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一些人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穷人和懒惰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等等。
在奥特斯之后大约过了10年，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这是资本主义与奴隶主义的唯一区别。
所以，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个特别在穷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经把这件事安排好了。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 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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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修道士从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关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救济的法律。施托尔希说：
“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妙！〉高贵品性……”
施托尔希问自己：这种伴随有群众贫困和堕落的资本主义文明，同野蛮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只找到一个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说：
“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比他自己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费这个财富，那末这个财富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他认为，“如果人们〈即非工人〉必须象工人那样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技艺的一切改良和工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享受，那末他们大概会放弃这些东西…… 在今天，努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先劳动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为一个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 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结果，只能增加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如果一部分人先富的结果是使“努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那么如何保证共同富裕而不是一个人贫困地劳动，另一个人富裕地休息？
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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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 1846—1866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象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1846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国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二十年中的后十年又远远超过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证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1811—1821 1.533％
1821—1831 1.446％
1831—1841 1.326％
1841—1851 1.216％
1851—1861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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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1853—1864年，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利润）增长50.47％（平均每年增长4.58％），而同时期人口约增长12％。1853—1864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38％，每年增加3 5/12％，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
1853年到1864年收入增加 每年增加
房屋………………………38.60％ 3.50％
采石场……………………84.76％ 7.70％
矿山………………………68.85％ 6.26％
铸铁厂……………………39.92％ 3.63％
渔场………………………57.37％ 5.21％
煤气厂………………… 126.02％ 11.45％
铁路………………………83.29％ 7.57％
如果把1853—1864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1853—1857年期间每年增加1.73％，1857—1861年期间每年增加2.74％，1861—1864年期间每年增加9.30％。联合王国应纳所得税的收入总额，1856年为307,068,898镑，1859年为328,127,416镑，1862年为351,745,241镑，1863年为359,142,897镑，1864年为362,462,279镑，1865年为385,530,020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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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10个郡自动提供了统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851年到1861年，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31583个减少到26567个，也就是说，有5016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1815年到1825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100万镑的，但是从1825年到1855年，就有了8份，从1855年到1859年6月，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4份。简单地分析一下1864年和1865年的D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60镑就要交纳所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1864年为95,844,222镑，1865年为105,435,787镑，纳税的人数1864年在居民总数23,891,009人中是308,416人，1865年在居民总数24,127,003人中是332,4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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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的煤产量，1855年为61,453,079吨，价值16,113,267镑，1864年为92,787,873吨，价值23,197,968镑；生铁产量，1855年为3,218,154吨，价值8,045,385镑，1864年为4,767,951吨，价值11,919,877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1854年为8054哩，投入资本286,068,794镑，1864年为12789哩，投入资本425,719,613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1854年为268,210,145镑，1865年为489,923,285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
1847年 58,842,377镑
1849年 63,596,052镑
1856年 115,826,948镑
1860年 135,842,817镑
1865年 165,862,402镑
1866年 188,917,563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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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