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享受当下的艺术
我走进位于韦斯特伯恩的懒人学院（Idler Academy），浏览书架中的书，一位年轻的店员给我端来一杯茶和一些饼干。不久，一个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和橡胶底帆布鞋的人眨着眼睛从地下室走出来。“哦，你好，”该学院的创始人、43岁的汤姆·霍奇金森（Tom Hodgkinson）向我问好，“我刚刚打了个盹。”作为近来古代哲学在现代生活中复兴的一部分，一些有事业心的思想者以古代模式创建了哲学学校，普通人在学校里聚会、就餐、饮酒、学习生活的艺术，就像过去学生在雅典、罗马、亚历山大港等地所做的那样。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叫懒人学院，是汤姆2011年在伦敦西部创办的。他希望他的学院能把18世纪咖啡馆中的低声交谈跟古代悠闲的哲学探讨结合起来，类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的学校里进行的哲学探讨。目前仍处于创办初期，学院还有些混乱——相当混乱。上周，水管爆了。这周，锅炉又出了故障。一位顾客的订单找不到了（学院有一家书店），今晚的哲学工坊需要的一切都还没准备好。建立一家小企业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汤姆叹着气说：“压力很大！”但总体上说，当地的企业对于这一不同寻常的冒险都很友好，很乐于伸出援手。
汤姆的新哲学学校是这一大胆、非传统的职业最新的一个实验。实际上，称之为“职业”也许不恰当。汤姆曾经写道：“职业有努力的含义，它是中产阶级的苦恼。”在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后，汤姆的遭遇始于伦敦一家周末报纸的杂志。他痛恨这份工作。他从悠闲地参加派对、听摇滚乐的学生变成了7点半起床的上班族，一天大部分时间在无趣、没有灵魂的办公室度过，在那里工作人员不可以相互交谈。回顾这份工作，他意识到他也许大学毕业后“有些膨胀”，他的新雇主只是想让他谦逊一些。但是他仍觉得这段经历让他很受伤。“我记得去看我父母时，我大哭了一场。20出头时是人很奇怪的阶段。每个人都害怕失败或不适应。甚至在派对上也互相攀比，你自己在做什么？那时，我的朋友好像都比我更成功。”为了摆脱恐怖的办公室生活，他和他的朋友在周末玩得很疯狂，但是狂喜后的失落“只会加重周一的痛苦”。最后报社解雇了他，但是汤姆没有被这一挫折压倒，他决定独辟蹊径。1995年，26岁的他办了一份另类杂志《懒人》（Idler），赞美“X一代”抛弃激烈的竞争，追求享乐、创造和对政治冷漠的精神。
《懒人》的精神是无政府主义，但它是一种不会用暴力威胁任何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份杂志的标题都是“如何不用真的去尝试就能拯救世界”、“躺下来抗议”。汤姆写道：“摧毁政府的最佳方式是不理睬它，希望它消失。”他倡议不去投票，尽可能少缴税，不做抵押贷款和养老金计划的奴隶。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阴谋，想使我们为了遥远的将来的幸福而推迟当下的享乐。汤姆宣称：“将来是资本家的构想，这种观念令我们沉默：在将来某时，状况会变得更好。但是不要等待退休的光辉岁月，让我们现在就享乐。”我们应该尽可能少工作，尽可能多地向政府和贵族讨要，尽可能地痛饮生活这杯酒，但不要让任何享乐变成瘾。汤姆说：“关键不是抛弃享乐，而是掌控它们。”《懒人》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奇怪地融合了对生活方式的展示和自我拯救。汤姆说，它是对没必要的压力和因为竞争而感到焦虑的治疗，他向读者保证：“懒散，什么也不做——真的是什么都不做——有助于遏制焦虑。”
很快，杂志就走上了正轨。汤姆的《懒人》宣言与20世纪90年代伦敦放荡不羁的精神吻合，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了联系到采访对象和外稿的天才，约到了达米恩·赫斯特、威尔·瑟夫、路易斯·梭罗、阿兰·德波顿、污点乐队的亚历克斯·詹姆斯、KLF（意为“版权解放战线”）乐队的比尔·庄蒙德等。“我们乐于采访所有没有固定工作而过了一辈子的人。”《懒人》多样化经营，也出书，如美化懒人生活方式的《如何做个自由的人》《悠游度日》《懒人之乐全书》，以及其他攻击竞争的书，比如《垃圾工作》。汤姆公开赞美懒惰生活之乐，却忙碌、成功得令人吃惊。
还有派对：“过去每次新一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办派对，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我们在法灵顿（Farringdon）半非法的地方办派对。那真的是一个波希米亚式的居住点，充满罪犯和毒贩。那真是很狂野的派对，有大约300人参加，有卡巴莱歌舞表演、喜剧，还有‘星座战场’（Zodiac Mindwarp）之类的乐队出席。”我去过一次他们的派对，记得有一位卡巴莱舞演员用一根铁丝拴在她的乳头上，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但是在30出头的时候，汤姆和妻子维多利亚决定抛下狂野的伦敦夜生活，搬到德文郡，他们在那里租了一个没有中央供暖的摇摇欲坠的老房子，致力于过田园风味的生活，自己种菜、养牲畜（包括几只雪貂），自己酿啤酒（“那场实验是一场灾难”，汤姆承认），悠长、缓慢地吃午餐。“我每天工作3小时，写作、写报道，就能吃上饭了，其余的时间我用来陪孩子玩、读书、散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和他妻子偶尔在周末组织郊区自足工坊，活动是跟阿兰·德波顿的人生学校一起办的。在波特·艾略特音乐节和英国其他节日上组织了哲学工作坊之后，汤姆决定建立自己的学院。学院开设3种课程：哲学、畜牧业和娱乐。
伊壁鸠鲁花园里的快乐哲学
汤姆的懒人哲学是无政府主义、逃避责任、怀恋可爱的英格兰、享乐主义者的自由主义的奇怪混合，但是对它起决定性影响的是懒人运动的偶像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年左右出生于萨摩斯岛，那也是毕达哥拉斯的出生地。他曾在雅典军队服役两年，之后就致力于研究和教授哲学。他是最早因为所传授的哲学而陷入麻烦的人之一，被逐出莱斯沃斯岛的米蒂利尼。伊壁鸠鲁生活于希腊历史上的动荡时期，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初（正是斯多葛派兴起的时期），希腊的城邦受到马其顿帝国的攻击。伊壁鸠鲁没有反对马其顿帝国，而是倡导了一种退出社会的哲学。他对他的追随者说：“当我们的同胞还算安全时，哲学家就应该追求一种从人群中撤出的安静的私人生活。”知识分子应该努力“活得不被觉察”。所以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凑钱在雅典郊外的河边买了橄榄园中的一幢房子，建了一个哲学公社，他们称之为“花园”。花园的入口处上方写着：“陌生人，你将在此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
伊壁鸠鲁教导说，快乐是“人生的全部”。没有绝对的善和恶，只有带来快乐的想法和行为，以及带来痛苦的想法和行为。伊壁鸠鲁在某种程度上信神，但认为神都很懒，在宇宙某个遥远的角落过着自足的无精打采的生活，完全不为人类的事务所动。我们应该努力变得像神那样无忧无虑、无动于衷。同样，伊壁鸠鲁相信，我们不会因为过享乐的人生而在来生遭到惩罚。他的哲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对物理学的研究，尤其是天体物理学。伊壁鸠鲁追随5世纪著名的“微笑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了一种原子论物理学：宇宙是一团根据机械法则旋转的原子，人类死去时我们只是分解回天空中的原子。但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好运，我们拥有意识、理性和自由意志，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过幸福、享乐的生活所需的一切。如伦敦公交车车身上引用的理查德·道金斯的一句话所说：“也许没有什么上帝。别再担忧了，享受生活吧。”
伊壁鸠鲁对我们说，我们在消失之前只会在这个星球上待一些年，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取悦谁。不需要去听从什么命令。我们可以选择享乐，而不是找理由去受苦。我们可以理性地选择快乐。这以前是，并将仍旧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建议。不害怕来生和神的惩罚，那什么能阻止人们随心所欲地享乐？那样会出现锐舞派对、街头狂欢。其他哲学学派——斯多葛派、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对伊壁鸠鲁的享乐哲学持有深深的怀疑，对他做出各种指责。有人说伊壁鸠鲁沉浸于美食美酒，直到生病；有人说他写色情文学；有流言说他和他的追随者沉浸于彻夜的性派对。这些诽谤一直持续到今天，词典里说伊壁鸠鲁主义者是“致力于追求感官快乐，尤其是美食美酒的人”。如今，如果你在网络上搜索伊壁鸠鲁学派，你会被直接引向伊壁鸠鲁美食学校，该校开设预先烘焙、蛋糕装饰和“精通巧克力”等课程。
真正的快乐对物质的依赖十分有限
但是流行的伊壁鸠鲁的形象也许是不真实的——至少最初的公社不是这样。如果伊壁鸠鲁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简朴、理性的享乐主义者。他的财物很少，饮食方面只吃面包、橄榄和水。在特别的节日，他可能会吃一点儿奶酪。“精通巧克力”对他来说也许意味着抵制巧克力，或者只吃一小块。他写道：
“当我们说快乐是人生的目标时，我们的意思并非一些人无知、偏见或曲解的那样，是挥霍的快乐，或者感官快乐。我们说的快乐是身体上没有痛苦、灵魂上没有烦恼。它不是不停地喝一通酒，或者狂欢，也不是性爱，不是享用鱼和其他奢侈的美味；它是清醒的思考，寻找每一个选择和回避的基础，消除那些给灵魂带来巨大困扰的信念。”
他的罗马学生有些接近于现在的美食家——他们喜欢美酒、美食和舞女，每个月20日聚会，举办哲学宴席，庆祝伊壁鸠鲁的生日。贺拉斯便是这类伊壁鸠鲁主义者，他写过许多漂亮的诗歌，赞美他悠闲地作诗、饮酒的生活。斯多葛派会强烈地反对这种态度。
伊壁鸠鲁主义者虽然跟斯多葛派是敌人和对手，但他们和斯多葛派都把哲学看作一种心理治疗。这两个学派都认为哲学能使我们更幸福，帮助我们消除导致情感困扰的错误信念，让我们自由地过自足、平静的生活。伊壁鸠鲁主义也许不像斯多葛派那样奋发，它可能没用那么多搏斗的隐喻，但它仍然需要我们去工作。“我们必须在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事物中锻炼自己。”伊壁鸠鲁写道。它需要努力去实现快乐的人生，因为我们经常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快乐。我们会做出糟糕的选择，这令我们的情绪不安。所以我们必须变成理性的享乐主义者，不是出于什么严峻的道德感或责任感，而只是出于理性的自利。“没有什么快乐本身是邪恶的，”伊壁鸠鲁向他的追随者保证，“但是带来某种快乐的事物产生的烦恼会是快乐的数倍。”
伊壁鸠鲁给人类的欲望做了分类。“对于欲望，有些是自然的，有的是没有根据的。对于自然的欲望，有些既自然又必要，有的只是自然的。”为了实现平静的生活，伊壁鸠鲁主义者要省察他的欲望，看看它们真的是自然的、必需的，还是相反。他们要考虑它会带来的快乐，以及痛苦和不便，并且要“比较这二者”。以抽烟为例，尼古丁会令你想抽烟想到奋不顾身——烟瘾在你心头挥之不去，你早上的第一个念头，以及一天中每一秒的念头都是“我迫不及待地要抽烟。”但是，抽烟到底有多快乐？它是否真值得为之付出那些代价——不利于健康且限制之后的其他活动？我们要评估它带来的快感和痛苦。再比如，我们可能爱喝香槟，但是如果我们喝得太多，我们可能会生病，如果我们习惯了喝香槟，我们要么需要努力工作去还信用卡账单，要么奉承有钱的资助人，让他们给我们买。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变成自己的饮酒爱好的奴隶。我们还会总是担心喝不到唐·培里侬，最后只能在小巷里喝特酿。为了实现更加连续不断的平静，理性的享乐主义者学习去限制自己的欲望，限制到容易实现的程度。“使自己习惯于简单、便宜的饮食，满足健康所需，使自己不惧命运。”伊壁鸠鲁写道。
你的欲求越少、越简单，这些欲求越容易实现，你要干的工作越少，你越有时间去跟朋友们一起玩。实际上，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你需要的只是基本的安全、你的健康、你的理性和你的朋友们。伊壁鸠鲁把友谊放在幸福生活的核心，他说：“在智慧为保证终生的幸福而得到的手段中，目前最重要的是得到朋友。”对他来说，这远比性爱重要，性爱会带来忌妒和各种情感困扰；也比家人重要（他没结过婚）；也比国家重要。伊壁鸠鲁主义者拒斥腐败的政府，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友人圈子。伊壁鸠鲁宣称：“友谊在世界上到处舞蹈，命令我们认出快乐。”
享受当下
我对伊壁鸠鲁哲学有所保留，但是它也有一些绝妙的观点。伊壁鸠鲁认识到，我们的享乐能力差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编造悲伤的理由时又是那么的天才。我们会推迟享乐，在挤进地铁去上令人筋疲力尽的班时，告诉自己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会快乐，当我们升职的时候，当我们有了钱的时候，当我们退休的时候。同时，当下未被觉察、未被享受就流逝了。用伊壁鸠鲁主义者的话来说：“你为什么要推迟享乐？”或者我们会说，因为过去，我们快乐不起来。我们现在快乐不起来，因为我们读书时受过欺负，或者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很残忍。但是，受的欺负还在那里戏弄你吗？你的父母仍在控制你的生活吗？他们不是现在对你很残忍的人：是你对自己很残忍，令自己过得很悲惨。所以，为什么不给自己放个假，让自己快乐起来？塞内加敬佩伊壁鸠鲁主义的这一面，他写道：“提起已经结束的困难有什么好，因为过去的经历而令自己现在不快乐？”这是伊壁鸠鲁主义的认知行为治疗跟心理分析的不同之处：心理分析鼓励我们扎进过去，去寻找我们今天的不幸的罪魁祸首。伊壁鸠鲁主义跟斯多葛派和佛教一样，把我们带回当下，以及我们此时此地的信念。禅宗老师艾伦·沃茨曾经说：“事物不是用过去来解释的，它们是用现在来解释的。责任因此而诞生。不然你总是可以回头说，我焦虑是因为我母亲以前丢下了我，而她焦虑是因为她的母亲丢下了她，依此类推，一直追溯到亚当和夏娃。你要面对这一事实：这都是你干的。没有任何借口。”
或者我们会因为对未来感到焦虑而毁掉我们的快乐。“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如果我妻子离开我怎么办？如果我生病了怎么办？如果我死掉了怎么办？”伊壁鸠鲁主义者看着这些“如果”，无奈地耸耸肩。那么你该怎么办？为什么要因为担心可能的未来而毁掉现在？伊壁鸠鲁派诗人贺拉斯说得很好：“让享受当下的灵魂学会不喜欢去担心未来。”如果将来发生什么倒霉事，哲学给了我们应对它的手段，如果我们死了，我们就再也不存在了，所以它并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我死了，我就会失去所有未来快乐的可能。”怎么说呢，人生中并非全是好事。也许死掉比衰老、重病更可取。“但是我在来世因为享乐太多而受到惩罚怎么办？”
这个宇宙并不在乎我们做什么
在我们这个世俗年代，担心来世神的惩罚不是主要的关切——也许，直到我们临死前都是这样。但是它过去是焦虑的一个巨大来源。人类的想象受到噩梦般的死后遭遇的折磨。所以，伊壁鸠鲁主义的启示——享受此生，不要担心来世——才那么激进，对一些人来说，真的有解放意义。正如一位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墓碑上所说：“我还没出世，我活过，我死了，我不在乎。”
有一个人认识到了伊壁鸠鲁的启示的力量，他是伊壁鸠鲁最著名的追随者，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我们对卢克莱修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后来的基督教作家对他的大量诽谤，比如圣哲罗姆说，卢克莱修被相思病逼疯了。幸运的是，我们还能看到他精彩、奇怪的诗歌《物性论》。这是卢克莱修把伊壁鸠鲁派哲学写成诗歌的尝试，他想用这种方式给他那些迷信的读者启蒙。对卢克莱修来说，就像在其他追随者那里一样，伊壁鸠鲁是一个神一般的人物、一位大师，他的宇宙论启示引发了“神圣喜悦的颤抖”。像真正的福音传教士一样，卢克莱修觉得他必须得把伊壁鸠鲁主义传播开来。如他所说，他的诗歌是把哲学的杯子变甜，让药更容易服下去。他的诗歌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非常罕见的创作，如当时的人认为的那样。在他之前，诗歌赞美神和战士。突然间，他用诗歌来描述宇宙的原子本性，去歌唱哲学之乐。他夸口说：
我乐于从一个瑰丽的花环上摘下奇异的果实，它是第一个缪斯给它戴上花冠的果实。
卢克莱修知道，如果想把人们从宗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就需要给他们讲新的神话、新的故事和新的歌。人文主义如今也明白了这一点，A·C·格雷林、理查德·道金斯等人在努力创作世俗故事、神话和诗歌。但是没有任何人超越卢克莱修2000多年前的努力，他歌唱了原子的生活。他描写了宇宙的原子本性——元素如何聚在一起，然后又分离，万物如何“打上了虚无的洞”，宇宙如何遵守机械法则，如何对我们毫不在意——努力把我们从对死亡和神的惩罚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但我们仍坚持用这样的恐惧毁掉我们的生活：
有时对死亡的恐惧把一个人抓得那么紧，
以致他开始厌恶他的人生，袖手旁观，
他悲伤的内心决定自杀，
浑然不知这恐惧是他抵御不了的源头。
卢克莱修坚持认为：“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在我们死后，我们不会存在。非存在没什么可害怕的。所以那就享受生活吧，明智地追求快乐，避免去想财富、宗教或性爱（卢克莱修小心翼翼地避免去爱上谁，他认为爱情带来的痛苦多过快乐）。这是一首精彩的长诗，今天对人们仍很有帮助：比如文艺复兴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说，10多岁时读这首诗帮助他克服了他神经质的母亲灌输给他的对死亡的严重恐惧。但是当你真的病了、真的面对死亡时，快乐哲学真的足够了吗？
让我们的生命不留遗憾
哈维·卡雷尔拥有了她想要的一切。35岁时，她遇到了她的爱人，出了第一本书，还将开始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在布里斯托的西英格兰大学教哲学。未来看上去很美好。不久，她注意到她很容易就会喘不上气。她一直很健康，但突然她在有氧健身班感觉自己跟不上了，接电话时也爬不了山了。她以为她可能得了哮喘。2006年她去以色列看望父母时，她当医生的父亲建议她去做肺部CT扫描。扫描之后的晚上，她和她父亲把车停在放射诊所外，去取检查结果。哈维对我说：“我坐在车上，等他回来。等啊等，过了半个小时，我知道出问题了，所以我就走了进去。我走进实验室，我父亲和放射医生正在看我的肺部扫描照片。我父亲看上去很震惊。医生看到我之后感到惊讶、尴尬。他对我说：
“‘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读读这个。’他递给我一个巨大的诊断手册，翻到了一种叫淋巴管肌瘤的病。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最下方写着，预期寿命：10年。我感到了身体上受到了深重的打击，就一直在想，我45岁时就会死掉。”
起初，哈维认为那一定是搞错了。后来，她感到愤怒。她是一位无神论者，但她仍然发现她会抱怨命运。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我总是很规律，但现在我得了一种相当罕见的病？好像这特别不公平。为什么是我？然后我想，我是不是遭到了惩罚？我刚写好自己的第一部书，关于死亡的。我在想，是不是写这一个话题导致我患上了这种病？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了这是随机事件，百万分之一的厄运。然后我不得不面对患上了致命疾病这一现实：最重要的是，医护人员只是把你当作一个失灵的身体，而不是一个生了病的人。然后你的很多朋友和熟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他们就不管你了。而实际上，我很怕孤单。确诊后的几个晚上，我跟我的姐姐睡在同一个房间，开着灯。”
几个月后，哈维决定使用她拥有的一种资源：哲学。“我想，现在哲学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呢？如果没什么帮助，那就没有理由继续研究哲学了。”她发现伊壁鸠鲁是对她最有帮助的导师。她说：“我知道我的未来已经被剥夺了，但是我仍然能够在疾病中找到快乐，只要使用伊壁鸠鲁专注于当下的技巧。我努力享受我当下所做的一切：比如瑜伽练习，或者散步，跟我的丈夫聊天。伊壁鸠鲁是对的：快乐很简单。”但是，伊壁鸠鲁说痛苦很容易忍受，对此哈维不太确定。实际上，随着她的病情的恶化，她发现忍受越来越困难。“你习惯了这种疾病的某个阶段，然后突然它变得更糟糕了，你的世界进一步收缩。我发现那很难忍受。”
幸运的是，2007年，一种新的药物稳定了她的病情。乌云散去，她的病情预测更加积极。哈维说，经历了这些之后，她感到无比轻松。但她说：“你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忘记，不要去担心琐事，要去享受当下，就像那是你的最后时刻。悲哀的是，你会忘掉这一点。你会被琐事缠住。”然而，哈维好像被这一经历改变了——尤其是，她的哲学观变了。她不再把哲学看作一种学术的、高度专业的学科，脱离普通人的关切，现在她在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中组织一个试点项目，向患重病的人提供“哲学工具包”。
用在生活中的伊壁鸠鲁主义
今天我们还能建立伊壁鸠鲁式的群体吗？有些这方面的努力。阿兰·德波顿和他的朋友们2008年在布鲁姆斯伯里创建人生学校时，有意识地模仿了伊壁鸠鲁的花园。德波顿在《懒人》杂志上写道：“自从我在大学里了解了花园之后，它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还想生活在一个哲学社区之中，而不只是孤独地在书房中阅读关于智慧和真理的书籍……所以我和我的几个有哲学头脑的朋友在2008年秋天开办了我们自己的‘花园’。”人生学校像懒人学院一样，有一个书店和一间用作工作坊和交谈的教室。每周日，它还在康韦举办“世俗布道”，第一次是2008年汤姆·霍奇金森讲的。书店中有纪念伊壁鸠鲁的树干，一座伊壁鸠鲁的半身雕像俯视着书店。德波顿说，人生学校就像花园一样，“聚集了定期前来的人，我们一起就餐、听讲座、旅行，最重要的是，一起试着哲学地生活”。汤姆的懒人学院也是按照伊壁鸠鲁的花园的模式建立的，伊壁鸠鲁的半身雕像俯视着书店。实际上，这两所学校有些相互竞争。汤姆说：“就像披头士和滚石。友好的竞争对有创意的人有好处。存在着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二者，以及更多的这类场所。我希望伦敦北部和南部、其他城市、郊外都有哲学学校。伊壁鸠鲁主义者在罗马帝国全境都建立过哲学群体。这只是开始。”
这两所学校是伦敦文化和哲学生活的精彩补充。当然，它们距离古代意义上的学校还有很远的距离。比如，两所学校都没有聚集定期前来的人一起就餐，一起研究哲学，一起生活。两所学校都不希望它们的成员卖掉他们的财产，共用他们的钱。也不希望他们像伊壁鸠鲁的追随者那样，崇拜他们神一般的创建者。相反，各种成员走进学校，付30英镑左右听一堂课，喝一杯酒，参加一场讨论，然后回去过他们的私人生活。学校不是真正的哲学群体，不期盼他们的成员献身于特定的生活方式。除了门票之外，对参与者没有任何要求（也许如果他们提出比买票更多的要求，他们就会被指责为邪教）。但是两所学校都成功地扩大了哲学的受众，把哲学带到了学院之外，带进了市中心。
幸福生活的快乐运动
伊壁鸠鲁主义能不能成为全社会的政治哲学？那从来都不是伊壁鸠鲁的意图。伊壁鸠鲁主义者认为政治是无意义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来源。他们不相信大众会喜欢上哲学，所以他们选择了逃离政治，撤退到他们的享乐群体的大门之后。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策略：除非你拥有自己的私人保安和摆满枪支的地下室，不然秩序良好的政府的保护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也是一种非常自私和非公民的解决方法。伊壁鸠鲁主义者宣称，他们对那些无知、贫困的可怜的傻瓜没有任何责任：卢克莱修描写了从他智慧的象牙塔俯视受苦的大众的快乐。有一些古代的伊壁鸠鲁主义者试过一些扩大服务范围的做法：奥依罗安达的第欧根尼沿着大道建了80米长的墙，刻上了几个伊壁鸠鲁主义的文本，以便“用这个走廊来展示救世之道”。但是从总体上说，伊壁鸠鲁主义者遵从的是汤姆·霍奇金森提出的退隐、不投票的懒人哲学（虽然汤姆对我说，他走向了更加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信念，认为政治活动是幸福生活的重要部分）。
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出现了更倾向于政治和市民的伊壁鸠鲁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半开玩笑地提出了一种致力于享乐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虽然莫尔也坚持认为，乌托邦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相信来生，以免人们太无法无天。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伊壁鸠鲁，其他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激进的享乐主义而非新教徒—资本家的延迟享乐。托马斯·杰斐逊称自己为伊壁鸠鲁主义者，并努力把“追求快乐”写进《独立宣言》。然而，他的革命性观念——人类拥有“不可剥夺的人权”，他们的政府必须加以保护——在相对主义的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哲学中是找不到的，相反，它更多的是源自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法概念。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也宣称他是一位伊壁鸠鲁派，同时致力于全球正义运动。但是，为什么一位伊壁鸠鲁派要关心全球正义呢？为什么一位伊壁鸠鲁派要为了异国某个不为人知的野蛮人给他自己造成任何痛苦？我们也许会敬佩希钦斯不屈不挠的义愤，但是那不是伊壁鸠鲁主义。
18世纪以杰里米·边沁为首的功利主义者努力把伊壁鸠鲁主义变成一种真正的政治哲学，提出我们和我们的政府应该接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的引导。边沁像伊壁鸠鲁一样，是一位坚持认为人生的目标是感官快乐的物质主义者。如果我们能够想出一种科学地测算痛苦和快乐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快乐计算器”把所有行为和政府政策的道德价值加起来。边沁是一个惊人的反精英主义者。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大头针比诗歌更好”，因为它使更多人变得快乐。所以，政府的政策应该推广大头针，把诗歌留给诗人。无论是什么能令最大多数人快乐的东西都是好的。在21世纪，功利主义被精明强干的理查德·莱亚德勋爵及其政治运动“快乐运动”复兴了。莱亚德在人生学校做了“快乐布道”。他在演讲中提出，快乐哲学能够成为“新的世俗宗教”，填补基督教的衰落造成的空洞。自2011年创建以来，快乐运动已经在全球集聚了3万多名支持者。他们发起把快乐课程引入学校的运动，传播关于使幸福感最大化的建议，在街上免费拥抱他人。
快乐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政策成功，比如促使英国政府从2010年开始衡量国民幸福。莱亚德辩称，丹尼尔·吉尔伯特和埃德·迪纳等快乐科学家现在可以准确地测量个人有多幸福，甚至整个社会有多幸福，因此政府应该用这些数据来指导政策，就像边沁曾经梦想的那样。现代伊壁鸠鲁主义有着其古代先驱缺少的政治影响力，现在正在影响政治的最高层面。
这个快乐意识形态，有何不妥？
快乐运动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我喜欢他们传播简单的幸福技巧的方法，包括来自斯多葛派的一些技巧比如爱比克泰德关于关注我们能够控制的和接受我们控制不了的这一技巧。莱亚德成功地令两届英国政府拨出5亿英镑训练6000名认知行为治疗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还敬佩莱亚德和他的快乐部队令我们思考人生意义，以及幸福感是不是一个充分的答案的方式。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充分的答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学校学习理性的享乐主义，除非他们同时还会学习它会受到的批评。
是一些什么样的批评呢？第一，如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的那样，把快乐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也许会悖谬地令我们不那么快乐，反而更焦虑。我这么对莱亚德说，他对我说：“没人说我们应该不停地问自己是否快乐。如果你想快乐，不要一直想着它。”如果快乐运动不是不停地告诉我们要快乐，那要容易一些。第二，快乐运动把快乐置于一个道德基础上，而快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说，是一个性格问题。有些人，尤其是外向的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快乐，这并不会使他们在道德上比内向或抑郁的人高一等。但是快乐运动坚持认为，快乐的人在道德上更高级：更有可能给慈善机构捐献，更有可能做志愿者。它声称，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和尚。如果你不快乐，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异教徒，会对环境产生坏的影响，因为不快乐会像病毒一样传染。我认为，这种哲学有令阴郁的人觉得自己更糟糕的危险：他们不仅阴郁，他们还是道德上的失败者。
享乐主义自私吗？
你还可以批评伊壁鸠鲁主义是自我中心主义、自私、原子化。我们不都已经自私地为自己的快乐而奋斗了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不是已经追随个人满足的哲学，对我们的家庭、社会和地球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莱亚德不同意。他认为，我们要相信，找到个人快乐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利他主义和公民参与。莱亚德说：“所有的证据都显示，获得快乐的最佳方式是为他人的快乐而工作。”他希望他的快乐运动能鼓励人们更倾向于利他主义和为他人着想。但是，好像增加自己的快乐不是利他行为充分、持续的动机。一些更加简单的利他形式令你显得更热情，比如给某人一个拥抱，或者给慈善机构捐钱。但是它们不需要很多时间或真正的牺牲。更难的自我牺牲形式，比如照顾残疾儿童或父母，为你的祖国而战，会令人紧张、感到吃力，你要有比快乐更强烈的动机才能坚持下来，比如爱或责任。理性的享乐主义者也许会强调友谊，但是可以说他们的友谊不是可以共患难的友谊。只要你的朋友令人愉快，他们会快乐地跟你一起玩。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很痛苦、要求很多，或者令人不安，他们就没有希望了（因为科学证据告诉他们，不快乐是会传染的）。
人生中，有比快乐更重要的东西吗？
有人可能还会批评快乐运动说，它的快乐概念太简单、太天真。莱亚德跟伊壁鸠鲁和边沁一样，坚决认为快乐只是快乐的感受，或者没有感到痛苦。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和穆勒的观点，即有些快乐形式比其他快乐形式更高级或者更好。他说，那是精英主义者的胡说八道。我问他，如果他那样认为，是不是意味着Xbox游戏机比诗歌更好，因为Xbox比诗歌令更多人更快乐。他同意Xbox优于诗歌。所以，根据莱亚德的说法，政府应该取消文学课，让孩子们尽情地玩侠盗飞车游戏。我像其他人一样喜欢侠盗飞车，但是任何把侠盗飞车排在弥尔顿或者华兹华斯之上的人，都像穆勒边沁一样，“缺乏想象力”。这些作家的价值在于，他们向我们展现了人类经验的复杂性，以及快乐闪亮的黄色之外其他漂亮的颜色。在我看来，人类的满足感比单纯的快乐感更加复杂。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期望获得比快乐更多的东西：知识、自由、创造、成就、超越——哪怕我们渴望这些更高的善会令我们焦躁不安、感到不满足。另一方面，积极的情绪肯定是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的生活是一系列痛苦的责任和沉闷的道德，你可能做错了。
幸福指数有用吗？
测量人们的幸福感很容易，只要问他们觉得自己有多快乐就行了，从1分到10分之间选择。关于什么会使我们快乐，这种个人层面的测量给出了一些有趣、反直觉的答案，像丹尼尔·吉尔伯特在2006年出版的《撞上快乐》一书中巧妙地考察的那样。但是国民幸福测量并不是政府行为最好的指导，因为有一种现象叫“快乐适应”：人类会适应不同的境况，所以国民幸福水平随着时间的流逝趋于水平，不管政治或经济状况如何。我们的国民幸福水平在性革命，在瑜伽、冥想和心理治疗的普及、抗抑郁药的批量生产期间保持水平。它们在凯恩斯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几次经济繁荣和萧条期间也是持平。最近，在2010年略有下降之后，美国人报告的幸福水平又回到了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虽然失业率仍然是危机之前的两倍。好像我们忘记了我们过去有多快乐或者多悲催，已经适应了现在，当有人问我们，在1分到10分之间，我们的快乐值是多少，大部分人都会说：“哦，大概7分。”快乐经济学家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会以为，如果我们的政府拉动正确的杠杆，国民幸福水平就会突然从7升到8，然后是9，直到举国高喊：“10！”然后极端兴奋、狂喜地升到天堂？他们好像有一个乌托邦的信念，相信政府干预的力量。
国民幸福测量除了实践时遇到的限制，还有人从道德上反对它过多地依赖幸福科学。一个人在面对重大的伦理决定时，立刻咨询最新的数据，看看一般说来什么会让人更快乐，这一定是一个怪人。有时，你要自己在统计的一般的快乐之外，去寻找伦理挑战的答案。我不相信快乐是人生最好的道德指南：我感受过的最大的快乐是10来岁时的狂喜。不幸的是，之后的失落令人很不快，但是假如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新药，其效果全是狂喜，没有任何副作用。为什么不一直吃它呢？为什么政府不给我们提供能服用一个星期的MDMA（摇头丸中的主要成分），就像《美丽新世界》里的政府给它的人民提供人体细胞？那样肯定会提高全民幸福水平。我们也许会拒斥这种想法，因为跟伊壁鸠鲁不同，我们认为，人生不只要感到快乐。我们还会希望我们的人生具有快乐之外更高的意义。莱亚德驳斥他所说的“荒谬的人体细胞论证”。但是这是一个严肃的担忧，因为快乐越来越容易通过人工设计实现。在一个化学情绪增强剂的世界，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想象的“快乐机器”不再是科幻小说。所以，我们需要严肃地考虑，我们是不是想接受这种物质主义和机械论哲学。
为了考虑我们的生活是否具有任何真正的像宇宙一样广阔的意义，我们需要思考宇宙，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现在，我们已经吃完了午餐，坐下来，放倒你的座椅，抬头，你会看到教室的屋顶往后退，再现出一片夜晚的天空。左边移动的红光是阿波罗14号宇宙飞船，在那里，宇航员埃德加·米歇尔将拥有不同寻常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