又主持建立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舰“恬吉”号，并采纳容闳建议，创办了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懂专业的科技人才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依靠从国外引进的和自己培养的工程科技人才，又相继制造出“威靖”、“操江”、“测海”等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兵舰。同时他又上奏要求开采煤铁各矿，试办招募轮船，用于加强整个国家新兴的工业基础，并提出建立外海、内海、里河三支水师的近代化海军，以“外而御侮，内而诘奸，三支水师，均不可少”。 可以说，正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与西方列强交涉的过程中，曾国藩形成了他的“自强”的思想，从而成为引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开先河者。
曾国藩开展洋务运动，还有受他的幕僚的影响。我们知道，曾国藩的幕府人才济济，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之精华，汇集于此。曾在曾幕中呆过的容闳说，曾国藩在安庆湘军大营时，“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正是那些具有西学背景的幕僚，对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藩开办洋务之先河，颇赖于幕宾的出谋划策。办安庆内军械所时，曾国藩“愤西人专揽制器之利，谋所以抵制之”，于是就和徐寿父子和华蘅芳对策。江南制造局成立后，徐寿向曾国藩建议，必须开展对化学、机械及造船理论的研究，“以探索根抵，不受西人居奇”。曾国藩对此十分欣赏，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尤要”，遂设立了翻译局，嗣后又设“格致书院”，以谋西学研究。
曾国藩多次与容闳谈，探讨中国自强之道。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建造各种机器厂、派遣留学生、设立兵工学校、开采矿产、禁止教会干涉词讼等建议，曾国藩对此亦选择采纳，派容闳出国购买机器，并奏派了一批幼童出洋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