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文革”的政治高压的笼罩下，最容易守规矩的中国女性中却有30％的人胆敢不登记就上床，这可真是一种大讽刺。也许这就是“文革”号召“造反有理”的直接产物吧？
除了用来分析“文革”以外，上面的两个情况还可以充分地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变化虽然远远小于男性，但是也够“不守妇道”了。在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女性中，不办婚礼就上床的人有10％；在所有登记前就有过性行为的人中则占到37％，超过三分之一。
当然，这也仍然不是女性的“性革命”。因为从下面的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绝大多数“婚前性行为”，仍然是跟丈夫发生的。
3．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
在解放初期的那一代女性中，这个比例是6％。自后来的两代女性中，逐步下降到4％和2％。到了文革后期上升到8％；但是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女性中真的在婚前与别人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仍然很少，只有6％，而且少于前一代女性。
这种情况，除了可以说明女性中真正的“性革命”还远未发生之外，也许还可以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初的性文化特征：那时不知道有多少“道德法庭”在审判“陈世美”，所以那时的女性可能全都害怕自己会不幸成为“秦香莲”。结果，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当然就会更少；千年的“贞操观”当然得以强化。也许因为，这就是当时正在大肆吹捧的“80年代的新一代”的主要特征。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里，无论跟谁，女性第一次过性生活时的平均年龄都非常非常晚，而且历史变化不大。从第一代到第六代的女性，分别是平均21.2岁、20.7岁、23.1岁、22.4岁、22.4岁和21.2岁。
如果我们可以不考虑最近几代女性的月经初潮在不断地大大提前，也不考虑这已经是全世界历史上最晚的了；那么，女性的首次性生活发生得如此之晚，也许是保持传统的福音，是控制人口的良策。可是，女人容易管住，男人却不那么驯服：
从文革初期那一代男人的约24岁到1989年之后这一代的约22岁，男性的首次性交年龄平均已经提前2岁还多，已经降到“法定结婚年龄”之下了。也就是说，在目前这一代的小伙子中，上床、结婚、守法登记这三者已经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这当然也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之变，可是其中还是隐藏着一个玄机：在最年青的男人里，发生过各种“性交易”的剧增了。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放到本书的后面去专门分析吧。
中国特色：“婚礼前性行为”与“登记前性行为”
在我所看过的谈论婚前性行为的文字中，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讨论一下那个“婚”字究竟指的是什么。似乎谁也不愿意承认，在我国的广大地区里与众多人口中，“办了婚礼就是结婚了”的习俗，一直是而且仍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区共识与群众意愿。
正是因此，广大地区的众多人口所反对的“婚前性行为”，其实只是指连婚礼都没办就睡到一起去了。这与“知书达礼”者和有权有势者所大加鞭挞的“性解放”，基本上是两回事。广大地区的众多人口实际上仍然在遵守着自己的道德规范，并没有什么“婚前性自由”。或者说，政府强制推行的“结婚必须登记”的规矩，其实并没有被人民普遍接受。不信，请看下面的表7－1里的统计结果：
表7－1：
按照不同的判定标准计算，成年人总体中的婚前性行为比例（％）
举办婚礼之前
有性生活的人
登记结婚之前
有性生活的人
统
计
标
准
承认婚
礼前有
性的人
承认婚
礼前＋
目前同
居＋偶
然有性
承认婚
礼前有
性＋离
婚丧偶
者有性
推算所
有婚礼
前有性
者
仅仅发
现初性
年龄小
于登记
年龄
仅仅承
认登记
前有性
发现年
龄差＋
承认登
记前有
性
男8.513.013.313.917.633.442.0
女3.95.05.35.59.417.522.7
总
计
6.29.09.39.713.425.532.1
也就是说，如果把“结婚”定义为举办婚礼就算的话，那么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在6.2％到9.7％之间。如果按照政府的规定，只有去正式登记才算结婚的话，那么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就上升到13.4％到32.1％之间。
那么，在所有发生过任何一种婚前性行为的人里，究竟有多少人是在举办婚礼之前就上了床呢？农村人与城市人大不相同。在控制了性别与年龄这两个影响最大的因素之后，农村人在婚礼前就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比城市人要少61％。
从实际发生率来看，在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里，农村人只有20.5％是发生在婚礼之前；而城市人却是36.6％，比农村人多出16个百分点。
这还仅仅是考察被调查者现在的居住地。我们知道，对于年龄较大的人来说，婚前性行为往往发生在较早之前，所以现在的居住地也许并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因此我们来看看被调查者在14岁的时候（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居住在什么行政级别的地方，以及他们发生婚礼前性行为的比例各是多少。
在控制了性别与年龄这两个影响最大的因素之后，从低往高看，被调查者14岁时的居住地的级别每提高1级，发生婚礼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随之增加58％。
实际发生率见表7－2。
表7－2：14岁时的居住地与两种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
举办婚礼
之前
婚礼后，
登记前
村里21.378.7
镇里37.962.1
县城里47.952.1
县以上城市
里
39.760.3
总计27.073.0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在村镇两级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把婚礼前的性行为与登记前性行为区分得相当清楚。人们容易宽容后者却难以接受前者。在农村里尤其是这样。
也就是说，在县以下的农村社会里，人们不管政府怎么规定，仍然把举办婚礼认为是正式结婚，仍然把婚礼之前就上床认为是“婚前性行为”，而且仍然非常反对它。所以在村里，婚礼前的性行为才会少到只有五分之一强。或者说，在农村世界里，政府所认为的真正的“婚前性行为”仍然非常少。因此，除了某些脱离实际生活的或者另有所图的官员之外，没有什么人会对此大惊小怪。
这个论断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检验：一般来说，人们对于某种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越是宽容，那么自己从事该种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我们可以把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作为一个因素，把人们实际上有过哪一种婚前性行为（登记前还是婚礼前还是与别人）作为另一个因素，看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哪个强哪个弱。
结果我们发现：在各个社会阶层里，农村劳动者比城市里的任何阶层都更加清楚地区别开登记前的与婚礼前的性行为。
在农村劳动者中，在控制了年龄与性别的影响之后，在观念上宽容不宽容婚前性行为，对于自己是不是真的发生过登记前的性行为，影响比较小（logitic回归的标准系数是0.204）；但是对于自己是否真的在婚礼前发生过性行为，影响却相对大（logitic回归的标准系数是0.043）。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对于婚前性行为一点都不宽容，那么与那些态度非常宽容的人相比，自己在登记前就上床的可能性是五分之一；可是自己真的发生婚礼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却只有区区4％。也就是说，同样是反对婚前性行为，可是在婚礼前就上床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登记前的性行为。
这说明：无论农民赞成还反对，他们所认为的婚前性行为，主要是指还没有举办婚礼就上床，而不是没有去政府领取结婚证就发生性行为。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仍然坚持认为：办了婚礼就是婚后，没办婚礼才是婚前。
可是在城市里，婚礼前的性行为却比较多了。尤其是在县城里，它几乎已经与婚礼后的性行为平分秋色了。也就是说，即使从一般老百姓的眼光来看，真正的婚前性行为也够多了。这才是“性革命”的真面目。
这对我们的现行规定真是一个大大的讽刺。如果我们把婚前性行为视为一种错误甚至罪恶的话，那么我们目前那种非要每对新婚夫妻都来登记，否则就要宣布人家是无效婚姻的蛮不讲理的做法，恰恰使得这种错误或者罪恶扩大了1.4倍到5.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