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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使命，我别无选择，只有写作才能使我获得满足感、成功感和乐趣。写书是希望带给读者快乐，如留下一份礼物。"铁凝是怀着这样的美好愿望从事文学创作的，难怪读者能从她的作品中获得美的享受。今天，铁凝仍然离不开"体验生活"。她说："我能够像农民对土地深深地弯下腰去那样，对生活深深地弯下腰去，以更宽广的胸襟营养心灵、体贴生活；不敷衍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敷衍我的笔、我的灵魂、我的读者。"
周汝昌
我为芹苦60年
周汝昌其人
周汝昌，著名红学家。本字禹言，号敏庵，又字玉言。1918年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解放后任教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研究员。
周汝昌不仅是继胡适等红学先辈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大家、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而且是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和诗人。他平生精力倾注于中国文化与诗文书画理论之探讨，博学强记。著述宏富，研究深广。曾评注校订过唐宋诗词、《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己出版著作三十余部。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第一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以开创意义及丰富详尽在红学界享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后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石头记会真》、《红楼夺目红》、《曹雪芹画传》、《红楼小讲》、《定是红楼梦里人》、《红楼十二层》等十几部红学著作，展示了他在红学领域不同层面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
曹雪芹痴迷，写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红用了60年。同是痴人，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红楼梦》的文本敏感了。
采访周汝昌有些难度，先是他年龄已大，体能有限，他的女儿周伦玲替他挡了一回驾；再者是及至见到周老，发现他"耳目已坏"，几乎不能交流。但周老说:"你有问题可以对着我的耳朵喊！"本文就是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喊"出来的。
如果没有在现代文学馆的数次演讲，也许我们会把周汝昌仅看成一个历史人物，他更像现代文化馆里供奉的人物群像之一，少了些现实的鲜活性。而周老在文学馆演讲的现场反应，却否定了这一点。周老讲《红楼梦》的时候，所获得的掌声是所有演讲者中最多的。
"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
周汝昌是当今最重要的红学家，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不知道周老是否会觉得这个定位过于狭窄。他生于1918年，1947年即着手研究《红楼梦》，后人对于周老的了解，几乎就局限于"研红"一项事业。但记者在不止一个地方看到他说"我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白呢？周老说："我研究的其实不仅仅是红学，我主要研究的是诗学、书法、中华文化学。"有人曾抱怨周老将"红学"转变成"曹学"了，其实也与周老这个宽泛的研究范围有关。他认为研究《红楼梦》不仅是研究遣词造句，更要研究《红楼梦》所折射出来的所有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无疑都承载着传统文化。周老除了进行上述研究之外，还是一个外文教师。他说："从去年到今年，我一直在用外文给外国客人讲《红楼梦》。"
这一层原因之外，其实还包含着其他因素：国内人对"红学"一词并不是都抱有好感。这也许与历史记忆有关，向来红学研究就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再者，周老告诉了记者当今红学界的沉闷。这沉闷包括学术方面的沉闷：现在红学研究进展缓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红学著作，但无论其规格还是品质，有价值的不多。"
另一方面的沉闷则是来自学术界的环境风气。"为什么我说一句话，大家亿万双眼睛盯着，议论，围剿？如果是严肃的批评我欣然接受，可是我遭遇的都是非学术的话，漫骂、造谣、攻击，所以我说，我最好还是离开这个所谓的界，我是界外人。我弄自己的学问不是很好吗？"
《红楼梦》抄本的两个线索
红学曾是显学，但研究者的生活却并不"显"。进入周老家中，发现家里的布局摆设，仿佛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面貌。旧沙发，旧桌椅，周老用的茶碗、茶托以及盖子是零散拼装起来的。非常简朴，但仍然古色古香，有一种"暖老温贫"之美。这种美自然是文化蕴育出来的，使人想起《诗品》里说的："神存富贵，始轻黄金"。
这样的环境最适合扯闲篇。记者想知道红学研究中的实物考证有没有新进展，并无意中对周老说，不久前听朋友胡扯，说《红楼梦》的原稿抄本可能在四川资中县，晚清时候四川有个铁路事件，斩了一个北京去的满族官员，手抄本极有可能是他带到那里的。
"哎呀，你说的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跟你说实在的，我知之就知之，不知就不知，这个说法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马上可以回答你，这个可能性是不小的。为什么呢？你说的那个人叫端方，满洲人，别人的记载就是他有一本真的《红楼梦》，你知道那个脂砚吗，那也是在四川发现的，我认为那都是端方带过去的！而这个抄本一直都没有下落，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周老提到另外一个线索：当年重庆北醅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则虞教授亲自告诉过周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所见的那个80回以后完全不同的那个本子，也在四川，他对那个本子非常注意。"他亲自告诉我，他认识藏真本的人的儿子。那人当时做中学教员，而这人脾气古怪。吴教授的判断是，这部书还在这个中学教员手里。"
"闲篇不闲"与新书
"闲篇不闲"，其实是周老研红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奇闻轶事的提及与兴趣则无意中遵循了考证派红学的内在逻辑。现在有人说红学已出现学术危机，以海外的余英时为代表。周老说："这种向外找材料的倾向在考证派红学中尤为突出。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困顿。"
历史上的红学可粗分为三派：索隐派、阶级斗争派、考证派。后者大致以胡适为开端，鲁迅也有参与，最后周汝昌将此学说推向最为丰满的阶段。考证派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这也是有人说周汝昌"将红学蜕变为曹学"的原因所在。
搜寻曹雪芹的生命遗留成了考证派红学的重要命题。这里面也包含着文化心理学的重要因素，即搜寻遗迹是我们心灵的内在需要。而周老对曹雪芹的多年考证，几乎就集中在《曹雪芹传》里。实物考证对红学意义重大，这一点即使余英时也不能否认。比如，周老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恶意制作，其低劣主要不是文辞的低劣，而是与前面的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但也有人否定这个观点，认为高鹗基本上继承原意，若没有实证，这个问题似乎将成为永久性疑案。
余英时认为，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世界：乌托邦的世界（大观园之内）和现实的世界。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周老多年将大观园"现实化"的考证工作似乎就失去了意义。其实，两种观点都退一步，则都可存立，小说笔法不可能完全写实，但即使想写一个理想世界，其中也必定有现实的影子，不必如此剑拔弩张，完全敌对。而记者发现周老新出的《红楼夺目红》里，有一篇《大观园哪里"理想"》，也许就是针对余说的反驳。
余英时还认为，以后研红的方向应该是注重对文本的研究。而《红楼夺目红》的出版，"字字紧扣文本"。有人说，"周汝昌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红楼梦》。"此书的出版颠覆了这一说法。周老对文本的注重，也许不是随意的学术转向，也并非受谁的启发和鞭策，而是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性"逼"出来的。周汝昌已85岁高龄，竟仍有能力把握和引领红学研究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方面。
也许是随着新材料的减少，周老年事渐高，体力精力都不允许他再去翻检、查阅、寻访旧迹，这反而使他从一切烦琐考证中解脱出来，回归文字本身。周老是离曹雪芹最近的人。曹雪芹痴迷，写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红用了60年。同是痴人，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红楼梦》的文本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