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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做了专业作家，又有一本书深深吸引了他，那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使周梅森的眼界和思路豁然开朗，对他后来一系列历史小说的创作大有启迪。
讲好故事给读者听
应该说，周梅森当作家的念头是十三四岁在矿井下半工半读时产生的，那是70年代初期。他日后走上文坛的成名作《沉沦的土地》即可追溯到那个文学梦初生的狂乱时期。
这部《沉沦的土地》的成功用周梅森自己的话说就是奇迹。"整个中学时代都没好好读书，埋头制造了第一部号称长篇小说的文字垃圾，现在想想真是奇迹。边翻字典边写，错字连篇，竟然一写就是30多万字，斗胆寄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稿子是在几年以后，我参加工作了才退回来的。我现在和'人文社'已成为合作的好伙伴，那段历史自然也成了我们之间的一段笑谈。"那时周梅森对作家的理解很单纯，他认为作家就是能把故事写到纸上的人。他决心做一个这样的人，讲些好故事给读者听。
早年周梅森信奉"一本书主义"，相信只要坚持写，一辈子总能写出一本好书来。他写作的起点很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他一个字都没有发表过。后来写了几篇现在再也不愿看的小东西，居然发表了，而且使他从一名矿工成了文学编辑。这种小成功一度让他迷失了自我，功利心也强了起来，哪类作品轰动他就跟在后面学，文学才华和创作个性都没表现出来。经过对失败的总结，他悟了出来，他的性格、经历都注定让他的小说不能从"小处说"，必须从"大处说"，明白这一点后，他开始写作《沉沦的土地》。《沉沦的土地》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冯牧就提出了"周梅森现象"：为什么周梅森没有民国生活，没在旧时代呆过一天，能写得这么好？唐达成也曾说过，看来我们一些传统理论要打破了，应该承认间接生活也是创作的源泉之一。
靠间接生活写作，需要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后来的创作实践证明，周梅森具有这种靠资料写作的艺术想象力。在《沉沦的土地》之后，他相继推出一系列历史题材与战争题材的作品，如《黑坟》、《军歌》、《大捷》、《国殇》等。这个时期他的影响力仅限于文学圈，每本书的发行量均为三五千册，中国大众对他还是知之甚少，但这段时期却是他获得文坛主流认可的时期，许多文学评论家对他的创作评价甚高，让他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慨良多。
题材转变缘于下海
周梅森创作思想和写作态度的改变是从他下海、挂职以后开始的。一九八九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下海经了几年商，后来又到某市政府挂职担任了副秘书长。这期间，现实生活的急剧变化深深触动了他：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一步步走向边缘化的时候，是继续恪守个人化写作还是投入到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生活中去？这个问题他思索了很久。思索的结果是，他的创作之路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也令许多朋友不理解的大变化、大转轨。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现实题材作品就此出笼。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作品基本上被文坛主流否定了。不过，它们却走向了市场，走向了读者，每部书的印数都在10万册以上，每部电视连续剧都创造了收视佳绩。这些作品得到了一批又一批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各阶层读者的肯定，这让周梅森深感欣慰。
从早期的历史题材到现在的现实题材，周梅森的转变与他下海、挂职的经历很有关系，但从思想上来讲，它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早期写历史题材，但却从未回避过政治，他固执地认为政治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你沉默不语，你必定会被社会边缘化！80年代初期，文学为什么那么繁荣？作家为什么备受社会尊敬？我想这与当时文学强烈的人文关怀以及思想的超前有关，它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当然，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后，文学不应该承载这么多，但也不应该什么都不承载啊！作家依然应该为时代的进步、政治文明的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我很佩服现在的一些记者，他们报道的孙志刚事件以及拆迁户自焚事件直接促成了两条法律的变更。那么，请问：我们的人民难道不应该去尊敬这些记者，倒应该去尊敬那些为文学而文学的、纯而又纯的作家吗？就算纯到了极致，你和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周梅森认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该在社会重大矛盾和人民的疾苦面前沉默不语。
每个作家都面临着形成风格后是延续自己还是改变自己的两难，在这方面周梅森则认为，轻易改变自己可能是个误区。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有非常复杂的因素，而且作家不是神，不是全能的，都有自己的强项与弱项，重新塑造自己也许会变成四不像，甚至丧失自我。如果太想改变自己，又做不到，就此搁笔，时间长了，也许连原来已达到的高度也达不到了。文学创作说穿了就是一场终身的马拉松比赛，拼的是持久的创造力。创造当然要有所突破，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必须是水到渠成的。
周梅森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当他跃上一个平台后，会在这个平台上写出一系列作品，首先保证自己不从这个平台上掉下来，然后才可能谋求跃上更高的平台。
别人表演他卖门票
从搞房地产、炒股票、在政府挂职到今天的作家，一路走来，周梅森对生活态度的变化很明显。在没下海挂职前，他对生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个传统文人的态度：位卑未敢忘忧国。喜欢清议，身处陋室而指点江山。热情很高，牢骚也很多，当然也包含对自己窘迫生活的不满。下海挂职以后，他认识到了文化人清议的另一面：不切实际的东西太多，可操作性太差！他现在最关注的是怎样将清议变成一种法定的政治制度，一种法律的监督力量。因此，当他出于平民的立场考虑某种问题时，会自然而然地兼顾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目光和视野就不那么狭隘了。
有人曾说，周梅森下海是为了了解、掌握时代的发展脉络，周梅森纠正了这一点："我下海是为了赚钱。"从赚钱获利这个角度看，他也许有些失败，但下海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从一个书斋式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弄潮儿，让他对这25年的经济改革历程有了切身体会，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他还没怎么动用，正准备动手开发，写一部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他将对这25年的经济发展做一次全面的展示，对一些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道德与价值的判断，对资本及资本家的原罪、改革与改革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如果没有商场上的失败以及股市上割肉的惨痛，我不会对经济问题如此熟悉，也不敢写这类题材的作品。再比如说，给我带来巨大名声的政治小说吧，其实也是另一种失败的产品，政治上的失败。我这个人对政治充满热情，真心想当官，而且自认为能当个好官，可迄今我连小组长都没当成。于是，我不停地斗争，不停地失败，再斗争，再失败，最后便把这种政治上的失败全转化成作品，把人家的行为艺术变成了自己兜兜里的money！"别人不断表演，周梅森则不断地卖门票，从这个角度来讲，周梅森赚了大便宜。所以，失败与成功对周梅森而言只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而已。他既然在14岁的那个早晨就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作家，终生的使命当然是不断地从事艺术创造。因此，政治上的失败也好，经济上的失败也好，他都会把它看作生命的一种体验和写作的素材。对他来说，创造力枯竭，写不出好作品才是最大的失败。
周梅森书语
读书提升生命的质量。
多读好书，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你的生命才会不断增加一些必要的重量，你做人做事才能更有信心。
"反腐"不能全概括
《我主沉浮》、《国家公诉》、《至高利益》、《绝对权力》，这四部响当当的作品给周梅森戴上了"反腐作家"的头衔，他自己却不认同这个称号，因为"反腐"不能概括他小说的全貌。他说："我的作品内容很丰富，涉及到国家、民族、时代进步等各方面，其中许多尖锐复杂的矛盾，不是一个'反腐'所能概括，'反腐'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