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学习能制造掌控感
能掌控自己是布鲁斯成功的秘诀之一，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自己做主了。布鲁斯两岁的时候，母亲多丽丝告诉他，不能横穿马路，要小心被车撞到。而布鲁斯偏要天天横穿马路，于是母亲每天都打他一顿。“他生来就好斗。”多丽丝这样和朋友说。
8岁的时候，布鲁斯花10美分从旧货拍卖中买了一个绳球，然后把里面的绳子剪开，每根卖5美分。10岁的时候，他揽下了发报纸的活儿。11岁的时候，他又当了球童。12岁的时候，他把自己存下来的30美元揣在口袋里，趁天还没亮，便带着一个空的手提箱爬出了卧室的窗户，搭车赶了255英里到了南达科他州的阿伯丁，买了一堆明尼苏达州禁止出售的鞭炮、摔炮和烟花，又赶在晚饭前蹭车回来了。接下来的一周，多丽丝发现所有的报童都会在她家门前待一会儿再走，却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布鲁斯觅到了财源，可惜监督送报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并把事情告诉了布鲁斯的父亲。老布鲁斯告诉儿子，如果再干一次，就狠狠地抽他一顿。第二年夏天，布鲁斯又踏上了采购之旅，父亲的鞭子也没放过他。“值了。”布鲁斯说道。[2] 13岁的他已经学到了什么是需求紧张，什么是供应短缺。
布鲁斯认识到，富人并不比他聪明多少，只是拥有他不知道的信息。看看他追寻信息的方式，我们便能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与众不同的学习风格。其中之一便是掌控自己受到的教育，布鲁斯从两岁起便养成了这个习惯。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又把这个习惯很好地坚持了下来。他的其他行为也值得重视。在不断地投身于新的事业后，他从中学到了经验与教训，提高了自己的判断能力，能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他把学到的东西组织成了各种用于投资的心智模型，之后把它们用在更复杂的机会上，从众多干扰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并从大量不相干的信息中摘出关键的细节，最终获得回报。这些行为被心理学家称为“规则学习”与“结构构建”。习惯从新经历中萃取出重要原则或规则的人，比那些只能获得表面经验、无法举一反三的人学得更好。同样，和做不到去芜存菁且不知道“菁”有什么用途的人相比，能从不重要的信息中挑出重要概念，能把关键想法组织成一套心智结构的人是更为成功的学习者。
布鲁斯十几岁的时候看到过一则传单，上面在宣传明尼苏达州中部湖畔的林地。他听说还没人在房地产生意上亏钱，于是买了一块地。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每年夏天都去那里，在父亲的帮助下盖了一座房子。他一次只进行一项工作，要么是自己弄明白该怎么做，要么就找别人教他。为了挖地基，他借了一辆挂斗车，挂在自己那辆1949年的哈德逊汽车后面。朋友被雇来挖土，每装满一车，他就支付人家50美分；附近有一家人需要填湖，每填一车土，他又收取1美元。他从一个瓦工的儿子那里学会了如何砌墙，自己铺好了地基，还从伐木场的销售人员那里学到了如何搭建墙体结构。凭借同样的方法，他还自己给房子装好了管道和电线，当时就是一个天真的孩子四处打听别人是如何做到这样或那样的事的。布鲁斯回忆道：“电力巡查员就是不批准。当时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想让工会的人完成，于是我请了一个工会的人，让他从城里过来，把线重新布了一遍。现在想起来，我做的这件事还是很危险的。”
19岁的时候，布鲁斯上大学了。那年夏天，他把这座房子卖了出去，付首付买下了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套带四个房间的公寓。他的想法很简单：四个房间就是四张支票，而且每月都有进账。很快，除了在大学学习，他还要打理租房生意，付房贷，在半夜接听水管坏掉的投诉电话。涨租金会丢掉租户，他要再找人租房，在这门生意里投入的钱就更多了。他之前学到了如何把空地变成一座房子，以及如何把一座房子变成一间公寓，但最后他意识到这门生意并不好做，太操心且收益不佳。于是他卖掉了公寓，发誓在今后的20年里不碰房地产。
大学毕业后，布鲁斯在柯达公司找到了一份胶卷销售员的工作。工作三年后，他成了美国排名前五的销售人员。在这一年，他知道了分公司经理的薪水现实：算上配车和报销，挣得还不如销售员，就连为别人促成交易挣得都比经理多。这又给布鲁斯上了一课，成了他曲折“旋梯”上的一程。之后，布鲁斯跳槽到了一家经纪公司，改卖股票。
新工作与新机遇意味着有更多东西要学习：“如果说交易佣金是1美元，那么其中一半会被公司抽走，剩下钱里的一半又被美国国税局收走了。要想挣大钱，我必须把精力放在挣自己的钱上，少做一些交易。”接着，他又学到一课：投资股票是有风险的。向客户推荐股票获得的佣金收入全被他自己赔光了。“你阻止不了股票下跌。如果一只股票跌了50%，得等它再涨100%，你才能保本。涨100%可比跌50%困难多了！”更多的知识积累了起来，他在等待时机，同时也在设法寻找机会。
他遇到了萨姆·莱普拉。
按照布鲁斯的说法，莱普拉当时只是一个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跑来跑去的业务员，从一家投资公司到另一家，谈交易，做咨询。有一天，莱普拉告诉布鲁斯，一家不景气的公司在出售债券，实际价格只有票面价值的22%[3]。布鲁斯回忆道：“这些债券的未付利息有22个点，如果公司摆脱破产，就可以收到债息，也就是说，能拿到相当于投资成本的收益，还保留了一只可获得偿付的债券。”这相当于白得钱。“我一点儿也没买，”布鲁斯说，“但我一直持续关注，事情的确在按照萨姆的预测发展。于是我给他打电话，‘有空下来聊聊你在干什么吗？’”
莱普拉教给布鲁斯价格、供给、需求及价值之间的关系，这要比他从倒卖一箱鞭炮中获得的经验复杂多了。莱普拉的生意遵循着这样一个准则：在公司遇到麻烦的时候，优先讨要资产的权利并不是归公司所有者，即股东，而是归债权人，也就是供应商和持债者所有。债券也有一个优先顺序。先获得偿付的债券叫作优先债券。在优先债券偿付完毕后，剩余资产可以偿付非优先债券。如果投资者害怕公司不景气，也就是资不抵债，那么它的非优先债券价格就会下降。但是，投资者的恐惧、懒惰与无知可以把债券的价格压得很低，远低于其背后的资产价格。如果可以确定这家公司真正的资产情况，而且也知道债券的价格，那么这种投资根本没什么风险。
这就是布鲁斯一直在寻找的信息。
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当时就不景气，于是莱普拉和布鲁斯开始调查，找到他们认为折扣非常大的债券，购买入市。“我们买的时候是5美元，卖的时候是50美元。我们买的债券全都挣了钱。”他们的方法奏效了，不过这些债券的市场价格很快回归了价值，没过多久，他们就需要一套新的投资思路了。
当时，美国东部有很多铁路公司濒临破产，联邦政府在收购这些公司的资产，要组建联合铁路公司与美国铁路公司。布鲁斯说道：“有一天莱普拉说，‘铁路公司每50年就会破产，没人知道这里面的门道。这个事情很复杂，一般人要好多年才能搞明白’。于是我们找了一个了解铁路的人——巴尼·唐纳修。巴尼以前在美国国税局工作，而且是一个铁路迷。如果你见到一个真正的铁路迷就会明白，他的脑子里想的是铁路，无时无刻不谈铁路，他不仅可以告诉你铁轨的重量，还可以告诉你引擎上的数字。巴尼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他们的投资模型中，一个核心原则就是要比其他投资者更清楚剩余资产，更明白清偿的顺序。在拥有了匹配的信息后，他们便可以挑选价格低、偿付可能性最大的非优先债券了。唐纳修看了几家铁路公司，决定投资伊利拉克万纳铁路公司，因为它在提交破产申请时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布鲁斯、莱普拉和唐纳修决定先仔细调查一番。他们坐火车把这家公司的铁路跑了一遍，查看了铁路的情况，还清点了这家公司剩余的设备，检查了设备的状况，并对照穆迪运输手册[4]计算了其中的价值。“你要做的就是算术：引擎值多少钱？车皮值多少钱？一英里铁轨值多少钱？”在开展业务的150年间，伊利拉克万纳铁路公司发行过15种不同的债券。从某种程度上说，每种债券的价值都取决于相对其他债券的清偿优先级。布鲁斯把研究结果整理成了一篇文档，里面列出了公司清算时金融机构认可的清偿顺序。由于公司的资产价值、负债及债券结构都已确定，他们知道了每一级债券到底值多少钱。没有做这些功课的债券持有者一无所知。若是拿食物链来打比方，这些投资者处在最底层，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收回投资，所以他们以很大的折价出售这些非优先债券。而布鲁斯的计算显示结果恰恰相反，他开始买进了。
铁路公司的破产程序牵扯方方面面，本书不再赘述。总之，布鲁斯全身心地投入分析调查工作中，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整个流程。之后他决心挑战管理这套流程的“老一套”权力结构，最终成功被法院任命为负责人，主管在破产过程中代表债券持有者权益的委员会。当伊利拉克万纳铁路公司在两年后脱离破产时，布鲁斯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聘请唐纳修来运营公司。布鲁斯、唐纳修以及董事会其他成员带着存续公司打完了剩余的官司。尘埃落定之时，布鲁斯手中债券的面值升了一倍，和当初购买非优先债券的投资相比，他从中获得了20倍的回报。
布鲁斯投资伊利拉克万纳铁路公司债券一事相当复杂，而且颇有一些“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意味。但这种投资成了布鲁斯真正的工作：找到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深入调查它的资产与负债，查阅信贷义务中难懂的条款，调查整个行业及形势的发展，理解破产清算过程，在充分理解事情的发展方向后大胆出手。
同样精彩的故事仍有不少。布鲁斯曾控股凯泽钢铁公司，推迟了公司的清算，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带领公司走出破产，也因此被新公司奖励了2%的股份。他调解了得克萨斯州第一共和银行破产案，从中获得了相当于最初投资600%的收益。当制造商因为供给过剩而不再生产火车车皮时，布鲁斯买下了最后生产的1 000箱车皮，从铁路公司已经签订的租约中收回了20%的投资。等到一年后供给不足时，他又把这些车皮卖了个好价钱。布鲁斯发家的故事既有和别人相似的地方，又有它的独到之处：相似之处在于他了解所从事工作的本质，独到之处在于他用“上学的方式”来了解自己的风险，建立一套自己的规则，判断什么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把这些规则组合成一套模板，然后找到不同的、新的方式来应用这套模板。
当被问及成功的原因时，布鲁斯说得非常轻松：进入没有竞争的领域，深入发掘，问正确的问题，统观全局，承受风险，诚实做人。但这些原因并不能让人满意，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它们背后更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他是如何弄明白自己需要什么知识，以及他是如何获取这些知识的；他是怎样通过早年的挫折培养起投资眼光的；还有他是如何培养出灵敏的投资嗅觉，在其他人认为有麻烦的地方发现价值的。他那发觉价值的天赋令人惊诧，会让人想起那个“小孩在生日时发现小马”的故事——在4岁生日那天，一个男孩起床后发现院子里有一堆马粪，于是他手舞足蹈地喊道：“肯定有一匹小马！”
人与人之间各不相同，我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会拿兄弟姐妹和自己比较。无论是在小学中、运动场上，还是会议室里，这个道理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本书介绍了布鲁斯·亨德利的愿望与决心，即便我们把他当作榜样，我们中又有多少人能够掌握“粪便代表着小马”这种理解力呢？正如布鲁斯的故事表达的那样，有些学习方面的差异比其他方面的差异更为重要。但这些差异具体是什么呢？这是本章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
其中一项较为重要的差异是，你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能力。
正如格言所说，“自以为能或不能，都有道理”，将在本书第7章谈到的卡罗尔·德韦克的一本著作，就很好地验证了这个观点。几年前，《财富》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便从表面上看，它是在反驳这种观点。这篇文章提到，阅读障碍症患者虽然在学习方面有困难，但在商业和其他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维珍航空公司与维珍唱片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从16岁退学创业，现在已然身家数十亿；黛安·斯万克是美国顶尖的经济学家，非常擅长预测经济走势；克雷格·麦考是手机行业的先锋；保罗·欧法拉创建了金考影印连锁公司。在被问及成功的经验时，这类人都会讲述自己历尽艰难克服磨难的故事。他们在学校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出色，对大众认可的学习方法感到很吃力，其中多数人还被误认为智商低下，有些甚至被勒令退学或被转到针对有智力障碍的学生组成的班级，但信任他们的家长、家庭教师和导师几乎都在支持他们。布兰森就回忆道：“后来我意识到，患有阅读障碍总要好过当一个愚蠢的人。”这其实就是布兰森自己对“例外”的解读。[5]
为了理解自身，我们创造出故事，而这些故事成了我们的生活叙事。我们用这些故事来解释是什么选择和意外，让自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擅长什么，我最在意什么，我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如果你是被垒球队预选撇在一旁的孩子，那么你就有可能换个方式去理解自己的位置。这种理解方式的变化塑造了你对能力的认识，也决定了你人生之路的走向。
如何看待自身的能力，对学习风格与做事风格的塑造有一定影响——例如你会努力到什么程度，或者你能承受多大风险，以及你在面对困难时坚持下去的意愿有多么强烈。不过，影响你成功之路的还包括技能差异，以及将新知识转化成今后学习的基础的能力。同样拿垒球来说，你对这项运动的娴熟程度，取决于若干不同的技能，例如击球能力、跑垒能力、接球能力和掷球能力。此外，具备了球场上的技能，也不一定能保证你成为这项运动的明星，因为它可能还会要求其他的能力。在专业体育领域，很多杰出的经理与教练都是名气一般甚至糟糕的运动员，但他们能在自己的比赛中当个好学生。虽然托尼·拉鲁萨作为球员的职业生涯很短暂，而且也算不上出类拔萃，但他的棒球执教生涯却十分成功。在退休时，他已经率队赢得了六次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冠军以及三次世界杯冠军，被视作历史上最杰出的教练之一。
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资源，表现为天赋、先验知识、智力、兴趣，以及主观能动性。这些资源塑造了我们的学习风格，以及我们弥补自己短处的办法。在这些资源中，一些水平差异是很重要的——例如总结新经验的能力，以及把新知识转化成心智结构的能力。其他通常被认为很重要的水平差异，例如是否具备一种语言化或视觉化的学习风格，实际上并不重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语言流利与阅读能力的水平差异都是决定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虽说一些需要付出更多认知努力才能化解的困难可以强化学习效果，但并非所有的困难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如果你为了弥补缺陷付出了额外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并不能强化你的所学，那么这些困难就是不合意的。有些人阅读能力较差，只能逐一辨析句中单词的意思，而抓不住文章的主线，这就是阅读障碍症。阅读障碍症并不是导致阅读困难的唯一原因，只是最为普遍的原因之一——差不多影响了15%的人口。这种病症是由孕期中的神经异常发育导致的。患者的阅读能力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大脑中将字母与发音联系起来的能力受到了干扰，而这种联系对于认字识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阅读障碍症无法被治愈，但患者在帮助下可以学着解决或绕开出现的问题。最成功的训练方案强调患者练习操控音位[6]，建立词汇，增强理解，并提高阅读的流畅度。神经学家与心理学家强调，阅读障碍症应尽早确诊。三年级以下的儿童可以通过锻炼提高阅读水平，因为他们的大脑仍有很大的可塑潜能，可以重新编排他们的神经回路。
和一般人群相比，监狱犯人中阅读障碍症患者的比例要高出许多。无法阅读的孩童会在学校里陷入一种失败模式，形成自卑心理，一系列糟糕的后果因此出现。其中一些孩子会发展出恃强凌弱或其他形式的反社会行为，以补偿自己。如果孩子的这种做法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就有可能发展成犯罪行为。
对于患有阅读障碍症的学习者来说，习得重要的阅读技能是一件难事，而且这种劣势会引发一连串其他的学习障碍。但《财富》杂志的一篇名人访谈文章认为，有些阅读障碍症患者似乎拥有，或者说开发出了超出常人的创新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神经网络与常人不同，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为了弥补自己这方面的不足，不得不去寻找解决办法。许多受访者表示，为了取得成功，他们不得不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如何看清大局，而不是拘泥于细节，如何跳出常规的框架思考，如何有战略性地行动，以及如何管控风险。这些必备的技能一旦被习得，对他们今后的事业发展就有决定性的帮助。上述一些技能或许真的涉及神经学领域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加蒂·盖格与杰罗姆·莱特文通过实验发现，和正常人相比，阅读障碍症患者对焦点视野中的信息理解较差，但他们解读周边视野中信息的能力要远高于常人。这意味着这类人有超出常人的大局领悟能力，这种能力可能就源于大脑中突触的连接方式。[7]
论述阅读障碍症的著作很多，此处不再赘述。我们要强调的是，某些与神经相关的差异可以对我们的学习方法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对于这类患儿中的部分人来说，高激励、向他们提供持续且专注的支持，以及让他们获得补偿性的技能，或者说补偿性的“智力”，是可以让他们茁壮成长的。
人们普遍相信学习风格理论。在高中低各级教育中，评估学生的学习风格一直都是备受推荐的做法。大众敦促教师用不同的方式上课，从而保证每个学生都能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学习。在管理培训以及职业与专业领域，学习风格理论也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在包括军队飞行员、医疗工作者、地方警察，以及其他职业的培训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英国学习与技能研究中心在200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选出了现有的70多种不同学习风格理论，把它们和判断人们特有的学习风格的评估工具进行比较。报告作者称，这些评估工具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意，它们的推广者在既得利益的驱使下，宣扬“混乱、矛盾的理论”。同时，报告也对这类评估把个人分门别类、打上标签的做法表示了担忧。报告作者还举了某个学生的例子。该学生在一次讨论会上接受了评估，拿到结果后表示：“我了解到自己是一个听觉与运动感觉较差的学习者。既然如此，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听人说话超过数分钟，对于我来说都是浪费时间。”[8]类似的错误认识还有很多。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而且会产生误导，慢慢让人感觉到自己没有什么潜力。
学习风格模型数不胜数，就算只考虑人们普遍认可的那些模型，还是很难找到一套合理的理论模式。尼尔·弗莱明倡导一种名为“VARK”[9]的方法，即按照是否更愿意通过基于视觉、听觉、阅读或运动感觉（例如移动、触摸及主动探索）的经验进行学习区分人群。弗莱明认为，“VARK”只是描述一个人的学习风格的一个方面，而一个人的学习风格应该包括18个不同的维度，诸如对温度、光线、食物摄取的偏好、生物节律，能否与他人协作等因素都应该被考虑进去。
其他学习风格理论与资料则考虑了截然不同的维度。人们普遍使用的一套理论来自肯尼斯·邓恩和丽塔·邓恩的研究成果，评估了一个人学习风格的6个方面：环境、情绪、社会性、感知、生理，以及心理。其他模型还会按照下列维度评估学习风格：
● 感知的风格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
● 处理事情的模式是主动探索还是反身观察。
● 安排事情的风格是随机性较强还是比较有条理。
在管理领域，霍尼与曼福德的学习风格调查问卷是一项非常流行的分组工具。它将员工主要的学习风格分为“行动者”“应对者”“理论家”“实用主义者”四大类，帮助他们认识自身，从而做到有针对性地改进，成为万能学习者。
各种学习风格理论在维度的选择上各不相同，不免让人怀疑其科学性。虽然就学习新资料的方式来说，大多数人都有明确的偏好，但各种学习风格理论背后的一个前提是，当教育模式与特定的风格相匹配，而某人又能够使用这种风格来学习时，这个人会学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说法。
2008年，认知心理学家哈罗德·帕什勒、马克·麦克丹尼尔、道格·罗勒和鲍勃·比约克受命进行一项调查，判断以上说法是否有科学证据支持。该团队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机构需要什么形式的证据，才能证明自己的教学风格与评估出来的学生或雇员的学习风格相符？为了让研究成果科学可信，团队认为这项研究应该具备若干特点。首先，学生必须能够按照各自不同的学习风格分成不同的组，还要保证他们能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课堂。教师在课上要讲授相同的内容，但授课方式各不相同。其次，所有学生要接受相同的测验。测验必须能够证明，对于习惯特定学习风格的学生（例如习惯利用视觉的学习者）来说，若授课能按照他们的学习风格（视觉）进行，他们的表现就会好于按其他学习风格（听觉）进行的授课。此外还必须证明，对于其他类型的学习者来说，若授课方式符合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收效就会大于接受其他授课方式（当教师用听觉资料授课时，习惯利用听觉的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要好于用视觉资料授课）。
研究团队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证据是否存在。答案是不存在。他们几乎没有找到能够用来测试学习风格理论在教育领域可行性的研究设计。而且，仅有的几项研究都不能证明这套理论的可行性，其中一些研究反倒与它严重抵触。此外，他们发现，更为重要的其实是授课方式要与科目的性质相符：几何与地理要用视觉授课，诗歌则要靠语言指导，诸如此类。当授课风格与内容性质相符时，所有的学生都能学得更好，与他们偏好哪种授课方式毫不相干。
虽然找不到证明学习风格理论有效的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理论都是错误的。学习风格理论形式众多，有些可能是有效的，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得知到底哪些有效：因为缜密的研究太少，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帕什勒等人基于自己的研究发现指出，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评估学生，并围绕学习风格来修改授课方式的做法是有价值的。除非有这样的证据出现，否则更合理的办法是强调授课技巧，例如本书列出的那些。它们已经被研究证明有效，不管学生偏好何种风格，都可以从中受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