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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岳川的理解当中，哲学就是学会死亡。人面对死亡会很害怕，但是哲学慢慢让他明白了人总是有生有死，不管这个死是慷慨赴死也罢，唯唯诺诺害怕死亡也罢，但死的意义却不一样。
"一部《红楼梦》，整体地影响了我的生死观、价值观、爱恋观，而其中博大精深的词语对我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更是不可忽略。"王岳川说。
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一本《青春之歌》会对王岳川影响如此之大，王岳川说自有它的道理。当初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是一棵"大毒草"，但在他看来，这本书却是使很多人走向北大的一个桥梁。最初，他读不懂里面的微言大义、豪言壮语，但是有一点却对他影响很大，那就是书中人物的精神气质，尤其是他们穿着长衫、围巾往后一背、脚上穿着圆口布鞋的那种朴素，让他对北大有了一种神往。一本书能使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的小孩敢和北京大学这种宏伟的理想联系起来，不得不让人惊讶。
更何况那会儿王岳川还不知道大学为何物，大学有多大，教室有多大。
多年之后，王岳川终于实现了他读《青春之歌》时的梦想。
阻力熬不过毅力
1977年，他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说起这段经历，王岳川直说当时真是不可思议。之前，王岳川下过乡，当过工人，又被很多单位借调去做一些文秘工作。他深知生活很艰难，觉得没什么前途，很灰心。但有一点他一直坚持着，好好锻炼身体，每天早晨他跑10公里，晚上游1000米，一年四季从不间断。这种枯燥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发生了改变。
那天，王岳川从山上跑下来，正好县城的广播站在放《新闻联播》，说教育部从今年开始恢复高考，这对王岳川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就好像在漫漫黄沙的戈壁滩上看到了绿洲、看到了水一样。王岳川飞快地跑回家，对父母说了这件事，但父母并不是很关心，说高考是什么？他说我可以通过考试进大学了。父母听了却不以为然，对他说能上大学的肯定都是些干部子弟，有你什么事。他和单位领导说了这件事，没想到很多很多的阻挠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王岳川说，人一定得有毅力。如果当初王岳川听从了某些人的劝告，屈从了某些人的压力，就不会有今天了。
这些阻挠并没能阻止王岳川参加高考的热情和决心。他像疯了一样，到处找领导说一定要考试。结果单位领导为了不让他考试给他加重了工作。王岳川就把那些复习的书塞到办公桌的抽屉里，在工作之余把抽屉拉开一条缝，读考试资料。终于有一次，他的这种行为被领导发现了，就开会批他。
在单位看不成书了，王岳川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每天回家熬通宵。他是抱定了要考的决心。那年的高考在冬天举行，王岳川家里没有暖气，母亲心疼他，就把两床被子缝成睡袋状，让他钻到里面读书。在那个物质贫困的年代，一切困难、阻力最终还是没熬过王岳川的毅力。
考试之前，王岳川找到领导苦苦哀求，最终领导同意了，给他放了七天假。考完了，王岳川人也垮掉了，在床上躺了整整七天，脑中一片空白。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成绩出奇地高，超过了北大的分数线。因为他当初根本不敢报考北大，他觉得北大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结果他被四川大学录取了。进了川大以后，他听老人说"不知古代，就不知今天"，"不懂得传统，就不懂得现代转型"。于是，他第一次走近了善本书。
熟记杜甫的名篇
用一句话概括，王岳川在四川大学读本科的时代，实际上是研究唐代文学的时代，是研究杜甫的时代。
王岳川的毕业论文选择的是做杜甫。那几年，他天天泡在善本书里看历代关于杜甫的诗评、词评，还看一些相关著作。最后他的论文写了九万字，而当时本科论文只要求写一万字。那会儿做学问很艰难，但王岳川想的却是：艰难，会记得深。当年他曾发誓要把杜甫的两千多首诗滚瓜烂熟地背下来，尽管到现在他还没做到，但至少他已经做到了把杜甫的名篇熟记于心。
对于王岳川来说，研究杜甫使他从研究《红楼梦》的境界又提升了一些。从研究杜甫开始，王岳川感觉有一种新的眼光升起来。那段时间他总在想：一个学者或艺术家不能总是咀嚼自己那点痛苦，应像杜甫那样，大气一点。
因为杜甫在成都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成都留下了杜甫草堂。从四川大学到杜甫草堂有很远的路，王岳川反复倒车然后又走了很远才到杜甫草堂。他之所以这样做，为的就是在竹林、鸟鸣、花香当中去回味杜甫的生活场景。对杜甫诗歌的理解，对他后来的文学道路的影响举足轻重。之后，他写出来的东西不再是一地鸡毛的东西，不再有假惺惺，不再有做作。为此，王岳川倡议今天的诗人多读点《杜甫全集》、《杜甫诗歌》。
北大的迷茫生活
从四川大学毕业后，王岳川进了教育部工作，但是感觉很郁闷，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于是下定决心考北大。1984年，他在北大哲学系进修了一年，1985年，他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
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苦恼也随之而来。当他走进北大图书馆时，他吓了一跳。尽管现在王岳川藏书已近一万册，但是比起当时北大的四百万册藏书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后来王岳川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说:"进入北大图书馆，我看到的不是书，而是思想者的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穿梭于一排排的书架间，王岳川能感受到那些不死的灵魂在向他诉说过去的历史。那时，他最痛苦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天下学问都在这儿了，我进宝山是空手而回，还是什么都抓一把最后却什么都抓不着呢？王岳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苦恼和迷茫。第二件事是别人的学问是巍巍高山，我只是一扌不黄土，我该怎么做呢？没进这座宝山，很向往；进来了，却很迷茫。
"一个人做一辈子学问可能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心怀宽广的思想家。仅仅做一个专家是不够的。"想来想去，最后王岳川选择了一本书--《文艺现象学》--一本英文书来翻译。翻译这本书成为王岳川从中学转向西学的一个转折点。这本书虽然并不厚，只有20万字，但却花了王岳川一年多的时间。进入北大后，他发现西学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空白，不补不行。所以后来王岳川提出了做学问的16字心经：古代根基、西学视野、当代问题、未来远景。一本《文艺现象学》，让王岳川理清了哲学、语言、人的意义，也让他走出了苦闷的时代。
很早以前，在大学里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搞古典文学的和搞现代文学的不对话，因为无话可说。"这怎么行啊，必须得让传统和现代对话。"于是，王岳川成了这个思想的领军人物。
不断非我的过程
1997至1998年，王岳川又开始苦恼。这次苦恼的是因为读书、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链条，写了这么多，还写些什么？境界是自己一级一级提升的，于是他不断地否定自己，总想弄点新东西出来。
在北大做学问，其实就是一个非我的过程。做了十年西学，王岳川开始思考：难道我今后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吗？难道我就是一个西方文论研究者吗？他发现：迄今为止，没有几个真正做学问的是仅仅研究西学的。所以，在他看来，仅仅做一个搬运工，"拿来主义"是不够的，这只是第一步。于是，王岳川又开始回归，回归到了当年做唐代诗歌的过程。
1997年，他决定转型研究中国问题，开始思考21世纪中国在亚洲文化发展的关键，肩负起了中国文化输出的重大使命。
王岳川这么多年总在为中国文化的存在找理由，总在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找一种合法性，总在为中国文化不完全变成西方的垃圾文化、流行文化，保存一些合法性、合理性而努力。
王岳川越来越感到"文化定输赢"，东方文化应该成为21世纪全世界的重要思想。"到北大已经20年了，如果只是拿着这份工资等退休的话，那么我当初读《青春之歌》走向北大的路就还没有走完。"所以王岳川最后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最后想读的一本书，就是《东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