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青春期和成年后的发展
在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孩子的外表开始出现急剧变化——有些孩子要比其他孩子早一些：一个十分稚气的小学生经过几年的发育，已经成长为年轻人，无论身材还是外貌都已经像成年人。但是，这个年轻人还不必立即承担成年人的所有责任，因为年轻人还有机会，他们可以慢慢准备接受社会今后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
他们在成年之前，他们需要作出许多抉择，这些抉择是在一个或长或短——取决于个人——的过程中形成的结果。这一过程显然是年轻人努力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他是什么人，他想成为什么人？什么样的职业活动今后会使他满意？他想追求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方式？他究竟偏爱哪一种生活方式？年轻人需要作出一系列抉择，比如，婚姻对他来说是不是问题，他想从事什么职业，他想在哪里生活和怎样生活。人到中年，回首往事时，感到活得很满意还是很失望，这都取决于他在年轻时作出的抉择。
现在，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评价比几十年前更乐观，因为医学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生活质量，许多老年人的智力还很活跃，总体上说更富有活力，因而在整个行为方式方面看比他们父辈和祖父辈在这个年龄时显得“年轻”。
本章将作一次穿越成人期的“旅行”，并揭示哪些“人生关键事件”会使人放弃原有的生活习惯，提出新的要求。这是一个有了人生伴侣和事业升迁、年富力强的成年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还能提出什么样的个人目标，以便重新评价自己。对于一个年届不惑的人来说，“生命已过去了一半，只剩下另一半”；他通过自我评价，还可以作一次抉择，彻底改变自我。这一代的许多人即使年龄再大一些也应当遵循作家乔治·艾略特描绘的指导性目标：“想做本来能做的事情永远不会太晚。”
3.1 青春期
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一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何时和怎样结束儿童时期、进入或被要求进入成年期，都有自己的观念。在以西方价值为取向的社会里，在达到成年状态之前还规定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青年时期或青春期。青年时期从身体的发育成熟开始，但是年轻人在结束青年时期时仍然不能独立，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就业准备需要更多时间而延长了青年阶段”。（Kracke ＆ Silbereisen，1994）
青年人虽然不再被视为孩子，但是他们同时也不能承担成年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青春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在这一过渡时期会发生哪些变化？青年人应当满足哪些要求，以便迟早能被视为成年人？信息框3.1中所表达的批判性的声音认为，少年、青年和成年人之间的区别正在逐渐消失。
信息框3.1
童年、青年和成年人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吗？
历史变迁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分离 。媒体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把童年的形成与古罗马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古罗马第一次产生这样的观念：保护孩子不受成年人秘密的影响，因为人们羞于在孩子面前说某些话和做某些事。波兹曼解释说：“没有养成羞耻感，就不存在童年。”（Postman，1982）但是这些观念在中世纪首先消失了。直到15世纪中叶，由于约翰奈斯·谷登堡的发明才再次出现了转机，因为根据波兹曼的看法，印刷机使人对成年人产生了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是以阅读能力为基础的。与此相应也形成了对儿童的新看法，而形成这种看法的基础是没有阅读能力。然而又过了大约200年，这种看法才得以实现，因为直到18世纪人们才逐渐相信，孩子有自己的身份。因此孩子和成年人日益产生分离，明显的羞耻感再次形成。成年人再次保护孩子不受诸如金钱、性、暴力、疾病和死亡等“秘密”的影响。
电视时代的“童年” 。首先根据波兹曼的看法，电视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引领了一场革命，直接导致了童年的消失。年少和年长的观众坐在一起看电视。波兹曼认为，电视的下述特征助长了童年的消失：
——电视里的所有节目都是影像故事，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理解差异消失了。
——电视播出以前只属于私人空间的内容，脱口秀和连续剧打破了所有禁忌。
——儿童直接面对充斥着淫荡、暴力和残忍的内容。
——由于电视，有羞耻感的观念遭到蔑视，暴力、性和羞耻感像日常事务一样被渲染。
——无秘密可言，因为儿童和成年人一样可以收看这些节目。
必须注意界定对儿童的信息加工 。波兹曼断言，现代媒体能够同时面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甚至模糊了年龄之间的界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此——错误也在于此——不一定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家，比如所有的教育者真的会否定年龄之间的界限。现代媒体是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里，知道“照顾性空间”，了解其对儿童和青少年发育的意义是一种文化成就。媒体时代的家长和老师非常清楚，儿童和青少年对含有暴力和性的节目内容的理解不同于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此外，他们还没有多少经验。媒体时代的成年人知道这一点，因此努力帮助孩子消化经验。儿童和青少年不得不放弃年长者的引导和帮助，这才是问题，因为父母要忙于工作或者其他家庭之外的日常事务，他们的孩子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照顾自己。（Elkind，1981）
童年“消失”过程中的畸形发育的危险 。如果年轻人在孩童时就积累了成年人才应该有的经验，那么，就可能出现到青春期才会表现出来的畸形发育。艾尔金德认为，对性、毒品、香烟和酒精的尝试或者对过分的冒险行为的偏好，是对环境的反应，因为环境使年轻人心理上还未作好充分准备时就接触了大人的经验和问题。但是，应当帮助那些行为古怪，甚至已经犯罪的青少年，他们生活在一个“童年正在消失”的社会，因而应当“善待”未满21周岁的青少年。
3.1.1 入学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发育阶段
青春期年龄段 。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具有一定的生理特征。从性尚不成熟的孩子成为有生殖能力的人这个身体发育过程的最初征兆一旦出现，早期青春期就开始了。青春期开始以后的一个阶段，即10—14岁的时候，才谈得上身体的快速成长。（Markefka，1999）在这一时期，年轻人与父母和同龄人的社会关系也会发生变化。14—18岁的这一年龄段也被称为后期青春期，因为孩子们在这几年里越来越不依赖家庭。达到法定年龄，即年满18周岁，就可以认为青年期行将结束，因为到那个时候父母的权力行将中止，而年轻人已经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成年初显期 。许多青年在达到法定年龄时还没有心理准备，还不能张口闭口自称成年人，因为确切地说，年轻人要拥有成年人的身份，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他们认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Arnett，1997，1998），按照阿奈特的看法，成年人必须
——完成学业；
——有一份工作，经济上完全独立；
——通过婚姻或同居接受一个伴侣的约束，而且／或者
——承担父母的责任。
杰弗瑞·阿奈特建议，把从十八九岁开始的这段时间称为成年初显期。（Arnett，2000）初显期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开始成年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视个人而定。阿奈特还指出，他发现，18—25岁的人大多数还在为了职业而接受持续不断的培训和学习，“而30多岁的人大多数已有稳定的职业；18—25岁的人大多数还没有结婚，而30多岁的人大多数已经结婚；18—25岁的人大多数没有孩子，而30多岁的人大多数至少有一个孩子。这样的比较还有很多。成年初显期和早期应该被视为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对它们的开始和结束却不能一概而论。（Arnett，2000）
3.1.2 身体上的变化
身体加速发育后的比例变化 。女孩在9岁半—14岁半时（大多是在10岁时），男孩一般要晚一些，也就是说在10岁半—16岁时，身体会显著增高，这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性成熟期。女孩在这一时期身体每年会增高大约9厘米，男孩平均增高大约10厘米。（Remschmidt，1992）在身体快速增高以后，男性在身高上会超过女性。年轻男性的特征是肩宽腰窄，双腿与躯干相比显得略长；年轻的女性在身体快速增高以后，显得肩窄臀丰，双腿与躯干相比显得略短。
性成熟期 。性成熟期可以理解为年轻人在身体上获得生殖能力的发育阶段。在这一阶段，女孩的女性荷尔蒙的分泌显著增加。这种荷尔蒙促进胸部的发育和第一次月经的出现（初潮）；男孩的男性荷尔蒙会急剧增加，从而增进肌肉的发育、体毛的增多和声带的变化。个别女孩在八岁时就出现初潮，有的则到16岁时才会出现；欧洲的大多数女孩经历这一决定性的事情是在9—13岁，平均年龄为11岁。（Mazur，1999）大多数女孩在这一时期是不可能受孕的，因为有受精能力的卵子大多在12—18个月以后才会产生。（Tanner，1978）许多女孩在出现第一次月经时是喜悦和自豪的，因为这证明她们现在不再是孩子了，而是正走在成为女人的道路上。然而，几乎所有女孩对之后出现的月经都感觉很讨厌，因为随之会出现一些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伴发症状；因此姑娘们觉得“讨厌”、“麻烦”和“累赘”。
男孩性成熟期的开始要比女孩晚两年。（Mazur，1999）男孩第一次出现遗精的现象，没有多少统计资料可资证明。大多数男孩在14岁半—15岁时就具备了生育孩子的能力。（Tanner，1990）
插图3.1展示了不同性别的同龄人的身体差异。图中分别展示三个同龄的、身材比例各异的男孩和女孩。
插图3.1 同龄的男孩和女孩以发育为条件的身体差异。
早发育和晚发育 。青年人在青春期开始时积累了什么样的社会经验，塑造了什么样的自我形象，基本取决于他们身体发育成熟的早晚。毫无疑问，对于男孩和女孩来说，最好的事情是身体发育正常，也就是说与大多数同龄人的发育保持同步。但是，如果成熟的速度出现偏差，那么，早熟的男孩与晚熟的男孩相比，在有些方面就占有有利的条件。发育早的男孩更有力量，因此在体育比赛中总是占优。他们大多很自信，比较喜欢被人推崇，往往被推选担当领导任务（Petersen，1987；Tobin‐Richards et al，1983），虽然男孩的性早熟也会带来跟女孩一样的麻烦。（Mazur，1999）如果男孩的身高增长明显比同龄人缓慢，那么，他们往往会对自己身体感到非常不满。（Kracke ＆ Silbereisen，1994）
如果早熟的女孩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比如她们认为自己的体重超标，那么她们就会塑造不好的自我形象，因为她们没有理想中的苗条身材。（Richards et al，1990；Kracke ＆ Silbereisen，1994）此外，还可能在社会环境中产生汤姆·马左所说的冲突，“过早进入性成熟期的女孩在同龄人中卓尔不群，因为她们身材比较高、显得年龄比较大，而且具备了第二性征（胸部发育等）。因此人们对她们的行为的预期会超出她们的实际年龄，她们往往会因自己最初的性征而遭到取笑，她们面临被社会孤立的危险，可能陷于同父母的冲突。”（Mazur，1999）当然，对于她们来说，她们由于早熟的外表更可能较早地与大一些的男孩交往，他们会带她们吸烟、喝酒和建立性关系。（Silbereisen et al，1992）早熟的女孩学习不好和不负责任是屡见不鲜的事情。（Aro ＆ Taipale，1987；Simmons et al，1987）要命的是，她们对于自己面对的要求毫无心理准备。反正，在咨询机构积累了与青少年打交道的经验的心理学家担心，现在许多青少年不得不提前履行某些要求，积累父辈们长时间准备积累的经验。信息框3.1（见第106页及以下1页）介绍了孩子们可能面临的危险，除非他们有足够的机会享受童年，少年有更多机会成为青年。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体型的变化虽然非常引人瞩目，但大脑也会发生以成熟为条件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经历了青春期、很可能在进入成年期后才会结束。（Tanner，1999）这些变化很可能是决定性的，因为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新的思维质量。
3.1.3 认知发育
形式运算思维
偏好自然科学问题 。让·皮亚杰优先向测试对象提出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即物理或化学方面的问题。钟摆问题是证明这种偏好的一个例子。（Inhelder ＆ Piaget，1955）
例子
皮亚杰把测试对象带到一个房间，房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两根不同长度的绳子，此外，还有不同重量的钟摆，可以系在绳子的末端。要求测试对象回答，钟摆运动的频率取决于什么。如果加长绳子或者给钟摆一个有力的推动，摆动的频率会提高吗？如果从不同的高度开始摆动，钟摆运动的速度会更快吗？难道上述几种方法都起作用？（Inhelder ＆ Piaget，1955）
插图3.2 皮亚杰提出的钟摆问题
具体运算思维者对钟摆问题的回答 。十来岁的孩子考虑这个问题，完全从那些可能给他们指出解决途径的疑问着手。九岁的小男生猜测“钟摆来回摆动可能取决于钟摆的大小”，一个同龄的小女生可能会认为取决于钟摆的“重量”。但是，如果让这些具体运算思维者开始验证他们的猜测，那么，他们的做法就会很没有条理。他们在检验的时候可能会系上不同重量的钟摆，同时改变绳子的长度。比如，如果他们发现，用长绳子系轻钟摆要比用短绳子系重钟摆来回摆动得快，那么，他们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钟摆摆动的频率既取决于绳子的长度又取决于钟摆的重量。当这些孩子几年后达到皮亚杰所说的思维的最高阶段时，他们的解答方式就会有多方面的区别。
形式运算思维者对钟摆问题的回答 。回答钟摆问题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找出可能决定钟摆摆动的四个因素。找出这些因素之后，可以进行如下假设：钟摆摆动取决于
——绳子的长度；
——钟摆的重量；
——开始摆动的高度；
——对钟摆的推力。
事先不能排除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钟摆摆动的可能性。
当然，提出假设不等于已经回答了问题，接着还要逐一验证四个假设，因为在系统改变一个因素时，其他因素要保持不变。比如，验证假设时的步骤是由下面的想法决定的：“如果绳子的长度起作用的话，那么，我只要改变绳子的长度，钟摆摆动就会发生变化，而系在上面的是同一个钟摆，其他因素同样保持不变。”形式运算思维者用上述方法系统地验证了所有假设，最终会发现，“重量假设”是不正确的；而且他们会发现，钟摆摆动的频率只取决于一个因素：绳子的长度。
总结 。处于形式运算思维阶段的青少年，就像在验证假设时所表现的那样，能够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事情。具体运算思维还仅仅局限于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而形式思维者却能突破这个局限，能考虑到抽象的层面。但是，形式思维者不限于设想可能发生的事情，更确切地说，他们还具有一种逻辑系统，所以能够验证自己的假设并从观察中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对皮亚杰观点的批判 。皮亚杰描述了一个认知发育过程，他认为，只要达到形式运算思维的阶段，这一发展过程就顺利告终。他用来检验思维能力的题目选自自然科学的课本；这些题目（在学校里也大多如此）脱离了各种自然联系（“没有前因后果”），而且绝不会像皮亚杰和英海尔德所希望的那样，使人有兴趣回答。此外，认为一个借助形式运算能力能够回答某些问题的人，平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愿意运用这种能力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
皮亚杰对抽象思维的高度评价表明了他成长所处的文化背景的特征。人们至今仍普遍认为，只有发生在非常抽象的层面上的思维才可以说是科学的。难道从中可以得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新知识的结论吗？那些被普遍视为“抽象”科学的杰出代表的思维过程是怎样的呢？比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会支持上述论点吗？假定他也在非常抽象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其中包含非常复杂的数学符号。爱因斯坦本人也否认他的知识源自这种思维过程。（Einstein，1945）更确切地说，他也是使用直观的想象，用物体和事件的影像进行思考并“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从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他第一次发现相对论的时候，他想象怎样追逐一束光，怎样适应它的速度，然后便看到了由这种情景构成的画面。这种自我表白绝不是彻底贬低抽象思维，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皮亚杰和许多科学学科推崇备至的没有前因后果的抽象思维，是否也可能妨碍认识过程。
非常熟悉的问题中的形式运算思维 。一个人长期潜心研究某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熟悉，他在这个问题上就会采用形式运算思维。比如，一个人是物理学专家，他就能借助自己的形式运算思维解决这个学科的新问题，而不能也不愿意用这种思维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可见，是否采用形式运算思维，主要取决于本专业的学习前提。因此，英海尔德和皮亚杰提出的钟摆问题最好由物理系的学生来解答，而英语系的学生一定能出色地完成分析文学风格的任务；这种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所使用的思维能力不能成功地运用于陌生的领域。（DeList ＆ Staudt，1980）
成年人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日益熟悉，所以青春期过后，也更加愿意按照逻辑观点解决冲突和问题。有些发展心理学家甚至认为，必须承认思维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他们指的是后形式思维。
后形式思维 。皮亚杰认为，达到了形式思维阶段，就是实现了认知发育这个目标。对皮亚杰的测试对象在分析了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后作出的回答，只能作出两种评价：它们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关系方面，许多问题不是极其复杂，附带情感因素的吗？
例子
吉塞拉·拉勃维维夫和同事向不同年龄组的人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杰恩是出了名的酒鬼，尤其是在聚会的时候。杰恩的妻子玛利亚警告他说，如果他再醉酒回家，她就带着孩子离开他。（Adams ＆ Albouvie‐Vief，1987）就在当天晚上，他参加了生意伙伴的一个聚会，在外待了很长时间。回家时又是浑身酒气。——玛利亚会离开他吗？
年龄小一些的调查对象作出的回答明显是从陈规推导出来的。玛利亚一定会离开她的丈夫，因为他符合她之前所说的离婚原因。年龄大一些的调查对象附加考虑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他们的答案“比较成熟”，因为他们相信，解决问题有很多种可能性。他们认为玛利亚的警告不是最后通牒，并且承认，她的行为最终要取决于杰恩是否道歉，是否会对她动粗，玛利亚带着孩子是否能找到住处，等等。
成年人在回答怎样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时，往往使用这样的论断：“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不像皮亚杰的问题，有正确划一的答案，即使找到了答案，也只能是暂时的。（Steven‐Long，1990）他们的思维是由逻辑和情感共同决定的，而不是按照纯粹的逻辑进行思维。（Edelstein ＆ Noam，1982；Rybash et al，1986）
形式运算思维的高度的文化依赖性 。在非工业化国家，比如在第三世界国家，学校体制不太完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如果向在这些国家成长的青少年提出典型的皮亚杰式的问题，那么，人们几乎只能得到错误的回答。（Hutchins，1980；Rogoff ＆ Lave，1984）据此能够得出这些国家的年轻居民思维能力有限、欠发达这样的结论吗？这种说法必然被视为西方人自负的表现，因为人们只要仔细想想，南太平洋的居民不需现代化的导航设备，仅靠观察星象的位置、潮水、风向和地理条件就能够驾驶他们简陋的船只从一个岛屿驶向另一个岛屿，就一定会说他们具备很完善的形式思维能力。
思维集中于自身：自我中心主义 。青少年能够达到的思维发育的高水平，同时是由一种强烈的倾向决定的，社会各界根据夸张的自我中心论可以感觉到这一点。让·皮亚杰早就指出，青少年不能完全区分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现实生活的客观感觉，他们很容易混淆这二者。特别是在青春期早期，许多青少年相信，他们会受到同胞的高度关注。此外，他们往往相信，他们的思想和感受是独一无二的，成年人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大卫·艾尔金德描述了青春期自我中心主义的几种典型的表现形式。（El‐kind，1967）
幻想观众 。因为这一时期的青少年能够很好地体谅他人的想法，所以不禁产生这样的问题：他人怎样看待自己。他主观上相信，他周围的人都在关注他青春期的身体变化。女孩会以为，因为自己胖，所以所有的人看她；而男孩觉得，自己修长的双腿总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在一项研究中，把穿着印有巴瑞·曼尼洛肖像的T恤的大学生送到一个有其他大学生的房间，大多数穿着T恤的学生觉得这样出现在别人面前很尴尬；他们认为房间里至少有一半的人会立即发现这一点。其实只有23%的人注意到了这一点。（Gilovich et al，2000，2002）奇异的发型和装束所引起的他人关注要比自己想象的少得多，这要归因于“聚光灯效应”。青少年担心可能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这很可能使他们尽可能离群索居，躲避他人的目光。年轻的女孩经常长时间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脸，用化妆品认真地遮盖粉刺，因为她们无疑认为，那个心仪的男孩会立即发现这个“可恶的瑕疵”，可能因此而不再喜欢她。与许多成年人一样，青少年也容易产生“被人看透的幻觉”：他们确信，他们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不知怎么让外人知道了；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同胞，他们当然不具备这种X光的透视能力。（Gilovich et al，1998）
相信独特性和不可伤害 。一个女孩对母亲说，母亲无法想象，自己恋爱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Elkind，1978）这个女孩确信自己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她坚定地认为，别人、尤其是成年人从未有过这些经历。恋爱中的女孩可能也不愿意与母亲谈论自己的感觉，因为她们主观上认为，母亲不懂这些，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女儿的心事。
然而，如果一个人私下认为自然规律不适用于自己，那么，相信自身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也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青少年会因此而认为自己是不可伤害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是不受任何负面影响的。比如，他躲过了危险，没有成为交通事故的牺牲品，因此他敢于在公路上高速行驶和疯狂飙车。同样，年轻的女孩可能会低估怀孕和染上性病的可能性，因此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就轻率地进行性交。（BzgA，1998）
评论 。艾尔金德认为，青春期早期的男孩和女孩的自我中心论最初随着形式运算思维的形成而增强，然后，随着年轻人进入成人的角色，开始考虑同胞的观点。但是，我们确实不能犯错误，认为青少年比较无知。如果他们心甘情愿地抽烟或吸毒，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他无知了。在有些方面，比如在性的问题上，他们知道的甚至比他们的父母更多。（Beyth‐Marom et al，1993；Jacobs ＆ Ganzel，1993）事实上，青少年之所以喜欢冒险的经历，就是因为这些经历对他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Arnett ＆Balle‐Jensen，1993），他们做出危险的动作，是因为想向同龄人展现勇气。（Stender，1994）
反正同龄人对进入青春期后的青少年具有特殊的作用。男孩和女孩面向同龄人，试图适应他们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家庭的关系。家庭的教育方式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
3.1.4 父母的教育方式
教育方式可以说明，父母怎样设法影响自己的儿女，控制他们的行为，儿女与父母的关系具有哪些情感特点。父母的教育方式大致具有两个不同的特征（“尺度”），这两个特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程度。比如，父母可以按“控制”的尺度加以区分，也就是说，按照他们设法控制孩子行为的尺度加以区分。另一个尺度是“情感支持”的程度；这里的关键是父母怎么安排才能对孩子起到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情感支持的父亲和母亲，会专注地倾听孩子的心声，对他们的愿望作出反应，表现出关心，理解孩子的苦恼并激发他们的兴趣。运用这两个尺度可以分为四种教育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一：父母教育方式的分类
在德国，首先由莱因哈德和安妮玛丽·陶施开了教育方式研究的先河。（Reinhard ＆ Tausch，1998）这里使用的术语源自狄安娜·鲍姆林德的研究。（Baumrind，1991）如上表所示，四种教育方式各有不同。
独裁型教育行为 。独裁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愿望和想法非常不敏感，他们按照一成不变的规则控制儿女的行为；儿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对各种命令不作任何解释，即使解释也极不充分；因此他们在儿女们的眼中是专制的。比如，孩子问为什么要做这或做那，母亲仅仅回答说：“因为我让你做！”命令和戒律默默地靠自身的权威和由此产生的权力来维护。孩子如果蔑视父母的命令，就一定会受到处罚，甚至可能再得不到父母的爱。
权威型父母 。权威型父母也会明确规定孩子们的行为必须遵守的规范，而且他们也十分关注这些规范的遵守情况。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样是控制型的，但是与独裁型父母不同，如果孩子遵守了规则，权威型父母会用温暖的感情和亲切的关爱“奖励”孩子。权威型的父母对子女虽然期望很高，但同时他们也以孩子为中心，他们努力去了解并照顾孩子的思想和感情。孩子在权利方面可以对父母的命令（比如“带上围巾！”、“最晚十点钟回家！”、“先做完作业再去打网球！”）提出质疑。与权威型的父母（他们把这种反问看成对他们权威的威胁）相反，独裁型的父母表示理解，因而愿意解释自己的要求，与子女们讨论这些要求的必要性，不会满足孩子可能提出的收回成命的要求。权威型的父母由于以孩子为中心，所以对孩子实际心情十分了解，不会对孩子提出过分的要求，也不会降低对孩子的标准。因此，这类父母能使自己的要求适应子女的能力，同时努力按照所取得的进步让他们逐步自立。
放任型教育方式的父母 。放任型教育方式的特点是，父母很少对孩子提出要求或者对孩子的行为进行监督性的干预。放任型风格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多管孩子，孩子可以凭感觉和愿望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父母允许孩子做任何事情，只要不会危及健康和生命。因此人们也称之为放任型（允许和容忍一切）的教育风格，其中包括不规定明确的界限，也不提出任何符合孩子当时的能力的行为要求。英国的萨默希尔学校一直采用放任型教育风格，其宗旨是最大限度地用自由挑战当时尚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型教育风格。（Neill，1960）根据“自由学校这个革命性的榜样”的批评者的说法，学生有时会向老师提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还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吗？”
疏忽型父母 。如果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几近冷漠、毫无感情色彩，而且几乎不对子女提出任何要求或者凭心情提出要求，那么这就可以称为放任－冷漠型的教育风格。疏忽型父母要么断然拒绝孩子的要求，要么被日常的职业活动和私人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没有时间和精力用来负责任地教育孩子。（Maccoby ＆ Martin，1983）
教育风格对成长的影响 。一般说来，教育方式对青少年的成长的影响最为持久。孩子在青春期之前耽误的东西，进入青春期后必须有巨大的付出才能得到有限的弥补。那么，教育行为属于上述某种风格的父母在他们的子女身上留下了哪些“痕迹”呢？
自信 。权威型父母在教育方式方面以明确的规则为指导。因此往往知道孩子的愿望。他们就像司机一样，遵守明确的交通规则，因而时刻知道，在什么时候必须让他人先行，最高时速能开多少或者在什么地方可以超车。所有司机都必须遵守的明确的交通规则，是安全行驶的重要前提。如果司机们必须时刻估计其他司机在下一刻将怎么开，那么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危险呢？权威型父母给孩子以安全感，对孩子表示热心和支持；他们的孩子与疏忽型和权威型父母的子女相比，更愿意满足父母的期望。（Baumrind，1991；Franz et al，1991）
自制 。权威型父母虽然有明确的要求，但同时也会听取孩子的看法。因为这类父母关注孩子的特性，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求孩子，尤其在青春期，日益增强自制力。年少的孩子在家庭中必须达到某些要求，但是权威型父母还会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他们认为这不是专制的，而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因而他们更加愿意给孩子以温暖和支持，哪怕是在出现代际冲突的时候。（Steinberg，1999）以孩子为中心的父母在孩子上小学后仍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控制，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更懂得增强孩子的自制力。（Maccoby，1980）父母努力理解孩子，由此形成的明确规则在通常情况下会使孩子下决心将这些规则视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社会技巧 。如上所述，权威型父母给孩子以温暖和尊重。这种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的质量可能会使孩子很容易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同龄人，这在小学阶段就会表现出来，在青春期和成年后更为明显。（Baumrind，1991；Franz et al，1991）总之，这类父母的孩子往往深受喜爱，他们能够走近别人，往往能担当领导的任务。（Baumrind，1991）相反，独裁型和疏忽型父母的孩子往往会养成某些不利于建立稳定社会关系的特性；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因为他们缺乏自制力，他们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并且情绪化，动辄就拳脚相加，因此往往被人看成是再不愿意看到的人。（Baumrind，1991）
古怪的行为方式 。那些被父母忽视的孩子早在三岁时就往往表现出攻击性和对抗性，而且往往禀性难移，甚至到青春期时也不能做到自我克制。（Loeb et al，1980）这些孩子在青少年时期不愿意上学，同时往往会采取愤世嫉俗的行为方式。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中的经历可能又使他们难以自己确立远大的目标。这种背景很可能成为他们滥用毒品的温床，他们往往不去上学或者不参加工作，由此可能成为触犯法律的人。（Lamborn et al，1991；Kurdeck ＆ Fine，1994）青少年在家里感到不自在，他们就会较早地与那些往往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的同龄人拉帮结伙。
3.1.5 重新调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权威型父母之所以首先对孩子的成长施加鼓励性影响，是因为他们以孩子为中心，只向孩子提那些他们有能力达到的要求。这类父母支持年轻人解决在青春期要面对的最重要的成长问题。青少年必须解决哪些成长问题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父母家庭？家里的哪些事情可以表明对自主的强烈追求？怎样鼓励这种对独立的追求？
独立的组成部分 。肯尼思与安娜·沙利文发现，“青春期的目的就在于一个近乎矛盾的问题：要提高自身对父母的独立性，同时又要维持与他们的感情联系与交流。”（Sullivan ＆ Sullivan，1980）青少年为了独立要实现与父母心理上的分离，就必须解决以下四个问题（Moore，1984，1987；Hoffman，1984）：
——功能上的独立：一个青年人实现了功能上的独立，他就应当能够解决自己的事情以及在父母的些微支持下，履行一个公民的其他责任；
——观点上的独立：一个青年人达到了观点上的独立，他就应当认识到，自己代表的是独立于父母的自己的观点和价值；
——情感上的独立：青年男女争取好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像小孩子那样是为了博得父母的赞许、认可和情感上的肯定，就说明他们已经获得情感上的独立；父母不再需要适时地提醒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用不着再用赞许和认可的目光来回应子女的成功，因为青年人这时已经能独立地感受他们的成绩所带来的情感上的结果（喜悦、自豪或满足）。同时父母，尤其是母亲，和孩子，尤其是儿子，在取得功能上的独立后，能比较坦率地表达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爱好。（Sullivan＆Sullivan，1980）女孩与男孩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情感（Moore，1987）；
——内心矛盾的独立：让青年人做一些他们认为父母不会同意的事情，这时他们就会出现内心矛盾的独立，除非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过度的恐惧或负罪感。
但是，如果儿女，尤其是在青春期早期，开始为自己要求更多的独立性，那么，家里实际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发生太多的矛盾和冲突。
父母和子女的冲突 。在进入青春期早期后，子女将面临的成长问题是，从童年时期或多或少监护他们的人那里获得更多的独立。因此毫不奇怪，尤其在12－15岁的时候（Fend，1998），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特别是与母亲之间（Pinquart ＆ Srugies，1999），发生冲突的频率会提高。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每周平均至少发生一次。（Seiffge‐Krenke ＆ Shulman，1993）即使家庭冲突不是十分激烈（Hurrelmann，1990），冲突双方也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否则，特别是父母一方会降低对孩子的满意度，他们大多会觉得已经尽力了。（Collins，1997）玛娅·施托尔希也强调指出，父母需要为处于青春期早期的孩子作出巨大贡献，而作出这种贡献是尝试增强父母的承受能力，理由是，父母仅仅是“为了孩子的人格发育提供一面实验的镜子”。此外，父母应当考虑到，“这种实验通常总会有结束的时候”。（Storch，1994）
插图3.3 特别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早期的时候，父母和子女之间经常会因琐事而发生冲突。
实际上，家庭与青春期早期的子女发生的冲突既不会很严重，也不会持续很久。（Fend，1998；Storch，1994）争吵都是为了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比如青少年的外貌、择友、房间凌乱、适度承担家务的意愿；相反，在价值观和内心深处的信念问题上，很少发生争吵；几十年来家庭争吵的话题几乎没有发生变化。（Shellstudie，1985）
父母和孩子的不同看法 。尤蒂特·斯梅塔娜深入研究了父母和孩子在发生冲突时所说的话，并发现，他们之间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父母通常用道德的或者社会常规的眼光看待冲突，他们的信念是，他们有义务纠正孩子的举止和行为；因此他们努力不让孩子违反常规。而强烈追求独立的青少年认为，在父母试图伤害他的个人权利、试图影响他的决定时，必须捍卫自己的权利，反抗“经常”挑刺的父母。（Smetana，1995；Yau ＆Smetana，1996）
但是，十几岁的孩子会继续坚持他们的独立性。父母会逐步承认，他们原来低估了青春期孩子的认知能力。（Collins，1997）接着，父母不会再去尝试影响子女的个人事务。如果就11－16岁的青少年与父母可能发生争论的问题，比如晚上很晚回家，进行讨论，就可以看出，这一年龄段的权力对比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儿子越大，他们对讨论产生的影响就越大，比如他们总是打断父母的话，与父亲或母亲相比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同时也可以看出，父母与儿子的观点也越来越接近。（Jacob，1974）直到青春期后期，家庭中的权力斗争才会恢复正常。（Storch，1994；Fur‐man ＆ Buhrmester，1992）
许多父母肯定把经常与子女发生的、有时很激烈的争吵当成负担。然而，父母应该知道，这些冲突是家庭成员关系重组的一个正常过程。如果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早期后从来不与父母产生意见分歧，那才是值得忧虑的呢，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寻求身份的过程根本没有发生，或者过早地结束了。
3.1.6 寻找自我身份
依赖文化环境的身份危机
身份危机 。争取独立仅仅是青少年的一个成长问题。另外，他们还要面对一个身份的问题：“我是谁，我希望是谁？”青少年在找到一个对他有约束力的回答之前，就在经历埃利克·埃里克森所说的“身份危机”。（Erikson，1963）使用“危机”一词是为了提醒人们：青少年处于一种情感混乱、非常激动的状态；当然，这一年龄段的人遇到这样的情感非常状态是很少的。事实上，埃里克森也只是想用这一概念说明，青少年在无法回答自己所面临的当前和未来生活中的角色问题，并感到这是一种挑战时，心理上是不踏实、不舒服的。
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寻求身份 。生活在一个非常僵化、一成不变的社会中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清楚地、明确地回答关于他当前和未来生活的问题。比如，在一个传统的社会中，人们能够明确地回答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成人这个问题。而在许多原始民族里，青年人必须经历持续六至八周的所谓成人式，才能知道自己在部落里将要扮演的角色（VanGennep，1986），同时熟悉部落的习俗和秘密。年轻人什么时候结婚、跟谁结婚，他将来要为部落的生活作什么贡献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早就由部落的长者替他决定了。
插图3.4 成人式为年轻人明确规定，什么时候他们该放弃孩子的角色、被部落看作成年人。他们的其他社会关系、他们要为部落的生活作什么贡献都由长者决定（例如科萨人）。
如果一个在欧洲国家生活的年轻人问别人，“我什么时候是成人？”那么，他就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回答可能不同于老师，而老师的回答可能又不同于医生或同龄的朋友。就连青少年本身对于诸如什么时候结婚、应不应该结婚、该从事什么职业或者应该与父母同住多长时间这类问题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Coleman，1995）在一个非常传统的部落里能够清楚地回答的问题，在西方工业国家里可能会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困惑。如果一个青少年分别问他的医生、老师、父母和社会工作者，他什么时候成人，那么，他一定会得到迥然不同的答案。（Coleman，1995）
启动自我体验
第1、2、4、6、9和11个问题说明主要考虑个人；第3、5、7、8、10和12个问题主要考虑集体。您赞同哪几个问题，就可以判断您的基本立场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
一个青年人如果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一个亚洲国家，向年长者提出今后的人生规划这个问题，那么，他势必又会得到不同的回答。欧洲的大多数文化，包括德国文化的特征是个人主义的，也就是说，欧洲人相信，成年人应以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为取向，最终由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相反，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亚洲文化背景下，人们期望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Kitayama ＆ Markus，1995），因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集体的幸福比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更重要。因此亚洲人比较喜欢自我批评，而不太需要培养太强的自尊心。（S.H.Heine et al，1999）
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使用的格言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差异。比如，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德国，人们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而在传统的、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日本，人们恪守“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个箴言。（Markus ＆ Kitayama，1991）
因此，德国的青年人与亚洲或日本的青年人不同，他们必须经历很多的磨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自己努力去回答关于自己的存在和命运的问题。在青春期晚期，特别是在准成人期的年轻人就应当最终独立决定：他还需要为今后的学习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打算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地方居住，是否寻找生活伴侣，是否打算结婚，如果打算结婚，那么什么时候结婚，与谁结婚；倾向什么样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在性行为方面认为应当遵循哪些准则，等等。因此，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青年人有非常多的选择可能性。对他们来说，必须澄清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并将此当作挑战来应对，但是害怕或拖延决策也很可能使人更加困惑。
根据詹姆斯·玛西亚的观点在确定身份时加以区别 。詹姆斯·玛西亚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能把青年人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他把每种类型称为身份）。（Marcia，1980）他作出这种区别的依据是，一方面，看一个人能否积极地体验和了解各种不同状况下的自己，另一方面看他能否为自己和将来的人生道路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下表能说明四种类型按照一种模式所作的整理：
表二：玛西亚所提出的四种类型取决于个人完成的调查和作出的有约束力的决策
不明确的身份 。身份不明确的年轻人在外人看来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的。不管他们是否经历了危机，总之，他们显然没有想方设法去努力规划今后的人生道路，没有作出有朝一日从事或希望从事什么职业或个人信仰什么宗教的决策。
延缓期 。处于这一时期的人正在经历身份危机，但是他们努力去创造各种条件，以便在某个时候能够作出决定。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年人怀疑他们在儿童时期学到的许多东西：信仰、家庭的政治观点，等等，但苦于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来取而代之。比如，人们这次见到他们时，他们狂热地拥护某种宗教和政治信仰，但下一次见到他们时，他们可能又会令人吃惊地说，他们再次批判自己的观点，并认定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这些观点。
承接的身份 。以承接的身份为特色的年轻人作出了有约束力的决策，事先不会经历身份危机或者相应的严重冲突，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人的，特别是父母的信念和观点。如果问承接身份的人的政治看法，他们也许会回答说，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信仰天主教，他们可能会回答说，他们的父母信奉这一宗教，他们是在这种宗教生活中长大成人的。承接身份的人不愿意走确定自己身份的、无疑比较艰辛的道路。
争取的身份 。已经取得身份的人站在一条道路的终点，而在它的起点曾经遇到危机。青年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大多作出了长期的努力，所以他们曾一度面对许多问题，他们虽然暂时找到了答案，但是不少人又会反复怀疑自己。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克服危机，是因为他们终于给自己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凡是能够找到这种“成熟”身份的人，都是分析了别人的价值观、观点和信念，无疑由此而得到鼓励，但是最后不是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而是找到了自己的、独立的答案。
身份与年龄 。埃利克·埃里克森认为，身份危机发生在青春期早期，会在大多数青年人的青春期晚期结束。但是这种观点在验证中没有得到证实。菲利普·梅尔曼（Meilman，1979）研究了12—24岁的年轻人的身份后发现，身份的形成有一个清楚的顺序。大多数青年人在12—18岁时身份还不明确，要不就是承接了某种身份。大多数被调查的青年人在准成人期开始以前，通常不会早于21岁，都会进入延缓期或者争取到了身份。
但是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寻求身份阶段在步入成人期后就结束了。一生中每一个重大事件，不管是私人方面的（亲属的去世、离异），还是工作方面的（失业），都可能导致再次提出自我身份的问题（Waterman ＆Archer，1990）：我是谁？我出了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