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并非显而易见
我们尚不清楚这些新技术将引领社会科学走向何处，但可能不会是孔德和帕森斯等社会学家梦想的那种简单普遍的法则，因为社会可能并不受此类法则的控制。与何时何地都同样发挥作用的重力不同，同质性的出现一部分源于心理偏好，另一部分则源于结构限制；与定义明确的质量和加速度不同，社会影响有时候是集中的，有时候又是分散的，而成功则受个人选择、社会约束和随机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可以精确地分析其作用的物理学中的力不同，人类行为的表现受外在激励与内在动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驱动；与有没有我们都会照常运作的物理现实不同，社会“现实”离不开人们的感知，而这种感知既受我们自己心理偏见的影响，也受外部种种特性的影响。
换句话说，社会远比物理世界复杂，我们越是了解它，它就越是复杂。这导致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拥有像物理学那样精确、普适的社会学规律。但是没关系，虽然物理学凭借一些极为普遍的法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并不意味着这是科学发展的唯一道路。生物学目前也没有普遍的规律，但生物学家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科学的真正本质并不是要展现出什么特定的形式，而是按照理论、观察和实验的科学程序逐步揭开世界的奥秘。当然，这些程序并不是为了发现某种规律，而是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如果我们不再纠结于寻找社会科学中的一般规律，而是把关注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或许更有可能取得进展。
我们有望解决何种问题呢？更确切地说，这又回到了我在前言中提出的问题，社会学家有望解决哪些普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诚然，任何会思考的人都能通过反省搞清楚：我们受到了亲朋好友观点的影响，事情发生的背景很重要，所有事情都是相关的。当然，即便没有社会科学的帮助，这些人也能知道，认知很重要，或者人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钱。同样，人们稍加思考也会知道，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运气所致，预言可以自我实现，即使是完美的计划也常常受到意外因素的影响。任何会思考的人也会知道，未来无法预测，过去的付出并不能确保未来的回报。人们也会知道，人是有偏见的，有时甚至是不理智的，政治体系中充斥着低效和矛盾，有倾向的说法有时胜过事实，简单的故事会掩盖复杂的真相。人们可能知道，或者至少听说过很多次以至于都相信了，每个人通过“六度分隔”就能与其他任何人相识。总而言之，当讨论到人类行为时，社会学家发现的东西，无论是多么难以理解的结论，会思考的人可能早就认为那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
然而，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是如何被整合到一起的，我们并不清楚。比如，虽然我们知道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热门电影、书籍和歌曲比普通作品要成功得多，但我们不知道，作用在个体层面的社会影响是如何在整个市场中推动不平等和不可预测性出现的。同样，我们也知道社交网络中的人往往会聚集在相对同质的群体中，但我们却无法通过观察推断出，这些模式是心理偏好所致还是受结构性约束的影响；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正是由于这种局部聚集，个体可以在大规模网络中通过短短几步就能接触到遥远的陌生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承认未来不可预测，但我们不知道，通过更仔细地考虑各种可能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可以被消除多少；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不可预测性中有多少和掷骰子一样是内在随机的。我们更不清楚，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之间的平衡会如何改变我们为应对未来意外事件所制定的战略，或者会如何改变我们对观察到的结果做出的各种解释。
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社会科学才有望超越仅凭常识和直觉就能达到的高度，取得真正的进步。此外，随着这些难题得到解决，我们还可能发现类似的机制在很多问题中都发挥着作用，这或许能指引我们发现默顿在20世纪60年代想过的那种“中层理论”。通过研究文化市场中的社会影响，我们能了解到经济激励和个人业绩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还能知道些什么呢？比如，我们曾研究发现，人们在政治态度上的实际相似性与自认为的相似性之间存在区别，那我们如何将这一发现与社交网络中的同质化现象联系起来呢？这些发现又能告诉我们关于社会影响和集体行为的什么信息呢？我们如何将网络搜索、社会影响、决策制定、激励与业绩、认知、两极化与不平等、社会公正、经济政策等社会科学中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能否解决上述问题，目前尚不知晓，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是永远不可能被精确地量化的。因此，无论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如何影响这些领域，社会学家的传统工具（文献研究、现场调查、理论模型和深刻反思）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无论我们掌握了多少基本科学知识，那些最复杂、最紧迫的现实问题，比如如何在社会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或如何设计出某种制度以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也一定不能用工程方法来“解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寻求一些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比如，第7章中提到的自助法、现场实验，或者约翰·罗尔斯和迈克尔·桑德尔等政治哲学家一直提倡的民主协商法。但准确的因果关系可能永远让人捉摸不透。
我们可能需要同时使用所有我们掌握的方法和资源，尝试自上而下地理解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世界的运行方式。这个工作量很大。默顿在40年前就指出，我们之前已经先后在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做过类似的事情。60多年前，随着DNA的发现而开始的基因组革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组织或个人承诺会提供更多的医疗手段，而它实际能做到的并没有这么多，但这并没有阻碍我们投入大量资源继续进行医学研究。26那为什么用于理解城市贫困、经济发展或公共教育等社会问题的科学这么不受重视呢？这不合常理啊。我们也不能再口口声声地说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研究工具。正如望远镜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天文学研究一样，通过测量不可量化之物，手机、网络、互联网通信等方面的技术变革也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以及我们交流的方式。默顿所言极是，社会科学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开普勒。300年前，亚历山大·蒲柏曾指出，研究人类的关键不在上帝手中，而在于我们自己。如今，我们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望远镜27，那就让革命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