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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挺经右手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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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守己无求,尽性知命——“忠疑”法

书籍名:《左手挺经右手冰鉴》    作者:曾国藩


  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

  斯终身无不顺焉。

  《挺经》原典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是蜎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桮棬,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命之功也夫!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原典精译

  君子的立身之道,在于其处世之态度。如果能反省自心,而无所愧疚,则可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所以公冶长能够无愧于自己的师傅,孟博也能无愧于自己的母亲,就是因为他们都对得起自己的内心。您朴实守信,没有什么过分的欲望。但是想不到还是有无妄之灾降到您身上。您正因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绝不可以因此而有对自己以前的做法有什么怀疑顾虑,违背自己的初衷。国藩我在此滥竽充数,也并非完善之人。虽然不认同现在的一些肮脏之习俗,但是自身的修养也很难跻身贤德之中。之所以还坚持着一些自己的正值之气,也是为了不辜负知己的期望而已。

  坚持矫揉之说的人,就好比以杞柳为桮棬。因为不懂性命,必然会伤害仁义之理,这就是理以以逆施而不顺。空谈而无主见之人,好比是漂泊于江湖的浮萍,空谈性命,而不切合现实,是理以豕恍不顺。只有不隐藏自己的私意,不放纵自己的私欲,才可以使理顺。要专心一意,时刻警惕其他想法,这样才能终身符合理之道。这也就是圣人性命之说的最终含义,也是中人复性命之功夫。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终身才会没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阅读王夫之所注张载《正蒙》一书,对于“尽性知命”的含义(宗旨),有所体会。尽力做好可以了解(掌握、知道)的一切,对自己来说,是性;顺从所有不可知的,对天来说,是命。《易·系辞》中“尺蠖之屈”八句话,说的是尽性,后面的四句话,则说的是要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懒惰的欠收,这就是性。在大旱之年种庄稼,怎么勤苦终归庄稼焦枯绝收,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这就是性;热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搭理,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者有或者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好像没有用力,这其中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智慧解析

  一、不做问心有愧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是由自己一再重复的行为所铸造的。因而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世界上不存在优秀的行为,习惯优秀才是真正的优秀。

  汤姆斯麦考莱说:“在真相肯定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能显示他的品格。”我们当中需要决定别人怎样做事的人不多,但我们每人每天都必须作出许多个人的决定。在街上捡到一个钱包,该把钱私吞呢,还是送交警察呢?这笔交易本是别人的功劳,可以把它据为己有,列在自己的推销记录里吗?除你之外,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必须对得住自己,最好能问心无愧。

  一个美国游客到泰国曼谷旅行,他在一个货摊上看见了十分可爱的小纪念品,他选中3件纪念品后就问价。女商贩回答是每个100铢。美国游客还价80铢,费尽口舌讲了半天,女商贩就是不同意降价,她说:“我每卖出100铢,才能从老板那里得到10铢。如果价格降到80铢,我什么也得不到。”

  美国游客眼珠一转,想出一个主意,他对女商贩说:“这样吧,你卖给我60铢一个,每件纪念品我额外给你20铢报酬,这样比老板给你的还多,而我也少花钱。你我双方都得到好处,行吗?”

  美国游客以为这位泰国女商贩会马上答应,但只见她连连摇头。见此情景,美国游客又补充了一句:“别担心,你老板不会知道的。”

  女商贩听了这话,看着美国游客,更加坚决地摇头说:“佛会知道。”

  美国游客一时哑然。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美国游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钓鱼一样,设了一个诱饵,但女商贩并不上钩,拒绝了利益的诱惑。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她懂得:商人必须讲究商业道德,正经钱可赚,昧心钱不可得;别人能瞒得住,但良心不可欺。

  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前一句话几乎包含了各种层面的人生活动,比如做官、种田、教书、打仗等等;后一句话则强调,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于人于己问心无愧,无论处于何种人生情境,无论是别人知道还是别人不知道,做人都要珍视“人”这个崇高的称号,必须保持个人品德的纯洁无瑕。

  天下的坏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为别人不知道所以干了坏事;另一种是知道别人知道,却仍然明目张胆、“无所畏惧”地干坏事。前者尚有良心未泯,后者就是肆无忌惮了。

  在实际生活中,有多少的小人、奸人、恶人,不都是借着“黑夜没有人知道”的掩护,干下了大大小小的罪恶勾当?可是,那些在黑暗中干着不可告人勾当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在行动时,别人不知晓,其实,天上地下的神明正睁着大眼睛看着你呢!当然,对于那些干坏事肆无忌惮的人,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冰冷的铁窗。

  在一个人行动之前,良心起审查和指令作用;在行动中,良心起调整和监督作用;在行动后,良心对行动的后果进行评价和反省,或者满意或者自责,或者愉快或者惭愧。一个人做人能做到问心无愧,能在良心的引导下做事,大致上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一个人的文明行为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一种操守,是人内心的修炼。没有监督下的坚守原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道德底线。而这种道德的底线,需要每个人自觉坚守才行。

  二、待人以“诚”字取胜

  曾国藩一生为官为将帅,待部下唯以一个“诚”字取胜,且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他对待每位幕僚都十分真诚。

  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美学生。回国后,  前往南京见过太平军干王洪仁玕等重要人物提出振兴祖国的建议,然并未被采纳。离开南京后便投身于商贸活动。一天,忽然收到一封署名张士贵的来信,信中称,他是承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命,邀容闳前往安庆。两个月后,容闳收到了张土贵的第二封信,信中并附有容闳的老朋友李善兰的一封信。容闳看过李善兰的信后,才知道李善兰已在曾国藩幕府。李善兰信中写道:在曾国藩面前,曾极口称赞容闳的学问,并称容闳曾受美国教育,抱负不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得致富强。时过不久.容闳第三次收到张士贵的来信及李善兰的第二次来信。两封来信都陈述了曾国藩的意思;曾国藩希望容闳弃商从政,居其属下任事。到了安庆后曾国藩待容闳为上宾,虚心向其请教。容闳为之感动,也为曾国藩创办近代企业竭尽全力。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衤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兵将,因而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国藩以此领军,上下精诚团结协力同心,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反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使好端端一座杭州城,不费一刀一枪便拱手让与宿敌,实令亲者痛仇者快而遗恨千古。

  后来,蔡锷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加上了一条足以警醒国人的按语:

  “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奉上,同辈以伪交,驯致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无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战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