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与美好的社会生活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幸福生活具有难以摆脱的社会和政治维度。斯多葛派不需要其他人即可追求幸福生活，无论他们身在何处，甚至在流亡中或在监狱里也可以去追求。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许多美德都是社会性的，如幽默、友善和耐心。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和他人在一起才能实现幸福生活。我们天生是社会性和政治性动物，所以当我们为共同计划而工作、跟他人友好合作时会感到满足。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友谊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讨论友谊。伊壁鸠鲁学派也强调友谊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所说的友谊是跟政治生活分离的友谊，是私人友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高形式的友谊具有政治或公民维度。我们爱我们的朋友不只是因为我们相互喜欢，或者相互有用，而是因为分享同样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并且一起来推进这些理想。
那么，良好的社会就是使它的成员能够实现人性的社会。当人类本性的最高动力，如求知的动力、掌握技巧和美德的动力、跟他人联系共同奋斗的动力得到实现时，人类就会快乐。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在1970年得到了证实，当时两位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和理查德·瑞恩发现，人类不是自由主义心理学认为的受利益激励的动物。实际上，他们做的一系列实验表明，人类如果发现一项事业是有意义的、有挑战性的、有趣好玩的，即使钱更少，哪怕不给钱，他们也会更努力地工作。所以人类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写博客和维基百科词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挣钱。我们不是在消磨时间，我们是在创造。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我们在想办法实现我们本性中更高的冲动追求的意义、优越、充实、超越和乐趣。一个良好的社会会为它的公民创造机会，去实现这些冲动追求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追求幸福生活来说，最好的体制是民主制，因为民主社会能让人们聚在一起，组建团体、协会、关系网和朋友圈，让他们在一起练习哲学和推理，走向共同善。民主社会想出的解决方法会优于专制制度下想出的方法，在专制制度下只有一小撮人忙活，而在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在思考，每个人都在忙碌着。
超越自助，走向互助
关于哲学在社会中的角色，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乐观的图景。它带我们超越了自助，走向了团体互助。我们自己帮不了自己，我们需要跟其他人携手，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但他的政治观点对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它需要我们都成为哲学家公民，这样我们才能走向共同善的道路。当时并没有实现这一点，因为只有少数人——柏拉图式的精英——管理人类的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要求我们更认真地对待教育，为教育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因为这是良好社会的基础。它要求我们信任政府去扮演家长式的管理个人生活的角色，积极地给公民的心灵灌输好的道德习惯，尤其当他们还是孩子时。亚里士多德提出，除非我们能得到正确的教育，不然就不可能实现幸福的生活。这是一种可行的观点吗？如果我们看看文艺复兴早期，那时亚里士多德哲学一度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官方哲学，这是因为多米尼加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努力，他综合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基督教的信仰，并说服梵蒂冈认可它。当然，只有有知识的精英才真正能够研究哲学，但是托马斯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为欧洲文化提供了一个基础，一种共同价值观，一座科学和文化、理性、信仰之间，及人和宇宙之间的桥梁。这个基础为乔叟、但丁、拉斐尔的崇高理想铺平了道路。但不幸的是，由于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了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它被固化成了宗教教条。如果你不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你就是异端，就会被烧死。亚里士多德的教导，被官方以极端的方式变成了错误。
“幸福生活”没有绝对标准
具体地说，亚里士多德的天文物理学被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他的“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一理论。他缺少伽利略、培根、开普勒和16和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其他人使用的科学方法，他的科学理论虽然在当时是先进的，但到了17世纪很自然地就过时了。发起科学革命的自然科学家们成功地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天文物理学权威，他们为进一步挑战天主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权威开启了道路，也为启蒙运动时期伦理学的百家争鸣开启了道路。教会的知识权威的衰落意味着，从18世纪到现在，西方不再拥有关于幸福生活的绝对权威哲学。相反，启蒙运动导致了一系列令人迷惑、相互竞争的道德理论的兴起——功利主义、康德主义、伯克派、洛克派、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
现代哲学成功地破坏了天主教会的道德权威，但是却没有为普通人重建一个道德体系，即以象、故事、仪式、节日和真正紧密的群体为基础的道德体系。康德跟普通男女的生活及他们关切的事物有什么联系？他能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希望和慰藉？唯一努力创造整套哲学体系来对抗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启蒙哲学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在放弃学术生涯成为记者之前计划了一系列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讲座，他说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研究者”）。马克思主义跟亚里士多德主义一样，为人类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哲学框架，把知识分子和人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联系了起来。但遗憾的是，20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的残酷现实距离其知识分子支持者的梦想很遥远。实际上，苏联统治是如此残酷，以致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政府不可以负责告诉他们的公民如何去发现和实现幸福。毕竟，你怎么能证明你的幸福观比其他人的好，因此你有权力去把它强加给他人？也许如以赛亚·伯林爵士所说，想象“我应该如何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式问题存在着的唯一的答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想，因此任何把这个答案强加给大众的尝试都必然会带来高压政治和集中营。
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支持更加有限的政府观：它应该是一个守夜人，像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所说的那样，保护其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按照伯林著名的定义，国家应该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即他们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同时让他们去追求他们自己的“积极自由”，他们自己的幸福观。政府应该抵制插手公民私生活的诱惑，它永远都不该试着去治愈心灵，或者指导他们走向某种特定的人类实现自我概念。那是专制的成因。
为了跟这种有限的政府角色的概念相一致，政治变得越来越成为少数官僚专家的官僚政治，他们主要关心国家GDP的增长。同时，战后的多元主义慢慢变成了60和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在一些人看来，好像没有人有权利去告诉别人该如何生活，一切道德方案其实都是暗中试着把自己的兴趣强加给他人。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没有所谓的本质的、不变的人性，所以任何以人性为基础建立道德观的尝试其实都是权力和控制的伪装。道德，以及真理本身，不是以人性为基础，而是人工的建构，是实用主义的虚构。哲学的目标不应该是建立某种幸福生活的模型，而应该是揭穿所有的幸福生活模型都只是自利的虚构。幸福生活就是对你管用的生活。如果你喜欢芳香疗法，那是你的事。如果你喜欢施虐受虐，那是你的事。谁都可以自由地追求他自己的目标，只要他们宽容别人的事情。只要对你管用，只要能令你感兴趣，那是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