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可是在每天吸烟一盒以上的丈夫里，却有23％是每月自慰几次，还有21％则是每星期自慰几次；总计多达44％。
同样，许多小册子也宣传说喝酒多了会降低性能力。可是我们的数据说明：喝酒越多的丈夫，越是把自慰持续到现在。在那些从来不喝酒的丈夫里，只有60％是这样；可是喝酒越多，这个比例越高，直到那些经常喝醉的丈夫，这个比例高达92％。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吸烟多、喝酒多就有好处。它只是提示我们：在关于“性”的一切问题上，仅仅靠生理学或者医学的知识，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
自慰论1
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自慰这一极端个人化的生理现象，如何被构造成为社会规范的作用对象。社会对它的态度的变化，折射出了大的社会历史进程。自慰从不被重视到被压抑，再到被认可，透射出了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1． 身体的历史与地理
对身体的态度从来就有两种：一种将身体看作劳动的工具，生产的工具；另一种将身体看作享乐的工具、消费的工具。
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时代，生产是第一要务。这一生产既包括物质资料、文化产品的生产，也包括人口的生产，即生殖。从前一种生产的观点来看，生殖器（性器）毫无用处。骈手胝足、重担在肩、绞尽脑汁、费劲心机，所以手、足、肩、脑、心都是有用的。可生殖器（性器）不但什么也干不了，简直就是个累赘。但如果绕到另一面来看，在人口增殖过程中，生殖器的作用却又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它哪一部分可以代替。所以它在历史上受到狂热地崇拜也就不足为奇了。绵延至今，实行了计划生育，我们在口语里还管它叫生殖器，尽管这个叫法已经有点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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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小标题之下的内容，由杨春宇写作。
在另一方面，身体作为享乐的工具成为上层男性的专利。因为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里，只有他们可以逃避第一类生产的任务，可以专心享受身体所可以提供的快感。但是整个社会普遍的物质匮乏又使这种享受不能名正言顺；于是道德、礼教应运而生。上层阶级与我们想象的相反，往往比下层民众更加重视禁欲和修养，尽管很多情况下只是表面文章。这种禁欲和克制对肉体力量以另一种力量加以利用：
我可以，但我不做。由此获得道德上的力量，使上层的统治合法化，使下层的禁欲合理化。
由此可以侦知传统社会对待自慰的观点。自慰有三个特点：
1. 不承担生殖义务，
2. 纯消费行为，不能直接生产什么，
3. 自我指涉，回绝与他人的关系。
这三个特点都与物质匮乏社会的组织原则背道而驰。
它不生产，联系我前面的分析，这与社会的根本信念正好相悖（想想“社稷”）；无论上层、下层、男人、女人都无法赞同。
它不与他人发生联系，这在讲究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社会里是不可接受的，在一个按照“人的本质就是其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则构造起来的社会里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们都强调关系、轻个体，看重的是个体之间的同质性，个人隐私越少越好。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权力的运作开始逐渐精细起来。按照福柯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靠的就是对肉体的严密控制，通过一系列的装置（Apparatus）将权力分解开来，贯彻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监狱、军营、学校、医院……在日常生活中规训每一个人。
人的身体在这一过程当中成了各种权力运作的交汇点。对身体和生命的控制被福柯分成“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和“权力的宏观物理学”。围绕这些权力，一系列关于身体的知识：医学、解剖学、心理学、人口学等等，它们和权力一起牢牢控制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性在其中正好把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它既深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又可以化作统计数字在国家范围内管理。（这里恐怕福柯把生殖和性混为一谈了，我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待查。）因此，性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
福柯在其《性史第一卷》中批驳了那种认为权力单纯压抑性冲动的看法，认为三个世纪以来，性的话语其实是在不断增殖的。每个人都认为，性当中蕴涵着自我的秘密，需要不断地坦白，从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权力的压迫。在对英国反对儿童手淫运动的分析中，福柯认为这是规训技术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结果，其原因是非性的。我的观点也一样——对待性的态度的原因要到性之外去找。
2．走出边缘
现在的社会，怎么说呢，叫它后工业也好，资本主义晚期也好，初步实现了温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总之有一个特点就是大众谋生容易点儿了，物质资料相对丰裕，至少不会一个灾荒就闹得饿殍千里了。
对了，还有一个词儿，叫作消费社会。消费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至少在城市里是如此。消费不光是要付出金钱、权力，同时也要有身体参与其中，即对身体的消费，例如登山、跳舞、滑冰等等，消耗了热量，获得了肉体上的满足。身体，作为享乐的工具开始显露出了自己的另外一重面貌。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权力对身体的另外一种控制，甚至可以说这是更高明更严密的控制，但不容置疑的是至少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隐私了。
福柯对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发展起来的“坦白”技术作了详尽的剖析，大意就是：这种隐私就象凉山白彝的家产一样，看起来象自己的，摸起来很有自我实现的感觉；可是实际上只不过是黑彝来业的小金库，说没有就没有了，只让你暂时有种坐稳了奴隶的自豪感而已。（福柯书中的权力概念远不是这么拟人化的，我把它简单化了。）
由此似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隐私也是如此。可细究起来，中国全没有那种清教传统，对忏悔也没有西方人那么熟练，唯一可媲美的是“坦白交代”，可那是外力作用而非内化了的渴望。因此可以说，中国人（好大的概念，我用着有点不放心）是没有隐私观的。城市化还没多久的中国人，习惯的还是农村里的人际关系范型，即无隐私这一概念。这样说来的话，城市生活带来的隐私观尽管必将付出一定的代价，还是一种进步。
网上有数据表明，网民经常自慰的有57％，偶尔自慰的有38％。当然，网民中男多女少，年轻者多而年长者少。但已经可见自慰是青年男女除正常性行为外的一种极普遍的性活动。以往的观念将其看作是正常性行为的一种模拟、一种增补，总之是附属而非主要，是边缘而非中心，正如缺席的文字是对在场的语言的增补一样。但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客观存在，又不禁令人心生疑惑：它是不正常的吗？它仅仅是一种“增补”吗？
第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刚开放的几年里，在青春期性教育手册里还可以看到把自慰和黄色毒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众医学杂志里，已经将其带来的危害局限在心理范畴了（即不把它当回事就没事）；但仍不忘劝告青少年朋友要将心思放在学习上。九十年代，已经有人在公开宣扬自慰的乐趣，至于“自慰对身体的危害”已经达成共识：没有，故没人提这茬儿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那就得费点儿手脚了。如果以性高潮作为性行为正常与否的标准，那可以说，自慰比性交更有资格称为正常。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女性在性交中是极少有性高潮的。在女性自慰者中肯定不少见，如果以参与的人数的多寡而论，年龄不同，人数自然不同，至少在单身人群中并不能说占少数。
那么，是什么使得性交成为“中心”呢？我想是因为它是社会所承认的；因为有一系列社会设置：婚姻、家庭、亲属称谓等靠它维系；因为它承担着生产下一代的任务，而相关的社会设置使之社会化。可见其中心地位有一半还是靠生殖来维系的，而另一半也不尽巩固，因为无性的婚姻、家庭也并不鲜见。
我想，关键在于自慰和性交并非互斥的，前者并非象同性恋否认异性恋那样否认后者，更不会动摇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社会设置。它们存在这种可能性，即成为相互补充、地位平等而非主从关系的两种性活动。在婚后，性交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婚前，由自慰占据性活动的主导地位。这对于培养男女两性的自我认同，缓解性张力带来的压力，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南希 佛莱蒂（Nancy Friday）在其著作《女在上》（Women on Top）中认为：男子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更大的支配权，因此自慰现象普遍而频繁。他们对性唤起的各种徵状十分熟悉，所以男子在恋爱中往往更能区分性和爱。可是女孩从小受管束较严，在母亲面前很难有什么隐私可言。母亲对她拥有全面的权力。南希称这种关系为“母女协定”（the mother/daughter Deal）：女孩向母亲承诺不可以触摸自己的身体，而母亲则回报以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