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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唇的形状和大小会因族群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唇部向来是美容业关注的焦点。最近几十年来，许多非洲裔美国人通过唇部手术来缩小嘴唇或改变其形状。从历史上看，这一族群较少进行整容手术，因为深色的皮肤容易形成瘢痕瘤，另外，手术也无法改变种族的渊源和整个族群在人权方面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它不像“内眦赘皮”修正术，可以显著地改变亚洲人的外貌）。伊丽莎白·海肯在其著作《维纳斯的嫉妒：美容整形的历史》中解释道，对同化的渴望甚至能驱动人们去做唇部整形。她说：“基于种族或者种族划分的整形术，通常聚焦在辨识度最高、最凸显的部位，比如犹太人的鼻子、亚洲人的眼睛、非洲裔美国人的鼻子和嘴唇。”美国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塑了自己的五官和皮肤。从某些方面看，他的这种行为是“渴望同化”的结果。海肯说：“手术的结果表明，即使他没有试图让自己看上去像白人，至少也想让自己不那么像黑人……”不管杰克逊的动机有多么复杂，对于他这样的巨星来说，想逃离自己种族的行为是令人悲哀的，他向非洲裔美国人释放了一种脉冲信号，这种影响至少持续到他离世之后才渐渐消退，他本人也渐渐隐退在“灿烂星空”中。
在过去几十年中，偶尔会有白人去做缩唇的手术，目的只是消除“祖先是黑人的嫌疑”。在20世纪20年代，有医生管这种现象叫作“埃塞俄比亚出身问题”。有的医生拒绝这种病人的整形诉求，建议他们去寻求心理咨询；还有的医生则对此感到坦然。1946年，有一位医生写了一本书，讲述了如何修正这种“先天不美”的嘴唇。
有时，嘴唇也像别的身体器官一样，会沦为时尚的受害者。同耳垂一样，柔软的嘴唇似乎很容易被伤害。20世纪90年代流行所谓的“千年自虐”，其中一种表现就是，把从眉到唇的身体部位都打孔穿环。然而，这种穿环行为并不像当时的权威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革新性。18世纪末期，法国探险家让–弗朗索瓦·德拉佩鲁斯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今加拿大省份），发现特林吉特妇女戴着一种类似塞子的唇饰，他称其为labrets。这些巨大的唇塞有骨质的、象牙的，甚至还有石头或木头做成的，它们可以将下唇拉得比脸还要长几英寸。你亲自试过就会发现，人的嘴唇和面颊可以被拉伸到不可思议的长度。
特林吉特妇女在出生后不久便开始接受嘴唇的修饰。有的三个月大的女婴，便被豁开下唇，用东西堵住伤口，防止它愈合。然后，堵住豁口的饰物越来越大，直到嘴唇下垂到影响吃饭、喝水和说话。当这位法国人试图帮本地人废除这一习俗时，当地人勉强地接受了，在他们看来，不戴唇塞的嘴唇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习俗的意义在于它所承载的原始文化：唇塞的大小标志着地位的高低，并且只有自由女性才可以佩戴。
在接下来的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则用一种得意的维多利亚式的腔调说：“人的面孔主要用于接受赞美，而野蛮人的脸则会更多地招致伤害。”然后他继续轻松地举证，说明“野蛮人”是如何折腾脸部以提升魅力的。赴新西兰的传教士向达尔文汇报了当地年轻女性对待文身的一些看法：“我们必须在唇上文几道线，不然等到老了就会特别丑。”达尔文又讲了一件奇闻：非洲南部的马卡罗罗族妇女佩戴一种叫作pelelé的唇环，要先在上唇打孔，再把这种由竹子或金属制成的大圆环塞进上唇，这种风俗也可以帮助我们从被改变形状的嘴唇来定义其主人的性别和地位。
苏格兰传教士和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1]向“英国协会”报告，当地妇女嵌入上唇的金属饰物，将她们的上唇拉得比鼻尖还长出两英寸。她们一微笑，饰物就会翻起来挡住眼睛。利文斯通问当地的一位酋长，妇女为什么要戴这种饰物，繁忙的酋长没时间听这种“胡话”，厉声回道：“为了美！它们是妇女仅有的美丽之物。男人长胡须，女人则没有。女人如果不戴pelelé，那她们像什么样子？嘴巴长得像男人，但又没有胡须，那她是男还是女？”
由于嘴唇在食品加工和交际中的作用，它演化出了无所不能的功能，甚至有助于一些伟大艺术的产生。在本书的“序曲”中，我们说到了“皮肤”，讲了玛息阿的故事。他是双管长笛的发明者，在演奏比赛中被阿波罗打败，并被剥杀。像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耶稣、美国开国元勋的传说或故事一样，希腊神话也有不同的版本。在其中一个版本中，双管长笛的发明者不是玛息阿，而是雅典娜女神。尽管也叫笛子，但“双管长笛”不能与“排笛”（这个词也被用来描述鸟类的“发音器”）混淆。雅典娜演奏笛子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自己水中的倒影，发现自己的脸由于用力吹奏而变形，于是她放弃了刚刚萌芽的音乐事业。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描述中，雅典娜这样解释：“笛声确实美妙，但从水中倒影可见，我这张纯洁的脸因吹笛而变得肿胀不堪。我没有那么高的艺术修养，再见了，我的笛子！”故事还有一个版本：雅典娜有两个心胸狭隘的同行和对手，阿佛洛狄特（爱与美之女神）和赫拉（主神宙斯之妻），她们嘲笑雅典娜的表情像吹喇叭一样，于是雅典娜扔掉了这个新乐器。不管是虚荣作怪，还是同伴压力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她维护外貌的决心都要比表达艺术更为坚定，这也意味着雅典娜可以凭借美貌得到更多结识达官显贵的机会，从而摆脱奥林匹斯山上那个纷争不休的“乡村俱乐部”。
凡人演奏家则不同，他们只是血肉之躯，而不是希腊奥林匹斯山上12位主神的“富二代”，所以他们不仅要无视虚荣，更要不怕疼痛。在肉体上，他们要为艺术而遭受痛苦。芭蕾舞者要想获得优美自如的表现能力，必须用脚尖跑跳。吉他手、大提琴手和贝斯手，都需要苦练到手指流血。吹奏类乐器演奏家都会抱怨他们的嘴唇受到了损害，越是优秀的演奏家，越会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日常训练上，嘴唇所受的伤害也就越严重。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美国爵士乐家、小号演奏家）可能是20世纪最优秀、最具影响力的爵士小号和短号演奏家。他不断地受到“嘴唇受伤”的折磨，痛苦不堪。阿姆斯特朗后期的照片不仅记录了这位巨匠磨损严重的双唇，还捕捉到他正在涂抹药膏的画面。1932年，新年除夕音乐会在巴尔的摩举办，刺痛、肿胀的双唇给这位33岁的音乐家带来了持续的疼痛。乐队成员报告说，阿姆斯特朗不停地对着镜子涂药膏，并查看嘴唇的状况。萨克斯演奏家米尔顿·麦兹罗后来回忆说，他看到阿姆斯特朗用针挑嘴唇上的疮口，并对自己解释说：“你知道，很久以来我都是这么做的，我得把死皮清理一下，因为它们会堵塞乐器的吹口。”
麦兹罗描述了阿姆斯特朗那晚的演出情况：“他开始吹奏副歌部分，撕心裂肺，震颤的曲调从他极度痛苦的唇间流淌而出，听上去像一副疲倦的灵魂，沉重而缓慢地走在寂寥、空旷的路上，他背负着整个世界的悲哀，对着人们呼求着慰藉……大家都知道，每当小号碰到他的嘴唇，就如同一根烧红的铁棒靠近了他。”当观众的掌声淹没他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阿姆斯特朗站在那里，拿着号不停地喘息，嘴唇渗出鲜血，而他只是默默地舔舐干净。第二年的11月，他嘴唇的情况变得更糟了。一天晚上，他正在伦敦的霍尔本帝国剧院演出，嘴唇突然开裂了，一滴血结结实实地滴落在他礼服衬衫的前襟上。此后，他休息了4个月。1934年，由于嘴唇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他不得不取消了很多场音乐会，他的经理还因此控告他违反合约。曾经大名鼎鼎的波士顿爵士乐DJ（唱片骑师）艾德·彭尼回忆说，他曾邀请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给希望追随他脚步的号手们一些建议，这位伟大的爵士乐巨星只是说：“你必须一直苦练，以保持演奏水准。”
阿姆斯特朗的后半生饱受嘴唇伤病的折磨。听听他在1956年与人合作为Verve唱片公司录制的爵士乐唱片《艾拉和路易》，你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唱片中的阿姆斯特朗平和柔软，没有了往昔的插科打诨和小号炫技。这种克制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合作者是不朽的艾拉·菲茨杰拉德[2]，要显得庄重严肃；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阿姆斯特朗的嘴唇已经严重损伤，不得不改用人声演唱，已经不适合吹奏那个给予他名利，却需要耗费巨大精力的小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