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人的结果中看自己
即便是要以牺牲长期目标的实现为代价，我们也都愿意立刻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正如动机性推理和自利性偏差一样，指责他人的糟糕结果以及没有对他人的好结果加以肯定都是受到了自我意识的影响。胜利的荣誉提升我们的个人叙述，而通过对同行的失败加以指责来击倒对方也具有相同的作用。这就是幸灾乐祸。幸灾乐祸从本质上是与同情截然相反的心理。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的快乐将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策结果，而与别人的结果无关。但是，从基本的层面上讲，将他人的糟糕结果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过失会让我们感觉良好，将他人取得的好结果视为运气的作用会促进我们的个人叙述。
这种区分结果的方式在扑克等零和博弈中具有一定的逻辑模式。当我在扑克牌桌上与对手正面交锋时，我必须遵循这种区分模式来使我对自己的结果以及对手结果的自利性解读保持一致。如果我赢了一手，我的对手就是输了；如果我输了一手，这就意味着是我的对手赢了。一方的所得等于另一方的所失。如果我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高超的牌技，那么对手的失利肯定是因为他们逊色的牌技。同样，如果我把自己的失利归咎于运气，那么对手的胜利必然也是因为运气。除此之外任何的其他解释都会造成认知障碍。
这种思考揭示了我们区分他人结果的方式只是我们自利性偏差的一部分。通过对这一视角的观察，这种对结果加以区分的逻辑模式才变得合乎情理。
但这种我们和他人在结果方面的比较并不局限于一方必然负于另一方的零和博弈（或者一名律师输给对方律师，或者一名销售人员被竞争对手抢走一单生意等）。实际上我们是在与所有的人竞争资源。我们的基因有着与生俱来的竞争性。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指出的那样，基因表型中的竞争推动了自然选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进化是为了竞争，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驱动力。通过竞争的视角来融入世界的思维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大脑中。通过个人成功来提升自我形象是不够的。如果某个被我们视为同行的人取得了某种成功，相比之下，我们会感觉自己是失败的。我们以他人的成功来衡量自己。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优于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出现了什么过失呢？如果他们的公司因为即将上市而出现在新闻中，那么为什么我们仅仅在工作中艰难前行呢？
人们自以为知道幸福的成分是什么。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心理学教授，关于幸福话题的畅销书作者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从文献评论中总结了一些人们通常考虑的幸福元素：“宽裕的收入、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婚姻，以及没有病痛和灾祸。”但柳博米尔斯基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对幸福决定因素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环境、人口变量和生活事件与幸福的相关程度要低于我们通过直觉和日常经历感知到的情况。几次估算显示，所有这些变量之和在幸福方差中的占比不足8%~15%”。占幸福方差比重最大的是我们的相对表现。［虽然关于幸福及其影响的研究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很重要，但超出了我们对他人的成果加以区分这一问题的理解需要。我推荐读者们去阅读“参考书目和推荐阅读”中引用的柳博米尔斯基在这方面的相关论述、丹尼尔·吉尔伯特的《哈佛幸福课》和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The Happiness Hypothesis）。］
我们可以用一种叫作“二选一”（Would You Rather…）的派对游戏来说明我们是如何将自己的幸福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当被问到你宁愿在1900年还是宁愿在今天赚到70 000美元时，相当一部分人选择1900年。没错，1900年的人均年收入大约是450美元。因此，如果回到那个年代与当时的人相比，拥有70 000美元绝对称得上是富甲一方。但是在1900年你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奴佛卡因（Novocain，一种局部麻醉剂），买不到抗生素，也买不到冰箱、空调，更别说功能强大且可以单手握持的电脑了。大概在1900年以70 000美元能买到的唯一一件无法在今天买到的东西就是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乘坐飞行器上天的机会。我们宁愿在平均寿命只有47岁的1900年做一名有钱人，也不愿在平均寿命超过76岁的今天做一名（可以手持电脑的）普通人。
在很多情况下，自己与他人的对比结果影响着我们的自我感觉。这种顽固而普遍的思维习惯严重阻碍了我们的学习。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改变习惯，无论是你咬指甲的习惯还是你将失败归咎于霉运的习惯。通过改变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东西，就能以更加理性的思维对结果进行区分，也会以更加富有同情心的态度来看待他人。如果我们致力于追求真理、准确和客观的积极叙述，那么可以学到更多，我们的思想会变得更加开放：给予他人应得的肯定、承认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以及确认世上极少有非黑即白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