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 掌握好时机的必要性
没有人怀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恰当组合能够改变总支出。但是这能够降低总量波动吗？能够防范或减少经济衰退的严重后果和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吗？这是疑问的开始。
旁白 我们处于什么位置？
如果总需求管理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稳定手段，时机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财政或货币政策来说，要掌握好时机异常困难，这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总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总需求是要升还是降。经济系统没有配备速度表，可以告诉我们任意时候它的运行速度。我们只有在一个季度结束时才会知道该季度GDP的表现。即使到这时，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字也还是非常初步的，在这个季度结束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数据，那时可能还要进行大幅修订。
旁白 未来我们将处于什么位置？
更糟糕的是，即使我们可以在任意时刻确切地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这也是不够的。那些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人必须知道我们将处于什么位置，因为今天的行动必须要能补偿将来总需求的不足或过剩。稳定政策必然地要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而短期经济预测远非一门精确的科学，甚至连一门信得过的技艺都不是。
旁白 行动和效果之间的时间延迟有多长？
尤其麻烦的是，我们无法预测一项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生效[1]。对于这些延迟时间的估计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而为了明确生效时间分布，勤奋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取得可行的一致结果。这些延迟甚至还会变化成我们无法预测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想要测量的实际上是没有标准长度的东西。有理由假设，货币或财政政策的行为和效果之间的时间延迟，不是可以测量，进而可以依赖的常量。毕竟，这些行动的效果取决于企业和家庭是如何认识其各自不确定的未来。政府行动减少了部分不确定性，但是也增加了其他的不确定性；它们当然无法让人们带着对未来完全的信心开始做计划。同时，商业银行的运营程序，商业企业的实际支付，家庭和企业认为持有这种还是那种资产更好的理解，国际货币交易，甚至公众对于政府行为效果的预测，所有这些都会影响政策作用于总支出的时间分布。这些因素会不断变化，尤其可能随着我们对它们的预测能力的增强而变化！为了做出预测必须有必要的信息存量，而如果此时预测自身改变了信息，就可能将自身证伪。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确定地知道某支股票的市价来年的走势，它就不会按照这个模式发展。这是个悖论，而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必须与之共存。预测未来改变了未来，因为采取行动创造未来的人们读取了这些预测。
[1] 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许是论述这个问题最有名的学者之一，他强调如下几件事情之间长而且可变的延迟：①认识到经济问题；②设计合适的政策应对这个问题；③实施这项政策；④政策取得了追求的效果。他的工作解释了在应对经济波动中，政府积极主动的政策所带来的不稳定可能胜过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