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3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3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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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尽管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了。前面的数据表明，过去买一吨生铁还不到3镑，而现在30镑也买不来一吨生铁。价格的变动规律与价值的变动规律并不是在表面上直接地一致。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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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状况，考察他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369人，1856年是877,767人，1865年是971,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079,382人和1,014,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完全相同的“应时文学”喧闹一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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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呼叫。不过，最近十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了。可是中国现代庸俗经济学的一些白痴们还在羡慕这种救济。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年棉荒时期，枢密院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900克冷碳素，180克冷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300克冷碳素，200克冷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1/9。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600克冷碳素和1330克冷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年12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211克冷，氮素是1295克冷。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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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如此选样不符合统计学的理论规定，其结果不具有通常的统计学意义。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感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1/5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1/3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工人！）奢侈浪费的是禁欲的一方，苟延残喘的是未禁欲的一方，现代庸俗经济学连最基本的分析能力也没有，却占据了大学的讲堂。资本的力量固然巨大，但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的厚颜无耻也的确惊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对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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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60/125完全得不到啤酒，28％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7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24 3/4盎斯。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7 3/4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11 1/4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9.9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4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11盎斯；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8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5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7 1/4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18 1/4盎斯；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13.6盎斯。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2先令2 1/2便士，女缝工2先令7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 1/2便士，制鞋工人2先令7 3/4便士，织袜工人2先令6 1/4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1先令8 1/2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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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按照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既然饮食的效用远远高于衣服和燃料，而饮食的价格并没有远远高于衣服和燃料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