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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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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书籍名:《当前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    作者:潘绥铭


                                    

            笔者客观地总结近1980年以来的发展,发现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凡是政府原来拼命禁打的,后来都公开地和普及化了。想想牛仔裤、迪斯科、摇滚乐、三点式、裸体艺术、异性按摩、“三陪”等等,哪个不是如此?黄色录像和嫖娼卖淫更为明显,1982年广东开始禁,1985年各大城市开始禁,1988年全国首次统一扫黄,1991年各省全部建造专用的收容教育所,1994年则是连乡和村一级也开始抓扫黄。到1998年呢?许多地方开始对三陪小姐征收所得税。1997年再次全国大扫黄,1999年全国严禁“三陪”。可是到21世纪第—年时,性产业是多了还是少了呢?中国人大概都看得见。也许,我们不得不一直扫黄扫到性产业自动饱和的那一天。

            政府绝不情愿如此节节败退。缺了什么?一种性哲学,一种能说服和吸引大多数民众的性的基本理论。扫黄理论的五大基点也恰恰是它的五大弱点,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第一个弱点——所谓“黄毒”危害社会秩序和道德。结果老百姓就要想了:夫妻看录像和自愿性交易,根本没有第三者,与社会何干?

            第二个弱点——所谓“黄毒”必然引发性犯罪。且不谈这是统计学上的初级错误(分母弄错了),许多人还会问:我就看过,我怎么没去犯罪?

            第三个弱点——沾边就扫,不加区别,而且老想扩大化。人们又会想的:连白酒都有度数之分,我喝点“啤酒”或“饮料”,何害之有?

            第四个弱点——只讲禁什么,都拿不出同类的替代物。可是现在还有几个人相信人真能禁欲?

            第五个也是最根本的弱点——既反不动人性论,又避开商品经济论和“先富论”;既不能接受个人权利思想,又不想知道女权主义在说什么;结果,俗人们当然会说:钱有什么用?吃喝嫖赌抽。因此,繁荣“娼”盛乃“历史必然”也。

            正是由于扫黄理论收拢不了民心,基层的、自发的、有效的扫黄积极分子才寥若晨星。笔者1993年调查南方三城市居民时间:如果您发现不是夫妻的男女在过性生活,又不认识他们,您会怎么办?结果只有极少数的人说自己会报告有关部门,而且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3]他们有多大可能真的发现情况呢?这跟50年代和文革中动不动就“人人喊打”,恰成鲜明对照。警察再多再卖力,量刑再重处理再快,也只能涉及嫖娼卖淫者中的倒霉蛋或者无权无势者,能有多大威慑?

            民心变了,但不是民想变的,而是智者们落后于生活,留下思想真空。他们树立起一个假想敌——西方性解放,又绝不愿意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恰恰是在性解放之后,西方娼妓业才急剧衰落?为什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禁娼,却都不必费我们这么大的劲?

            中国“性产业”的理论意义是:

            首先,性产业的发展,是对于以往的“纯洁时代”的矫正和对传统社会的回归。

            其次,它也把“性”的一个枝节,扩大为一个高度情感化的和非常严重的政治、道德、经济问题。

            第三,它掩盖或者扭曲了“性(sexuality)与“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本质联系,压抑了中国“男女平权主义”(feminism)的发展。

            第四,在中国,性产业还是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是社会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日益冲突的问题。说白了,性产业这块“唐僧肉”,该谁吃?怎么吃?

            性革命的第五方面:“我要性高潮”(女性的性革命)

            女性的性革命之一:女性不再仅仅是生儿育女的工具。

            青春期在提前(最近20年来,初潮的平均年龄提前2岁);经历过“文革”的摧残之后,女性首次自慰的年龄下降了;女性的“孕、产、育周期”减少到一次;因此她们客观上有可能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性生活。这是1990年代以来部分都市女性中出现“性革命”的原因之一。

            女性的性革命之二:女性不再是“无性人”了,更不是单方面为男所用的性对象了。时至1990年代,在城市人口中,性方面的阴盛阳衰已经有所表现了。

            这主要反映在夫妻性生活中:由于妻子不够满意,才认定自己在性方面“出毛病”而且四出求医问药者的丈夫越来越多。妻子由于婚内性问题而主动发生外遇的也日渐增多。

            笔者在1994年的调查数据反映出:在婚内性生活里,女性的期望、企求和评定标准之高,已经开始超过男性了,因此女性的失落、不满和变更意愿也开始超过男性。而在1989年和那之前的各次调查中,几乎在所有方面,男性的期望都高于女性。

            如果说仅仅一个调查不可靠,那么笔者在1991年和1995年分别进行的调查表明:在北京市的大学生里,现在的女生发生过各种性活动的人,比91年的女生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在男生里,这个比例却是持平的!

            各种性教育的状况,也可以定性地说明一些问题。在北京,在我国各地的县一级城市和单位,甚至在许多基层的企业,来听性知识课程的,总是女人比男人多,也比男人更喜欢提问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在大众传媒机构里,愿意前来听性学课程的,也一样是女多男少。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大多数男人都以为,自己就是性学专家,尤其是那些看过些许“黄”的男人,更是不把什么性学看在眼里。再者,大多数男人以为,所谓性知识不过就是一些性技巧,再没有别的。可惜,恰恰是因此,男人才很少懂得性的心灵方面的知识,很少能够正视自己,很少知道就要来临的“性别革命”。因此,在性方面,男人在90年代里开始落后于女性的进展。

            最明显的阴盛阳衰,就是遍布全国的、涉及几乎一切可吃之物的“壮阳药”大泛滥。这当然并不能说明真有性功能障碍的男人多起来了,但是确实能够表明,中国男性的性心理日益脆弱,越来越不懂变化了的女性,越来越掉过屁股去寻求老祖宗的帮助。对于“走向世界”来说,这可是最严重的“衰”。(附带一说,这也是中国性学的下一个障碍或者是拖累,因为现在的许多传媒级的性学家,还全然不知当代女性主义在性方面的理论。)

            笔者相信,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也将进入“性,男人是弱者”的时代。那时,我们的中国男性们,会不会又一次感到历史在开玩笑呢?

            女性的性革命之三: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长。

            我们的调查发现:女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提前了;长期伴侣之间的性别地位差异正在缩小;女性在与长期伴侣的性生活中,感觉的良好程度也在增加;而且文化程度越高,女性的感觉越好。

            不过,女性被迫性交的情况,是越年轻越多。但是这恰恰说明:年轻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正在提高。她们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逆来顺受了。

            女性的性革命之四:女性在性表现方面的革命。

            这,最典型地反映在女性的装束上。曾经有一位女青年对笔者说:“超短裙、三点式嘛,不是我们(女人)敢不敢穿的问题,而是你们(男人)敢不敢看的问题!”

            遗留问题之一:女性的爱情观将会怎样变化?

            早在1987年,笔者的一位女研究生就问道:您讲课,为什么老用“非婚性行为”这样的词,那么,有没有“非爱性行为”呢?哪个更该批?

            至于最最传统的贞操观,只需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问到一些“小姐”以后怎么嫁人时,她们往往脱口而出:“他不要我,我还不要他呢!”

            当然,女性也不是铁板一块,更不是说变全变。除了惯见的“传统观念”外,也有一些把爱情“唯”得太过的人。有位女青年曾说:她会爱上土匪头子那类人物(所谓“男的不坏,女的不爱”,但大约是在骂男人)。笔者很惊讶:“土匪头杀人放火不说,他可是要嫖娼纳妾的呀,您能容忍?”女青年很坦然:“有爱,他会改的。”

            遗留问题之二:向谁开战?

            性活动中的性别平等是我们追求的长远目标,但是今天中国的年轻女性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市场经济的新时期里,男性所拥有的性释放的机会,就象以往一样,仍然比女性要多得多。

            结果,在这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性的买方市场中,女性不得不在她们的内部相互厮杀。在西方可能发生的“两性战争”,在中国却似乎正在异化为“好女人与坏女人之战”,而且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可惜,这种战争注定是同归于尽。君不见,中国女性正在日益重视“漂亮”。等到真的“贫学富,富学娼”的那一天,就会“好作坏时坏亦好”了。

            遗留问题之三:拿什么做武器?

            我们无疑要学习女权主义,或者婉称为女性主义。但是只有“女”却没有“性”,那早晚也会撑不下去的。剑,确实是男人权力的象征,确实可以用来威慑女人;但是如果女人自己也拿起它,那么不一定是战争,却很可能获得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