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行为洞察力小组
……我们不能用20世纪的官僚体系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不错，实现能源独立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在生活和工作中节约能源。不错，我们需要帮助那些犯下罪行或者陷入绝望的年轻人实现自我救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不可能取代父母的作用。政府不可能关掉电视，让孩子去完成家庭作业，父亲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给孩子以必要的关爱和指导。
——2008年，奥巴马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演讲
一直认为中央政府只能通过规章制度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我们的政府将是一个更加聪明的政府，回避过去的官僚手段并寻找明智的方法，鼓励、支持和帮助人们做出对自己更好的选择。
——2010年，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联盟协议
在政策评估遭遇不幸的5年后，在大西洋的另一端，行为科学在纳入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芝加哥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和哈佛大学法学学者卡斯·桑斯坦开始撰写他们的著作时，书名本来打算定为“自由意志的家长制”，这和该书大量引用的学术文献上的名字一样。对他们以及其他人来说幸运的是，一位有远见的出版商提议给书另起一个名字——助推，2008年，《助推》终于出版了。你可能想知道有多少伟大的想法被埋葬在了学术标题的重压之下啊。
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许多思想和心理学知识，早就在心理学文献中为我们所熟知，一些像罗伯特·西奥迪尼这样的学者更是把这些思想进行了非常广泛的传播。但是塞勒和桑斯坦却至少从三个方面极大地推动了这些思想的发展。
第一，不是心理学家的他们让某些想法突破了心理学的范畴，并以一种容易接受的形式把它们应用到了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所面临的问题之中。第二，他们把来自行为经济学的新观念纳入现有的学术文献中，包括正式承认违约和选择架构的巨大作用。1第三，他们通过芝加哥大学同学巴拉克·奥巴马直接参与了政策的制定。
奥巴马和桑斯坦：助推来到华盛顿
2008年，新任总统奥巴马任命《助推》作者之一的卡斯·桑斯坦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监管总长”，此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们是在芝加哥相识的。不过在此之前，许多人早就知道集理论思想家和法学学者头衔于一身的桑斯坦了，他有能力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与法律。
桑斯坦十分乐于接受统计思维和心理思维。早在《助推》之前，桑斯坦就注意到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法院和公众为了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会不惜花费一切代价。正是这个思路带他进入一个神秘而奇妙的世界，在这里他了解了真实的人是如何做决定的。
虽然前些年我读过桑斯坦的一些作品，不过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奥巴马政府任职了。我离开待了6年的英国政府之后，尚处在缓冲期，成为一名来自英国新近成立的智库——政府研究所的政策专家。
桑斯坦办公室所在的艾森豪威尔办公大楼，就坐落在白宫西侧，以其形似婚礼蛋糕的精致石雕和通向临街的宏伟台阶而闻名。他的办公室让人印象深刻：空间很大，里面有很多办公家具，墙上挂着一幅经过放大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白宫外面与总统认真交谈。尽管心思缜密、思维敏捷，桑斯坦却是个十分安静、喜欢沉思，甚至有点谦逊的人。在我看来，这间办公室不太符合他的风格，空间大大超出了正常需要。
桑斯坦是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下的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他把更复杂的行为研究方法带入了政府的核心地带。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最初成立于1980年，作为政府监管机构一直致力于减少政府文件及减轻公民和企业的负担。共和党执政期间，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因时常作为“执行控制的制动器”阻碍新规的实施而遭到批评。但现在，在桑斯坦的手上，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转变，开始关注如何重塑既能带来更大影响，又能减轻负担的监管措施。在监管措施的成本效益方面取得进展的关键工具，就是行为经济学和行为研究知识。
桑斯坦引用的日常例子就是膳食金字塔。1992年，美国农业部首次发布膳食金字塔图，指导儿童、家长和学校正确饮食，推动潜在健康均衡饮食的产业的发展。然而，很多人认为，这张膳食金字塔图让人感到十分困惑。桑斯坦说政府在尝试给公众提供帮助，但实际上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带来更多混乱。在他看来，膳食金字塔提供的指导并没有错误，只是难以理解，因此他强烈主张重新设计图，设计一张让人一看就懂，或者稍动脑筋就能弄明白的图——这才有可能真正影响到人们的行为。2011年6月，一个简单的“餐盘”取代了原来的膳食金字塔（见图2–1）。对桑斯坦而言，这不是一个小细节，而是一项基本原则：政府的规定和有效建议必须直观且易于理解。时至今日，他依然在强调“餐盘而非金字塔”的原则。
图2–1 美国农业部膳食金字塔（2005年版）与简化后的餐盘（2011年版）
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的年度报告显示，奥巴马政府颁布或修订的监管措施成本效益比出现了急剧上升。报告显示，高质量的监管能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桑斯坦认为，向普通民众和消费者提供更容易理解的信息——比如，油价以每英里需几加仑或每英里需几美元的单位呈现，而不是每加仑能行驶几英里来计算——能让普通民众和消费者做出更好的选择，并改善市场运作。同样，对默认选项的仔细设定，或让政务透明，可能会带来更有效的监管，而且能让民众和企业减少负担。
但华盛顿的改革却步履维艰。激烈的党派纷争，让两党无暇理会信息呈现的更好方式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桑斯坦本人更是因为自己把微妙的行为科学复杂思维融入了监管领域，被共和党评论家称为“美国最危险的人”。问题是，如果你压根儿不信任政府或希望看到政府的作用降低，那最不希望的就是出现高效的政府管理者。
在桑斯坦的带领下，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为科学思维嵌入了可支付医疗法案、金融法律改革、气候变化政策以及消费者保护政策当中。尽管桑斯坦取得的成就有行政和政治限制，但他做的一件事却在世界各地打开了人们的思维，就是倡导把微妙的行为研究法纳入政策之中。如果那时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做好了接受这一重要信息的准备，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英国。
2010年大选准备阶段：处在变革中的政治环境
政治反对派可能不会选择助推，但反对派的限制恰好给了选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候选人正在寻找新的、有趣的想法，特别是那些能与他们的政治目标产生共鸣的想法，这也可能会吸引选民。
戴维·卡梅伦委派了一名极不寻常的保守党成员——史蒂夫·希尔顿在2010年大选之前帮助他重塑政策、政治形象和党派形象。希尔顿思维敏捷、思想开明、熟知媒体、精通形象公关，并对“大政府”观念持深度怀疑态度。自1997年以来，保守党已经失去权力，托尼·布莱尔已经成功地压制了一连串保守派领导人。卡梅伦和保守党已经为党派现代化做好了准备。虽然部分保守党成员还有疑虑，但对选举胜利的渴望让他们顺应了希尔顿更为激进的想法。
希尔顿喜欢身着T恤和比较随意的短裤，不穿西装。那时他比较矮，还有点微胖。不穿西装之后，希尔顿也不穿皮鞋了。后来，这个习惯被他带到了唐宁街，别人看见他就这身打扮走出办公室，与旁边内阁会议室穿西装打领带的内阁大臣擦肩而过。那时他的光头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夜总会保镖，而不是保守党顾问。他既有魅力、充满阳光、思维敏锐，又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但他有时候会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喜欢骂人。简言之，他是传统的英国保守党的对立面。
然而，史蒂夫对“大政府”信念持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他坚持认为应该让个人、企业和社会自己做决定。从这一点来看，他的确是一个保守党成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口号和观点就是“大社会”，而不是“大政府”。
2010年大选前夕，史蒂夫和英国影子内阁大臣的年轻助手、前任初级财政助手罗翰·席尔瓦一起，去美国寻找最有趣的新想法和新思想。大部分想法虽然十分有趣，但经不起推敲。其中一种站得住脚的想法就是助推。助推主张政府可以拥有一个对危机采取立法、强制和财政解决的可行性替代方案——这个观点非常符合希尔顿和卡梅伦的想法。新任且极富魅力的美国总统任命卡斯·桑斯坦做了政府官员，这件事让助推变得更有吸引力和更有趣了。与卡斯·桑斯坦合作著书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通过谈话的方式，让史蒂夫和罗翰接受了助推。
罗翰也承担了我的部分工作，包括给《国家的隐形财富》（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一书写结语。这本书于2009年年末出版，书中列出的十大政策思想都值得未来任职的首相或总统以及他们的团队看看。这些政策思想部分基于布莱尔时期到布朗时期的政策评估总结，还有部分来自其他一系列相关评论和学术著作。2书中的一些想法及这本书的标题，都在研究政府如何更好地激发市民互助和自助的能力。同时，这本书还建议政府大量收集公民消费者的信息，做到民主创新、关注民生，重视循证。下面这段推荐性文字与助推的关联性很大，它与2003年首相战略团队做的政策评估、卡尼曼和其他成员的工作，以及西奥迪尼在唐宁街座谈会上的讲话遥相呼应：
拥抱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为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和改善生活质量方面提供了一组强大的新工具。但即便很多关键见解符合20~30岁年轻人的口味，政策制定者在应用这些政策时进展也非常缓慢……行为经济学的应用可以在环境、犯罪、亲社会行为、教育、福利以及健康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家的隐形财富》第260页
罗翰吸收了塞勒和桑斯坦的许多思想，以影子内阁大臣乔治·奥斯本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认为类似助推的方法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果，和传统的监管方式相比，助推可以减少开支，对个人选择也能给予更多尊重。例如，文章重点介绍了如何通过向普通家庭提供能源使用情况反馈的方式（与那些能源利用率较高的邻居相比），鼓励家庭节能，甚至通过居民屋顶的发光球体向主人和其他人传递能源利用效率的信息（详见第5章）。
这篇文章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文章的些许疯狂恰到好处地引起了评论家和公众的注意，但其趣味性和可信度也经得起怀疑和审查。
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和银行业危机的强大余波还在继续颠覆传统的经济和政策思维。这场危机表明，即便是学术界和市场所谓的金融专家，也容易在思想和判断上犯严重错误，从而导致灾难性后果。危机同样反映了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灾难性失败，以及作为政策基础的人类行为模型的失败。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奥斯本、希尔顿、席尔瓦对传统监管的批判以及新兴的助推思维的发展前景是毋庸置疑的。
政府管理也开始改变思维
在史蒂夫和罗翰研究助推想法的同时，英国政府的内部管理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变。经济学专业出身并担任过财政大臣的现任内政大臣古斯·奥唐奈尔爵士，对于发展新的、更好的人类行为模型十分感兴趣，而不仅限于解释2008年广泛使用的经济模型的败因。
古斯·奥唐奈尔担任过布莱尔首相和布朗首相时期的内阁大臣，尽管快60岁了，仍旧身板硬朗，体格健壮。担任行政官员的他有着相应的学术背景，在华威大学和牛津大学主修的是计量经济学。他在政府中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参与编写财政部著名的绿皮书，这本书提出了理性的决策者应该如何根据当时最新的经济学思维做成本效益分析。他那不同寻常的经济学专业素养以及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的个人魅力，很快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因此成为当时保守党大臣约翰·梅杰的新闻秘书。约翰·梅杰在20世纪90年代当选首相后，仍然带着古斯。古斯后来回到财政部担任财政大臣，2005年最终成为布莱尔首相的最高行政官员。
有着计量经济学背景的古斯从政府层面对2008年9月濒临破产的银行和金融体系做了深度分析，这让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英国内政部主管和内阁大臣。对他而言，经济危机中财政部和其他所有人的模型都十分糟糕。他能看到问题模型的核心假设，特别是他教授的并融入财政部模型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因此，如果这些与金融市场有联系的模型与人类行为背道而驰，为什么它们能融入政策中呢？
自从布莱尔结束任期，我离开政府后在政府研究所与戴维·塞恩斯伯里勋爵共事。塞恩斯伯里过去长期担任布莱尔政府的科技大臣，也是一位对解决政府弱项十分感兴趣的“大好人”。从技术难度方面考虑，政府的失败就是政府研究所需要研究的事情。因此，我们着手重新启用旧的首相战略团队报告来研究人类行为及其政策含义。对于如何更新报告，基本想法是引入一些外部学者来做报告总结，这样政策制定者（包括部长和新政府）就可以轻松地阅读并理解这份报告。
政府研究所具有独立做出报告的资源。但报告的重点是总结出一些政策制定者觉得有用，而且真正在运用的观点。凑巧的是，有一个适用于个人和组织“承诺”的基本行为现象：如果个人和组织有小的承诺，或者自己动手组装家具，那么他们就会产生自豪感，进而更愿意这么做（宜家效应）。西奥迪尼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他普及影响心理学的早期，餐厅面临着大量顾客预订却不来就餐的问题。餐厅员工接听电话预订的时候，被要求做一个看似微小的改变：在问顾客“如果不来您能通知我们吗？”之后暂停一会儿。暂停后顾客会用“好的”或者“不会”来回复。结果呢？不来就餐，也不打电话通知的顾客减少了一多半。
有鉴于此，我们花了一些时间与内阁办公室达成一致意见，报告将由双方共同完成。古斯·奥唐奈尔很高兴，对此事也十分支持，而且工党内阁大臣利亚姆·伯恩也十分支持，他早就认识到了助推的潜力。
为了壮大团队并扩大学科基地，我们请来了帝国理工学院（后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经济学家保罗·多兰和伊沃·沃赖、多姆·金两位年轻的研究员。多年来我几次遇到保罗，总是被他思维的强大实用性和经验主义所打动，包括他对行为偏差和幸福的想法。3他过去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与丹尼尔·卡尼曼一起工作过，那时他对“框架”和“启动”效应非常感兴趣。更为特别的是，保罗和伊沃一直都在学习在行为经济学文献中发现的、具有最稳健影响的简单类型学，这正是我们想从评估报告中得出的核心内容。我还从研究所带来一位最棒的研究员迈克尔·霍尔斯沃思，他加入我们团队后，团队就有5个人了。
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把大量实验室和真实世界的心理捷径、“误差”和影响总结到一张简短的备选名单上，名单内容不仅要完美呈现出心理学的整体内容以及人类真正的思维方式，而且要成为政策制定者手中强有力的工具和指南。保罗和伊沃的最初框架包含4个主要作用，可以简写为“SNAP”：特点（salience）、规范（norms）、影响（affect）和启动（priming）。
我认为“SNAP框架”的覆盖面太窄了。尤其在那些研究社会认知的学者所称的大量“自利归因偏差”（例如，事情发展顺利时，功劳归自己；而发展不顺利时，错误都归他人）及其重要的相关影响如“乐观偏差”等方面，显得过于单薄。对社会心理学记录的一些强有力的影响，如权威的力量（参见米尔格拉姆实验）或互惠（例如，我们非常乐意帮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哪怕是以最微不足道的方式）等方面，该框架依然存在不足。
我们利用这些评论创建了相关结果群，试图将它们归纳为针对不断发展的文献的一种有力、简短而且更容易记住的总结。
我们还面临另一个困境：人类大脑的思维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特点”——例如，我们如何在拥挤的空间里注意到自己的名字，或者我们如何注意到万绿丛中那一点红。其他影响更多指的是我们周遭的环境是如何被配置的，例如默认选项或选择方法的确立方式。从纯粹的学术角度来看，把这些不同的影响混合在一起有点杂乱。但从政策角度，或者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这种差异根本不重要。考虑到我们的受众，我们决定采取后者。
2010年初，研究所公布了框架最终版——“思维空间”（MINDSPACE）（见表2–1）。它旨在提供一个简单的框架和助记符号或记忆辅助工具，来帮助忙碌的决策者思考特定情况下可能影响行为的事务。因此，扩大政策工具和方法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民众更加健康、垃圾更好地被回收利用、民众按时纳税。“思维空间”成了研究所下载最多的报告。4
表2–1 思维空间框架
政府研究所，2010年
政府在2010年开始组建助推团队
我之前都没有想过，在2010年初夏的某一天，我会坐在巴黎的出租车上，坐在我两侧的分别是新首相的政治顾问史蒂夫·希尔顿和罗翰·席尔瓦。那是新联合政府建立的初期，我们去巴黎看看萨科齐的中右翼政府是否对英国卡梅伦—克莱格新政府的方法感兴趣，包括助推、“大社会”（“大社会”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的一项社会改革理念，这一改革将从政治家手中拿走权力，将之交给民众）以及民众幸福感。事实证明，他们对此不感兴趣。
在我们试图付诸行动、计划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助推小组时，理查德·塞勒从芝加哥飞过来与我们在一起待了几天。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称呼这个组织。我当时的角色应该是利用自己的政府知识和行为政策具体知识，每周花一两天给新的团队提供建议。政客们不介意我曾与布莱尔亲密合作过，布莱尔三次选举获胜，卡梅伦团队对此以及对布莱尔本人都非常佩服。
同时，联合政府的次要伙伴——自由民主党，对助推方法也十分感兴趣。自由民主党主席、副首相尼克·克莱格的两位关键顾问理查德·里夫斯和波利·马肯金都喜欢“自由意志的家长制”这样的自由方向以及相关的经验主义方法。
行政部门早就开始转变方向，尝试着解释新政府想要什么，或者至少在新政府需求和行政部门的满意之间达成妥协。内阁办公室高层甚至开始接触这些人和这个新生的团队。英国系统与美国不同，类似的任免几乎都是由行政部门做出的，而非政治家。5
很多想法被放在一起。罗翰很清楚，助推团队应该与臭鼬工厂的风格相近。臭鼬工厂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著名团队为基础，负责研发普通团队不会考虑的全新飞机设计方案。对另一些人，包括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部（BEIS，以下简称商务部）的员工来说，助推的重点应该是解除管制，或者至少像卡斯·桑斯坦在美国提倡的那样放松管制。而另一些人，包括史蒂夫·希尔顿和理查德·塞勒则认为，某种程度上，在引进新思维方式的同时，再以微妙放权的方式放开公民的选择和自由，这可能会让美国倒退。
去巴黎访问之前，我们在唐宁街和内阁办公室待了一天，与内阁大臣古斯·奥唐奈尔，以及一些将要分配到助推团队的行政人员会面。
虽然从政策方面来看，巴黎之行没什么用处，却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得以在火车和出租车上花几个小时敲定了新团队的一些细节。根据两党联合协议组建的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政府职责做了明确声明，新政府将会更加明智，回避过去的官僚作风，寻找理智的方式来支持并帮助人们更好地为自己做选择，这促进了团队框架的形成。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早期目标就是从更大范围内，从心理学最著名、最值得验证的想法，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想法着手进行实验。这可能会让我们及早取得胜利，有助于助推方法的推广。例如，伊利诺伊州在器官捐献方面采取了“建议选择”这一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便猜想类似的方法在英国也照样行得通，这样就不必采取布朗政府建议而公众反对的“假定同意”的做法了。如果成功了，那么就是对联合政府新方法的最好解释，而且还能挽救一些人的生命。
早前问题优先级标准是这样的：首相或副首相优先；政府干预可能会带来财政收入或增加储蓄（考虑到财政压力）；有着良好而且可测量的数据管理，政府干预经得起系统测试与检验。出于这些原因，围绕回收税款和罚款采取的干预措施便被确定为早期目标。
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新团队应该取什么名字。首先，我们决定不能称之为“单位”。新政府，尤其是政府核心通常热衷于让政府变得更明智，而不是更庞大。6与此同时，高级行政人员很乐意让团队置于某个人或某种由头的保护之下。“团队”的概念看上去不错，也能替代“单位”，这意味着理念更加开放，对政府部门之外的专家也会更加包容。
更困难的是确定团队的主旨。最初的名称是“行为改变团队”，但这让理查德·塞勒这位芝加哥经济学家感觉很不舒服，政府的主要角色真的是改变人们的行为吗？我们也考虑过“行为经济学团队”这一称号，但有点受限于学科基础（会使丹尼尔·卡尼曼这位心理学家绝望）。“行为科学团队”则是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史蒂夫很喜欢），但有可能会冒犯政府团体中立场软弱的人，这些人认为政策更像是一门艺术。唐宁街10号的其他部门也觉得科学这个词有点刺耳。他们还十分担心它的缩写可能会招来人们的嘲笑，因为没有员工会说自己来自BS团队。［behavioral science的缩写BS与bull shit（胡说八道）的缩写相同。］
2010年7月下旬，行为洞察力小组准备开始行动了。预算很少——七八个人的年度预算总额还不到50万英镑。政府打算组建一个比首相战略团队（布莱尔时代留下来的）规模略小点儿的姊妹团队，基地还是在海军拱门。团队成员既有来自前首相战略团队的，也有来自商务部优化管理局的。最终，经过特别指导委员会的批准，团队进入唐宁街10号的副首相办公室，由内阁秘书长亲自领导。
然而，另一个改变却影响了我。巴黎之行以后，罗翰、史蒂夫和塞勒对于谁将领导新团队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担忧。由文职部门委派的副领导人既不了解行为经济学，也不了解心理学。这在英国的文职部门中并不少见，而且历史悠久，任命的人经常对部门情况一无所知。人们一般认为聪明的全才对大多数事情都比较熟悉，尽管不清楚为什么在18个月后，等这些人熟悉了部门情况后又要变动他们的职位……让我们担心的是一位优秀、雄心勃勃、从优化管理局调过来的团队副领导。她没有行为学背景，与史蒂夫和罗翰的关系也不太好，特别是史蒂夫还是一个急性子。但她在放松管制方面的贡献却巩固了她在团队中的地位，这也是商务部的主要兴趣所在，但唐宁街10号的野心却不局限于此。7
我们离开圣潘克拉斯后，罗翰就开始认真地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来带新团队。他之前早就与史蒂夫商量过此事。我同意每周一天、紧急时每周两天给新团队提出建议，然后继续我在政府研究所的工作。事实上，回唐宁街带团队后，有时一周甚至需要四天，这意味着我得从政府研究所离职。布莱尔时期我在唐宁街10号已经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我知道罗翰是对的。这是一场赌博，是一个高风险的计划：小团队，新想法，疯狂的挑战，持怀疑态度的行政部门，复杂的联盟政治。万事开头难，如果团队负责人与唐宁街10号关键人物和其他核心人物没有牢固的关系，那就注定要失败。所以我同意了，尽管我是从政府研究所借调过来的。夏天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会继续在研究所每周工作一天。但是我早就应该想到：10月份我会离开研究所，来唐宁街全职带领团队。
我们一起制定了团队目标。但团队目标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如下：
（1）至少在政策的两个领域做出改变；
（2）加深白厅对行为研究法的理解；
（3）取得至少10倍于团队成本的回报。
我明确表示，如果行为洞察力小组未能实现这些目标，那么就会在成立两周年时解散。我根据自身的经验，同时为了创造一种紧迫感，增加团队的动力，于是给研究小组设定了上述期限。我以前见过很多政府成立的团队，虽然没有成功却还在苟延残喘，因为没人考虑过要解散团队。这样我们会有一个明确且有时间限制的目标。这能使我们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我们在政府团队的正常默认选项内，高效地切换，这样首相和内阁秘书就不得不积极支持团队发展（详见第3章）。如果团队没有成功，我将会回到政府研究所继续上班，行为洞察力小组消失的时间足以在大选前让选民和评论家把这件事忘掉。
有了落日条款，团队的招募确实像电影《十二金刚》里的情景：一群才能非凡、一无所有、头发斑白的斗士团结起来了。他们要完成一项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他们不会真的被拉到敌人的阵前去处决，但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危机感。幸运的是，英国政府内有许多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尤其是在前首相战略团队里，许多人都对成员流动率高而且与唐宁街10号联系密切的行为洞察力小组颇感兴趣。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团队组建之初的成员5年后还留在团队里。罗伊·加拉格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首相战略团队中一名出色且活力十足的政策分析家，曾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现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带领团队工作。山姆·纽伦是我们招募的第二位成员，他来自内政部，是一名年轻而且才能出众的经济学家，目前在负责带领团队开展就业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工作。团队此后取得的成功离不开早期成员的努力。8
图2–2 行为洞察力小组2014年初在财政部庭院。到这个时候，团队成员已经增加到18个，平均算来，有14.5个人是全职。前排宝宝是费利希蒂·爱尔盖特的，她负责消费者市场，据我所知，她没有参与到任何行为实验中来。团队成员罗伊·加拉格尔未出席，他被派遣到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了
团队初期的工作重点和方法发生了变化，一些团队成员的职位便发生了变动。到2010年11月，团队原来的副领导被调走，取而代之的是首相战略团队副主任欧文·瑟维斯，他有战略政策背景，曾在剑桥大学取得社会学学位。这在早期给行为洞察力小组以及其他类似团队上了重要一课：在团队里招募具有多种能力的人才并取得人事权力是十分关键的。欧文进入团队以后，我们便着手优化团队，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种研究政策的新方法。我们需要一个了解行为学的团队，有能力辨别方法的有效性并部署稳健的方法，还要了解政府政治和管理的复杂性。例如，我们招募了来自国家审计局而且拥有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劳拉·海恩斯，还有先后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杰出人才迈克尔·桑德斯，让他来领导团队的研究、评估和分析工作。另一位团队成员马伦·阿什福德，将会在我们与商务部合作建立的姊妹团队——内阁办公室伙伴团队——继续拓展行为洞察力小组的创新方法，这个团队至今还在运作。
新成立的繁文缛节挑战小组也给我们不小的帮助。该小组的主要目标是从宏观上解除管制规定。他们着手取消了2万多项历史上的规章制度，这样行为洞察力小组就能关注更有价值的领域。繁文缛节挑战小组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找我们，而我则坐在解除管制的星室法庭（Star Chamber）里寻找行为研究法可以提供帮助的领域。
创建有效助推团队的关键因素——“苹果”
一些我们为之提供建议的政府和组织经常问我们，创建一个有效的助推小组或类似团体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们用助记符号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概括——一个大写的“苹果”（APPLES）。
行政支持（A—administrative support）——确保你在政府内部有高层支持。对我们来说，得到英国最资深官员——内阁大臣奥唐奈尔的支持十分关键，他同意担任行为洞察力小组指导委员会的主席。对其他政府部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支持。
政治支持（P—political support）——政府也是政治工程。2010年，行为洞察力小组开始运作，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首相和副首相的支持和帮助。至少，你需要考虑怎么让助推方法符合政治叙事的逻辑及政府、公众的直觉。
人才（P—people）——拥有多项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才队伍，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在政府和大型组织中有实战经验和良好人际关系的人。
位置（L—location）——政府和生活一样，都需要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位置。不要依赖运气，人们经常碰面的地方就有可能临时谈成业务，包括唐宁街10号、议会和白厅附近的街道等。选择一个距离政府办公室20分钟路程以内的办公位置。
实验（E—experimentation）——支持实证方法。你需要向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你的新方法并量化其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你应该遵循测试、学习、适应的逻辑——行为科学十分契合实证方法。人的反应很复杂，而且很难完全预测。
学识（S—scholarship）——了解行为学及其面临挑战的细节。每个人都有一些心理学知识。你需要一个真正明白人们的谈论内容的团队，并与最新的思想和结果联系起来。确定当地和相关的学术专家，并形成一个专家咨询小组。
2010年7月，这些团队还在运行中。行为洞察力小组（或者大家不久后开始叫的助推小组）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地把行为科学应用到一系列政府核心政策之中的团队。行为洞察力小组有来自首相和副首相高级政治顾问、英国最高行政官员古斯·奥唐奈尔的支持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的明智建议，以及来自其他学术领域的美好祝愿。但站在团队对立面——或者至少对团队漠不关心、不了解或者持怀疑态度的则是议会、白厅内7万名公务员、英国境内的45万名公务员、500万名公职人员，当然还有媒体和大众。在美国，经过卡斯·桑斯坦的努力，行为科学政策正在悄无声息地扩大规模。但即便在美国，运用行为经济学政策的想法还是会在公共场合遇到一些难题。把人类行为的更好模式应用到政策中是一个好想法，但历史书上到处都是没有奏效的好想法。
第二部分
助推框架
在政府中工作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你得先学会走路，然后才能学会跑。行为洞察力小组成立的目的是要做出改变——如果成功了，会最终改变各领域的政策和实践。如果你说要改变事情的发展方向，或者改变一个企业或部门的运作方式，这听起来不错，但要说服那些真正运作的人，却不一定是一个好策略。
大型政府部门和企业都有许多运营机构。告诉一个大型政府部门或组织的负责人，说你要对他们的运作方式做一些改变，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例如，一个中等大小国家的税收办公室的负责人手下会有5万~10万名员工，他们负责征收其他部门所依赖的数百亿英镑的财政税款。对那些给国家机器上油、调试的人来说，那些在你看来很巧妙的改变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把沙子扔到机器齿轮里一样危险。他们很清楚，如果行为洞察力小组所做的改变失败，没有征收到税款，或者征税出现问题，来自政府部门首脑的支持就会人间蒸发，残局还得他们来收拾。
有鉴于此，行为洞察力小组于是先从较小和相对温和的改变开始。我们选择在信件措辞和沟通中做出改变，验证这些行为科学方法是否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或者能在改变的内部进程中奏效，比如首相承诺减少政府部门的能源消耗。
在早期，行为洞察力小组过度依赖“思维空间”框架来指导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在主要的政府机构举办了许多研讨会和讲习班，希望用这种方法来普及行为科学方法并加深理解。这种能力建设对于团队获得支持，在部门内寻找特定的机会进行干预，并培养部门采纳这些方法的能力十分重要。经过一年的实践应用以及开设工作坊和沟通交流，我们开发了一套可以每天使用的简化框架。本书的架构也会用到这个框架，我希望这个框架能帮助读者，让你们更容易记住并使用自己所学到的东西。
2011年，这个简化框架在哈佛大学和美国东海岸举办的一系列研讨会上首次出现，可能是因为比较符合东部的情况，所以很快就变成了“EAST框架”。就像“思维空间”框架一样，“EAST框架”也比较好记。如果你想推广一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必须具备以下四个特质：
（1）简化（easy）。
（2）吸引力（attractive）。
（3）社会性（social）。
（4）及时性（timely）。
“EAST框架”并不包含行为学的所有细节，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行为洞察力小组的成员们花费很多时间阅读最新的学术论文，并研究文献，发现类似“EAST框架”的结构能够被快速应用到新问题之中—— 一种能对某些简单想法进行早期检验的思维清单。
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许多能力都依赖心理捷径或心理启发。这些研究同样也引导我们尊重这些心理启发。“EAST框架”就是心理启发的一种。与所有启发一样，心理启发可能不会面面俱到，但会指导你走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