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3-性，我们是怎么调查出来的
课题的前期准备
1991年8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地区性社会学研讨会”上，潘绥铭与盖格农（JohnH.Gagnon）教授协商了在中国进行性社会学调查的可能性。盖格农随后即与下述的美国教授们联系。（盖格农教授是美国性社会学之父、“美国人的性生活”调查的第二主持人。）1992年10月，劳曼（EdwardO.Laumann）教授和白威廉（WilliamL.Parish）教授前往中国人民大学访问潘绥铭，并且在人民大学讲课，首次公布了“美国人的性生活”调查的主要数据。劳曼教授特别表示：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公布。特意选在中国来公布，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性社会学的发展。其间，双方确定了在中国进行调查的意向。（劳曼教授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是“美国人的性生活”调查的第一主持人。白威廉教授是研究中国的著名社会学家，曾任美国社会学权威刊物的主编8年之久。）
1993年8月，潘绥铭与史希来在美国期间，劳曼、盖格农和白威廉共同邀请我们专门讨论课题合作的事情。双方决定，一旦美国的调查完成。就立即开始申请在中国进行调查。
1994年11月和1995年11月，白威廉和潘绥铭两次联名申请本课题。但是由于“美国人的性生活”调查的最后学术成果尚未正式出版，其巨大的学术意义尚未广泛传开，所以本课题的申请被推迟审批。1996年11月到1997年3月，白威廉与潘绥铭第三次申请本课题。97年10月通过学术审批。1998年3月1日，本课题正式获得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组织了专业调查队伍，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进行了全国随机抽样调查。
随机抽样的方法与过程
1、调查总体的确定
我们确定为20岁到64岁的中国总人口。
之所以从20岁开始，是因为年龄再小的中国青少年，有过性行为的比例极低，我们的大多数提问都不适用于他们。同时，在我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里，20周岁以下的人口即使发生过性行为，由于种种压力，也很难真实地回答我们的调查。
反之，如果他们（她们）确实没有性行为，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调查就可能产生反感甚至是抵触情绪。两者都会减少调查数据的可靠性。我们确定的20岁是女性的法定允许结婚年龄，可以减少阻碍与麻烦。
按照一般的看法，55周岁以上的人口就已经是处于“性不活跃期”了。我们之所以确定为到64岁结束而不是更早，是因为我们希望调查解放初期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人的情况，而他们到1999年的时候还没有超过64岁。
之所以没有调查更老的人，则是因为对于64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即使他们（她们）仍然有性生活，我们调查这样敏感的问题，也会引起反感甚至抵触。
2、抽样方案的设计
抽样方法是：按照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为分层标准，侧重东南沿海地带，总共分为14层；以县级地区为初级抽样单位，抽取60个；县以下使用PPS抽样到居委会或者村，然后依据核实过的居民名单进行等距抽样。我们的抽样误差小于0.04。
统计分析时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加权。
在城市中对流动人口进行抽样的方法是：
如果居委会有完整的流动人口名单，则将其归入居民名单，统一进行等距抽样。这样的居委会占61.7％。
如果居委会没有流动人口名单，则由调查员按照改居委会的地理范围进行登记和编号，以个人为单位，以在此居住为标准，只记姓；然后与居民一起进行等距抽样。这样的居委会占26.7％。
城市中有些居委会是单位家属院或者封闭小区，不允许任何流动人口居住。这样的情况占11.7％。
3、样本容量的确定
我们总共随机抽取5000个样本。这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总人口中性传播疾病的发生率，而它非常低。为了获得足够的分析样本，我们必须确定这个相当大的样本容量。
4．随机抽样结果的检验
统计之后发现，我们对于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的调查数据，与国家公布的2000年统计数据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可以表明，我们的随机抽样是精确的，我们的数据足以代表全中国20－64岁的总人口。
调查中采用的新方法
在制定和通过2001年《婚姻法》的过程中，参与者们的心底深处，大约一直有一个幽灵在徘徊：中国的各种非婚性关系已经严重到非惩治不可了。那么，根据何在呢？可怜的他们只能拿出某地妇联所接待的“秦香莲”的人数，俨若根本就没听说过“社会调查”这个词。
诚然，性大概是最难调查的了，尤其是非婚性关系甚至非法性行为（例如嫖娼）；就连我们课题组中的一些同仁，一开始也不相信能够成功。那么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呢？说来，除了社会学的许许多多标准的调查方法之外，最主要的有两个：
1．我们的新方法
第一个，我们没有到别人的家里去调查，因为谁也不会傻到在自己家里，甚至当着家里人的面，谈论自己的性生活，更不可能说出任何一种非婚性行为。我们是通过预约，主要在下班后和双休日，把人家请到我们所住的宾馆房间里，管起门来，同性别地、一对一地进行调查。
这样一来，时空转换了，外界隔绝了，气氛融洽了，心静自然少忧烦，真实情况也就最可能出来了。这是因为，中国人由于害怕“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以只能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情况下接受调查。
第二个“法宝”是：我们使用了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也就是：
把所有的问题都一个接一个地显示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被调查者通过按键来回答，就象上网浏览各个网站那样。一开始的不敏感的问题，都由调查员一边问一边操作电脑一边教被调查者使用。等到关于“性”的问题开始出现时，就由被调查者自己独自操作与回答了。这时，调查员坐到对面较远的地方，由于笔记本电脑的屏幕（“盖子”）的遮挡，不可能看到被调查者的任何回答。
不识字怎么办？我们有耳机，可以从电脑里听到宣读提问的声音。不懂普通话怎么办？我们有4种方言的声音。无论如何也不懂怎么办？那就只好由调查员来一点一点解释和询问了，最长的问了接近3个小时。不过，这种情况我们只遇到千分之4。
第三个，在调查中，我们派去上门预约的人（会知道被调查者的住处），绝对不是最终进行访谈的人。因此，最终访谈者根本不可能知道被调查者的姓名、住址等情况。
这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另外一个普遍心理：只有面对那些素不相识、萍水相逢、永不再见的人，才能对社会敏感的问题说出真话（想想火车上的聊天）；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知道我是谁，也就不可能威胁到我。我们向每一个被调查者都说明了这一情况，而且被调查者自己也可以亲眼看到与核实。这就做到了最彻底的保密。这一措施对我们的调查成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样一来，我们就最大限度地适合了中国的一个国情：在性问题上，“许做不许说”。
2．应答率
我们的有效应答率是76.3％（3822个样本）。此外，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还采用了其他3个指标：
抽中率：随机抽样抽到的人里，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找到。我们只能找到92.3％的人。
预约成功率：到被抽中者的家里去预约的时候，答应前来接受调查的比例。我们的成绩是85.5％。
现场到达率：最终实践诺言，前来接诶是调查的人的比例。我们得到了77.4％的结果。
到达现场之后，或者开始调查之后，还会有些人仍然拒绝回答。在统计分析的时候，再删除必须作废的回答，最后才得到76.3％这个有效应答率。
从上面的几个成功率可以看出：1999年到2000年的普通中国人，对于性这个话题其实并没有那么保守和敏感。只有7％的人是在刚刚预约的时候就断然拒绝。虽然还有8％的人最终没有前来，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并不是因为对于性的敏感。尤其是在南方沿海地区，我们所损失的应答率，几乎全部是因为找不到人、太忙不肯来等等原因。也就是说，中国人其实还是很坦诚的。他们要么根本就不来，来了就会同意被调查。只有那些到了调查现场再拒答的人，才是毫无疑问是真的对性问题讳忌如深；可是他们只占1％。
3．为什么人们愿意对着电脑说真话？
“电脑问卷调查法”是目前国际上调查敏感问题时的最佳方法。1998年，在美国《全国男性青少年调查》中，把这种方法与“使用纸笔的自填问卷法”进行对照，发现各种敏感行为的报告率都比后者有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