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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并不增加风险。实际上，风险存在于β制定之前，让我们看看巴菲特
买《华盛顿邮报》的例子，当时《邮报》的市场估价是8000万美元，假使在
他购买之前价格下跌一半，它的波动性就越大，因此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它的
风险更大。巴菲特尖刻地说：“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花4000万比花
8000万的风险更大。”
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把辩论的双方召到一起，那年是格雷厄姆和多德
的教科书发行15周年。巴菲特被邀请代表格雷厄姆和多德一方发言，来自罗
杰斯特大学的麦克·C.江森代表学者一方。江森是个虔诚的信徒，他在1978
年写道：
我相信经济学中没有比有效市场理论更有经验证据的理论。
事实上他警告持异议者说，“该理论作为生活中的事实而被广泛接受，
如果有哪些学者违背它而提出什么模式的话，他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由于江森的训导，该理论，尤其是β概念已无人敢反对了。现在哥伦比
亚大学的尤利斯大厅里挤满了巴菲特这样的投资者。面对众多的听众，江森
换了种严肃的口吻。他觉得自己就像“火鸡猎会开始前的一只火鸡”。
但这只火鸡可不容易制服。江森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抽象的观点：对公开
信息的分析不能导致获得对应的利润。然后他举了一些例证，都是特例。不
过他好像承认了优秀分析家存在的可能，但从整体上仍嘲笑这种职业者。人
们向股票分析家咨询就像请教牧师一样，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
由于科学的解释是没有已知答案或（更糟）根本无答案的，人们不满意——这种情况下，
他们非常愿意制造一些答案或花钱请人为他们编答案。
于是，股票分析家成了继“卖假药的、通灵者、占星术士和祭司”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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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一代精神骗子。为反对这些异端的玩股者，江森要求承认有效市场理论
的“科学性”。当时与会的都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明星学生们”，江森还
断言很难说“他们”是否真的很杰出，理由是著名的“选择倾向问题”。
如果我调查一些不杰出的分析家如何用掷硬币来做决定时，我敢说有些人一轮中有两次
是面朝上，甚至有10次是面朝上的。
巴菲特不可能要求有更好的解释了。多数钱商不能做得比掷硬币者好的
例子已被反复使用。但是人们除此之外，就再看不到别的了吗？既然多数交
易所是杰出的人达成的，那么一般的选股人也只能望其项背了。问题是有效
市场中是否有足够的漏洞，使得一些身分不明的集团（组织）从中谋利？
巴菲特借用了江森的例子，讲了一个“全国掷币比赛”：全国每天每人
掷一次硬币，尾朝上的人被淘汰，那么20天之后全国就只有215个掷币人了。
现在这些人很可能会有点趾高气扬——这也是人之常情。也许他们会尽量表现得谦虚一
点，但在鸡尾酒会上常会对漂亮的异性承认他们的技巧是什么，他们对掷硬币领域的高
见是什么……于是一些商学院教授们会粗鲁地指出，如果让2亿2500万长臂猿来掷硬币
的话，结果也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最后的那些长臂猿大多是从同一个动物园——或者更明白点，
从奥马哈——来的，人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怀疑动物饲养员与此有关。巴菲
特的观点就是这些老能掷出正面来的，的确来自同一个动物园——“格雷厄
姆和多德的智囊村”。接着他标出了39个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财务经理的纪录
——巴菲特与他们都有长期的私人联系。从雪茄 （沃特·施洛斯）到特权股
票（比尔·瑞恩），他们的口味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长期在市场中立于不败
之地。而且每人都具有格雷厄姆和多德的特征，即寻找市场价格与价值不符
的股票。他们从不关心股价是周一高还是周二高，是1月高还是8月高。
巴菲特发现其实学者们也在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只是研究可度量的问
题而不是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一位朋友（查理·芒格）说过，拿着鎯头的
头儿们看什么都觉得像钉子。”
巴菲特好像特别讨厌母校的观点。他愿意每一两年来哥伦比亚大学讲一
次课，但不愿捐钱。商学院院长约翰·C.巴顿说：“他很坦白地告诉我说他
认为教育不是靠钱来提高的，再者就是商学院教的东西是他所反对的。他很
敌视有效市场理论的研究。”
巴顿——他也买了一些伯克希尔的股票——认为巴菲特的理由是合乎情
理的，但无远见得出奇。巴菲特经常个人借钱给格雷厄姆，但巴顿要求他给
学校捐点钱来培养未来的格雷厄姆和巴菲特时，他总是拒绝。
哥伦比亚的教授不像多数大学那样一边倒。它常雇华尔街上的杰出人物
来校讲课，其中有些人讲的就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方法，但金融课程学的还
是有效理论。到校书店的商业书栏看一圈就能发现，学生们无需知道格雷厄
姆和多德的名字，对价值投资一窍不通的照样可拿商业硕士学位。大学最后
设立了一个格雷厄姆和多德的位置，奇怪的是却把它交给了布鲁斯·格林瓦
德；他学的是市场投资理论，与钱结婚的人。他在期货上赚了一二百万后又
赔在石油上并与老婆离了婚。“在投资上我是个十足的白痴。”他很和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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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他搞投资是出于投机。他请巴菲特来客串讲课，同时又认为不可模
仿他。“我对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观点很同情，”他说，“但我不是他们一伙
的。”
当时的华尔街充斥着这种理论。人们趋向于“精确”的股票分析。经纪
人注重按组选股票而不是选具体的某种好股票。大约在1979年，杰克塞·本
曼的决策者有段著名的话，他说他不希望分析家像自主的企业家那样独立地
分析股票，也就是不像巴菲特那样。
80年代股票期货的出现标志着这种理论时代的到来。学者们说过投资者
是不可选股票的。现在他们不用试了，只要在整个市场中掷掷飞镖就可以了。
1982年巴菲特敦请众议院下的监督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禁止发行这些
期货。“我们不需要让更多的人用这种毫无意义的工具来赌股票市场的走
向。”巴菲特写道。他预言并警告说，这些期货将引起大量的投机行为，损
害多数股东们的利益。
人们很容易把期货和股票混为一谈，它们不都是投资吗？这是个值得讨
论的问题。期货是对市场走向的无代价预计，它不是为企业积累资金，而吸
收资金却是股市的根本目的。期货不在企业经营上下注，而是对未来下注。
80年代，资金大量涌向期货业和一些模拟市场平均水平的“定向基金”，
（方式是买各种股票或一定合理比例的股票。）经纪人放弃了投资；转向整
个市场——未来他们在市场中的作用是通过寻找便宜货和卖出高价股票来实
现价格合理化。到1986年，总计有1000多亿美元就是这样“被动”经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