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分心症共处：让缺点变优势
我从来没有在10月前拿到过退税，年年如此。年初我都会下决心在税务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申报退税。每年一月初，我会收齐要交给会计师的所有文件。接下来，肯定会照例发生的是，我总是找不到每个月的税收文件。我必须请信用卡公司给我一份复印件，这看似简单的事却扼杀了我的热情。追查丢失的文件或是购买那些标注文档的白色小标签，种种琐事会折磨我数月之久。随着这种热情一同消失殆尽的，还有我的动机。
所幸我小的时候，老师全都是严厉的修女。不上课的时候，我就在各种户外运动中跑来跑去。不过，我的房间始终乱成一团，我总是丢三落四的，我的网球教练宣称我是他见过的最反复无常的选手。
显然我患有ADHD，只是我从来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还没有这个词。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曾有过注意力缺陷，实际上是过度活跃。
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心理健康中心执教时，我才首次遇到这种疾病。我的住院实习医生带来一名因为多次发生暴力行为而不断入院的患者。这名22岁的患者提及十几岁时曾因过度活跃而服用利他林治疗，但已经停药很久了。当时的人们认为，孩子长大后自然就不会过度活跃，而且孩子成年后继续服用利他林这类兴奋剂是很危险的，因为有可能导致成瘾。但我建议他重新服用利他林，结果他的暴力发作次数真的减少了。患者轻松了许多，并说早已忘了原来自己还能平静和专注。
与此同时，我埋头于对严重攻击行为的研究中——调查、治疗以及记录患者产生种种暴力行为的原因。当时，我恰好看到弗兰克·艾略特（Frank Elliott）进行的研究，他后来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系的主任。在这项对监狱犯人的大规模研究中，他发现80%以上的人小时候有严重的学习问题。
于是，我开始深入调查那些有攻击行为的患者们的学校记录，得到的是相同结果。很显然，他们共同存在的这种长期问题限制了他们的思考、行为和行动。许多患者憎恨权威，长期失败又导致了他们的自卑感，而且他们做事冲动。他们在童年时就知道自己的问题，但从来没有努力挖掘自己个性中的优点。其中大部分人在十几岁时就吸毒成瘾。这些行为秉性在遭受挫折时很容易一触即发，产生暴力事件。我逐渐意识到，这类破坏性的行为有可能是注意力系统的问题。
我开始留心观察我的门诊患者。结果发现，那些有抑郁、焦虑、滥用药物和愤怒问题的患者们，注意力系统也同样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不处于过度活跃状态时，注意力很难集中。我开始用ADHD药物治疗这些患者，并且收到了巨大成效。当我与同事们探讨我的观点时，我们逐渐意识到，轻度注意力缺陷根本无须到监狱、医院或失业队伍中寻找。我和爱德华只要回头看看自己小时候的劣迹，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就曾有过注意力缺陷。
我的第一篇关于成人ADHD的论文被指责漏诊了潜在抑郁或焦虑的某些症状，被批评妄图提出一种新的疾病，由此遭到了彻底排斥。1989年，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一次为ADHD患儿的父母举办的小型会议上，我和爱德华首次发表了该主题的演讲。这次，我知道我们有了重大进展。我们谈论的题目只是“成人ADD”（ADD即注意力缺陷障碍，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把那叫ADHD）。我们原本计划在200人面前发表演讲后，留出大约15分钟的即席答疑时间。结果，我们在那待了4个小时。大家把话筒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接一个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某个生活片段，并询问那意味着什么。许多人和他们的孩子有着相同的疾病，而且他们自己也清楚。
还有一位同领域的精神病学教授也是如此。某天晚上，他在一个社交聚会上无意间听到我谈到了一个病例，随后便来找我治疗。“我觉得你说的就是我。”之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经历。这里我就称他查尔斯吧。他是一位典型的“心不在焉”教授，戴着副眼镜，穿着凌乱的粗花呢衣服。那时，他对精神病学的了解远比我多，我还看过好几本他写的书呢！
查尔斯有曲折的经历，他曾经是马拉松选手，后来由于膝盖受伤被迫放弃酷爱的运动，这令他沮丧不已。也就是在那时，他发现自己出现一些后来被我们称为ADHD的症状。他解释说，一旦女友打断他的写作，他就会大发雷霆，或者当他正试图集中注意力而恰逢电话铃声响起时，他会猛然把电话机从墙上扯下来。他断绝了与朋友们的联系。查尔斯的症状很典型，于是我们决定给他服用ADHD药物，结果起效了。
查尔斯第一次来找我时，已经在服用抗抑郁药物。一旦结束治疗并再次开始锻炼后，他感觉好多了，于是就放弃了那些药。随着身体状态慢慢接近原先的体能水平，他开始觉得ADHD药物妨碍了他的表现。查尔斯知道自己跑的时间要精确到秒，而他比过去慢了10秒。
查尔斯决定尝试停止服用ADHD药物几天，结果他发现，只要保持锻炼，他就能集中注意力。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在热衷长跑期间他的注意力没有问题。只是受伤期间缺乏规律性的锻炼，使他无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控制注意力。显然，运动具有强大的效果，而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专注运动
自查尔斯来我这里后，我逐渐发现其他许多天资聪颖、极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士患有ADHD ，但他们却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们与文献中描述的典型形象并不一致。在爱德华和我将病例研究写进《分心不是我的错》这本书之前，没有人会把注意力缺陷障碍与事业成功的成年人联系到一起。有几位患者自己发现，运动可以作为提高他们工作效率的自我治疗方法。我对一位患者的印象特别深刻，现在他管理着一家拥有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公司：每天早晨他服用一种兴奋剂，午餐时间他会打壁球，并开始慢慢减少服用兴奋剂的量。
多数人都知道运动能消耗精力。任何一位带过多动症孩子的的老师都会告诉你，课间休息结束后，孩子们会安静许多。这种镇静与专注力就是我在第1章提到的内珀维尔学区“零点体育项目”的积极效果之一。
对于有ADHD的孩子来说，学校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地方，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必须安静地、脸朝黑板，目不转睛地听老师讲课。有些孩子根本不可能做到，而这就是他们上课捣乱的原因。大约10年前，我拜访亚利桑那州圣卡洛斯阿帕切族印第安人保留地，那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部落正致力于解决当地的健康问题，所以邀请我去向那里的全体医务人员、父母和老师介绍ADHD。保留地的许多孩子都有ADHD，且大部分得不到诊断。阿帕切族中ADHD的发病率似乎远远高于总人口抽样。一天下午，我给一群中学老师概述ADHD的症状和治疗方法时，有几位老师说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无法安安静静地坐着。我询问学校放假天数时，得到的答复是3天。“要是下雨的话，孩子们就不能在户外活动，”一位老师高声说道，“我们的校车会把孩子们送回家，否则我们根本对付不了他们。”
难以置信的是，很少有研究能提供令人满意的ADHD患病率统计。最好的一项研究来自梅约医学中心。研究人员找出1976年和1982年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出生的孩子，并跟踪随访这些孩子到5岁，总共有5 718名孩子参加了这次研究。这份研究显示，19岁年龄组至少有7.4%的孩子有ADHD，这表明ADHD的患病率可能是16%。另外一些研究表明，大约有40%患ADHD的孩子长大后的确没有了这种疾病；而那些成年后还是有ADHD的人，其过度活跃的症状通常有了缓解。这并非巧合，因为负责抑制冲动的前额叶皮层要到20岁左右才发育完全，这是生物学上的成熟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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