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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那天，我去了一个国际合作医院的住院区，这个医院名不虚传，整个住院区象一个花园一样，绿草如茵，鲜花盛开。我特意买了一大把鲜花准备作为礼物送给我要见的这个人。特护病区管理得很严，每经过一道门，都要查验一次手牌，走了很长一段，我在一个病房前停下来，两个干练的小伙子微笑地看着我，我把手牌递过去，他们认真核对，又翻开记录查验说，“赵老师是吧？”“对。”我答道。“面试？”“对——”我说。“那么祝您好运。”两个小伙子礼貌地说。
房门打开，我抱着鲜花走进去，房间很大，有一股浓重的来苏水味，周围全是大大的落地窗，房间中所有的物品似乎都是白的，家具、冰箱、窗帘，还有桌上的一枚白色的指甲刀。
一个女人睡在屋子中间的大床上，她很瘦，脸色枯黄，眉毛稀疏，头上戴了一顶白色的睡帽，她双目紧闭，安静地睡在被子之中。我悄悄坐下来，把花插入一个花瓶。这就是那个人吗？我暗暗地想，就是她曾经给了一个年轻人生命中的震撼吗？
恐怕过了二十多分钟，冯薇才轻轻叹了口气，翻了个身。我想了想没有动，过了一会儿，她闭着眼睛问，“是赵先生吧——”
“是。”我说。
冯薇摁了铃，一会儿门外的护士进来，把她轻轻抱起来，让她靠在床头，给她的身后垫上厚厚的枕头。冯薇的脸这时完全暴露在阳光下，她的脸是那样枯黄，瘦削如同秋天里正在掉落的宿叶。
“刚被我打发走一个知名学者，他说的没什么意思，把我说困了。”冯薇这时抬起眼皮，她的眼睛认真地在我脸上扫过，然后她用一个病人的口吻百无聊赖地问，“那么，赵先生，你有什么特长吗？”
我没说什么，而是掏出一本地图册，走过去递给她。冯薇接过地图册默默无言地翻开，我慢慢坐回沙发，屋子中只有地图册哗哗地轻响，我认真地盯着冯薇的手指，瘦瘦的、苍白的，有节律地弹动着，她翻到的每一页我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我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过了很久，冯薇抬起头瞟了我一眼，然后合上地图册，她有些意兴阑珊司空见惯地说，“赵先生，这本地图册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去过其中的60％的国家。”我说。
冯薇听了这话一愣，过了一会儿，她忽然笑了起来，而且笑得有些异常。
“您，怎么了？”我试探着问。
“是不是有人告诉你我是地理系毕业的，肯定喜欢地图，因此叫你去背地图参加考试。”冯薇问。
我也一愣，没想到她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想了想只好说，“是，您怎么知道？”
“不是我知道，是另一个人知道。”冯薇说。
“谁？”我更加惊讶地问。
冯薇又笑了笑，她枯黄的脸上这时扬起一丝生动，她对我说，“原先我有个老师，实际上是我的校友。他这个人瘦瘦的，眼睛很大，人非常非常聪明，简单说是个天才。他是第一批应聘成功者。当时他就用这一招取得了我的欢心。我感觉得出来，他来时对我带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感，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很舒服，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彼此融洽，他为我莫名其妙地做了很多事。直到某一天，他发现一个秘密为止。”
“什么秘密？”我问。
“这个秘密就是我并不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冯薇冷静说。
“什么？”我一下子大吃一惊。
“没错，他反复核实，最后又详细讯问了我的情况之后，才做出这样的判断的。”冯薇说。
“……”
“那一天，他异常失落，平日的灵牙利齿全都没了。第二天他就在电话里向我请辞。我十分理解他的沮丧，就好好安慰了他一番，然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冯薇说。
我简直什么也说不出来，就剩下张嘴了。
“不过前一阵，他又来过一趟。他拜托了我一件事，他说，如果有一个人采用同样手法取得了面试资格，你就把这件事告诉他，这个人不太爱用脑子。”冯薇说。
我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妈的，这是怎么了，原本我是准备来扮一次老师的，循循善诱地讲一些事情，然后问出我一切想问的东西，可谁想到我刚一坐定就忽然被别人上了一课。这一课上得太突然，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听完这堂几乎是猪吃老虎的课，我就直奔学校。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那个医院的，我的脑子里全是出其不意的震惊。
在学校的资料室我又调看了303日志，没错，在日志中果然根本没有出现冯薇的名字。这一点我搞错情有可原，因为我原来就没注意分辨她们谁是谁，可朴一凡怎么可能搞错呢？难道他也会犯下这么愚蠢而简单的错误吗？况且看样子，朴一凡十几年来一直把这个错误当做某种信念牢牢记在心底。
这太令人惊讶了，我得到的不是什么经验和洞察，实际上朴一凡这个王八蛋让我完整地经历了他的错误。那么我那个受到启发的夜晚究竟是什么？它也许不是一道一闪而过的星光，而仅仅是宇宙中的海市蜃楼。
朴一凡曾经说过：你别以为爬到树尖就离月亮更近，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已经永远无法到达月亮了。
怪不得他会干笑，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对不上。那个年轻人的偶像实际上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由于目瞪口呆的时间太长，年轻的女校友又一次走了过来，她俯下身好心地问我，“同学，您又怎么了？”
“没事，我只是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我说。
一次联合课题组的扩大会议在饭店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召开。这一回坐在主讲人位置上的不再是我们的头头，而是饭店的高层管理人员，刘先生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旁陪着。管理人员面沉似水，他们认为我们最近的工作毫无效率，磨洋工之嫌颇重，似乎想将这件事拖入到旷日持久的状态中，并且使之淡化，最后达到不了了之的地步。
我的同行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进行了反驳。他们利用饭店管理人员在科研知识上的缺憾，提出了百八十项似是而非的科研成果，打算拿这些“成果”整体做价以充抵名画的欠款。做为内行，我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成果并没有一项是具有真实意义的，但作为这个团体的一员我必须保持沉默，这首先是个道义问题，其次我知道这样的谎言还是为了拯救科学的现实存在。
可科学本来是要我们讲真话的，一个正确的观点应该准确地表达客观实在。
我就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中听着大家喋喋不休地争论着。一方面我惊讶于我同行的大胆而轻率，他们所有没有经过严谨证明的观点都想转化为生产力——就是换钱。另一方面饭店方面的精明与世故也让我叹为观止，他们顽强地拒绝着任何所谓成果，以异常普通的大众语言挑剔着科学家似乎缜密的论述，实际上他们的对抗基础就是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他们仅仅从这一点出发就知道我们在说谎。
如果说谎是印币的两面，那么科学家与人民都在做着同一件事。
为了折衷，有的科学家别出心裁地提出出租科研所的部分或全部房产，由饭店去进行商业经营。但饭店方当场拒绝了，他们认为科研所地处偏僻，周围商业环境不好，他们早就想过是否能把整个大院改成一个集娱乐消费于一身的娱乐城，但是有两点让他们望而却步：第一，这个地段根本没有商业与消费传统。第二，那些游手好闲的科学家们怎么办？转业成为娱乐城的服务人员不可能，但简单而直接地开除他们又承受不了社会压力，这个社会毕竟还是存在着名义上的道德。
讨论在乱糟糟的气氛中进行着，我基本上是一言不发。我知道有人对我不满，作为朴一凡的师弟我似乎在道义更有理由补偿他的错误。但我却痴痴呆呆坐在那里，仿佛事不关己一样。
实际上，我的脑子开始想另一件事：那就是冯薇的否定性结论给我带来的震惊。朴一凡肯定在昭示我什么，他储心积虑让我完整地地经历了他的错误，一定想说什么。
开完会我又坐到电脑前。会议上压抑的气氛使道义的压力在我身上逐渐加重，因为自私我一直隐瞒着那个e—mail地址，可这一回我不得不为大家说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