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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同样有一段时间的骚动。玛丽·路易丝，这位帕尔玛的女公爵和前皇帝拿破仑的皇后——滑铁卢大败后她离弃了他，被驱逐出境。而在教皇国，愤怒的群众则要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但奥地利的军队挺进罗马，很快一切都恢复了原状。梅特涅依旧安住在哈布斯堡王朝外交大臣的普拉茨官邸，警探们又回到原有的岗位，真是和平至上了。在18个年头就要过去时，第二次也是更为成功的努力才把欧洲从维也纳会议的阴影中解救出来。
这次还是在法国，这个充当欧洲革命风向标的国家发出了起义的信号。查理十世的王位由路易·菲利普继承，他父亲是著名的奥尔良公爵，曾转向雅各宾派，投票处死他的堂兄弟国王路易十六，并以“平等的菲利普”之名在革命初期起过一定作用。最终，当罗伯斯庇尔肃清全国的一切“叛国分子”时（他以此为名清洗所有跟他意见不合的人），菲利普也难逃一死，其子被迫逃离革命军队。年轻的路易·菲利普从此四处漂泊。他在瑞士教过书，还在开发美国未知的大西部中度过了2年。拿破仑垮台后，他回到巴黎。他可比他的波旁的堂兄弟们聪明多了。他为人质朴，时常挟着一把红布伞在公园中散步，后面跟着一大群孩子，就像一个好心肠的父亲，但法国已经不再需要国王了，路易对此却毫无觉察，直到1848年2月24日清晨，人群涌进杜伊勒里宫，将国王陛下赶下台，宣布共和国诞生。
当这条新闻传到维也纳时，梅特涅轻描淡写地说，这不过是1793年的重演，联军会再次不得以进军巴黎，将这场不体面的民主骚乱一举平息。但2周之后，他自己的奥地利首都也公开起义了。梅特涅从他官邸的后门逃出，躲过了暴民。斐迪南皇帝被迫向他的臣民颁布了一部宪法，其中体现了大部分革命原则，那些原则都是他的首相在过去的33年中竭力压制的。
这一次，全欧洲都感到了震撼。匈牙利宣布独立，在拉约什·科苏特的领导下向哈布斯堡王朝发动了战争。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被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的沙皇尼古拉的军队镇压下去，匈牙利再次让君主制感到了安全。哈布斯堡王朝遂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绞死了他们在战场上无法打败的匈牙利爱国者中的大部分人。
至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宣布摆脱那不勒斯而独立，并驱逐了波旁王室的国王。在教皇国，其首相罗西被杀，教皇被迫出逃。第二年他在法国军队的簇拥下回国，而法军也就此驻扎在罗马保护教皇陛下不受其臣民的袭扰，直到1870年，法军才被召回保卫祖国，抵抗普鲁士的入侵，罗马也就成了意大利的首都。在北方，米兰和威尼斯起而反抗奥地利主人。他们得到撒丁国王阿尔伯特的支持，但一支由拉德茨基率领的强大的奥地利军队进入了波河河谷，在库斯托扎和诺瓦拉附近击败了撒丁人，并迫使阿尔伯特让位给其子维克托·伊曼纽尔，几年后伊曼纽尔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的第一位国王。
在德意志，不平静的1848年以全国大游行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要求政治统一和组成代议制政府。在巴伐利亚，国王把时间和金钱花费在一个自称是西班牙舞蹈家的爱尔兰女人身上（她名叫劳拉·蒙蒂兹，死后葬在纽约的波特墓地），结果被愤怒的大学生赶下王位。在普鲁士，国王被迫脱帽站在巷战遇难者的棺木前，答应成立立宪政府。在1849年3月，一个由来自全国各地的550名代表组成的德国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提议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担任统一德国的皇帝。
然而，潮流随后开始转向。无能的斐迪南让位给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约瑟夫。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仍效忠其军事首脑。刽子手忙得不可开交，哈布斯堡王族凭着其奇特的小人本性，又一次伸出脚来，并迅速加强了作为东西欧霸主的地位。他们耍弄油滑的政治手腕，利用其他德意志国家的嫉妒心，阻止了普鲁士国王晋升帝国皇帝。他们在长期遭受失败的磨炼中学会了忍耐的价值。他们懂得怎样等待。他们等候着他们的时机。而自由派分子都是现实政治的门外汉，只是一味地大讲特讲，陶醉在他们自己美好的词句中。这时奥地利人在不动声色地积聚力量，解散了法兰克福的议会，重建了维也纳会议对一个轻信的世界所期盼的不可能实现的德意志邦联。
但在出席这次奇特议会的不切实际的热心分子当中，有一个姓俾斯麦的普鲁士乡绅，他在会上注意观察，仔细聆听。他对演讲术十分不屑。他深知——每一个注意行动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光说不做是办不成任何事的。他把自己看作真诚的爱国者。他曾在一所老的外交学校中接受过训练，他能耍弄对手，就像他在走路、喝酒和骑马上都胜人一筹一样。
俾斯麦相信，小国的松散邦联应该变成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才能与其他欧洲强国抗衡。他是在忠君的封建观念中长大的，认定应该是他忠于的霍亨索伦王室而不是无能的哈布斯堡王室来统治这个新国家。为了这一目的，他应该首先摆脱奥地利的影响，并开始为这一痛苦的手术做好必要的准备。
与此同时，意大利已经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摆脱了它所痛恨的主人奥地利。意大利的统一靠的是3个人的奉献：加富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这3个人当中，加富尔是个近视眼，戴着金边眼镜，这位市政工程师扮演着谨慎的政治导航员的角色。马志尼曾在欧洲各国待了很多年，到处躲藏，逃避着奥地利警察，他是个公众鼓动家。加里波第则和他那伙穿红衫的粗鲁骑手一起唤醒大众。
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俩人都相信共和制的政府。而加富尔却拥护君主制，那两个人承认他在治国的实际事务中能力出众，就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对他们所热爱的祖国更有好处的抱负。
加富尔的感情倾向于撒丁王室，如同俾斯麦倾向霍亨索伦王室。他小心谨慎又手段高明地着手诱使国王陛下能够担当领导全体意大利人的责任。欧洲其余地方不确定的政治局势对他的计划大有助益，对意大利独立贡献最大的国家莫过于可信赖的（而往往又是不可信赖的）旧邻——法国了。
1852年11月，在那个动荡的国家里，共和国倒了台，虽说突然，却也在意料之中。前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子、那位伟大叔父的小侄子拿破仑三世，再建了帝国，并“遵照上帝的意旨和人民的意愿”，自任皇帝。
这个年轻人曾在德国接受教育，他的法语里有刺耳的条顿语喉音（恰如第一位拿破仑在讲法语时始终有浓重的意大利口音），他竭尽全力运用拿破仑的传统为自己谋利。但他树敌太多，对自己能否坐稳现成的皇位心中没底。他已赢得维多利亚女王的友情，不过这件事并不难办，因为那位英国女王并非异常聪明，而且喜欢阿谀奉承。至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君主，都以傲慢无礼羞辱他，他们彻夜冥想，要用新招数显示，他们对这位暴发户“好兄弟”多么由衷地鄙视。
拿破仑只好另辟蹊径来冲破这一反对阵营，要么令人生爱，要么令人畏惧。他深知“荣耀”一词对他的臣民仍有魔力。既然他被迫为其王位一搏，便决定加高赌注来玩一把帝国的赌博。他利用俄国进攻土耳其作为借口挑起克里米亚战争，英、法站在苏丹一边联合反对沙皇。这是耗费极大又无利可图的生意，无论法国、英国还是俄国，都没得到什么光彩。
但克里米亚战争还算做了一件好事：给了撒丁机会，得以主动站在获胜方的一边，在宣布和平之时，加富尔便趁机要求英法两国表示谢意。
马志尼
这位机灵的意大利人利用国际形势使撒丁跻身欧洲比较重要的强国之列以后，便在1859年6月挑起了撒丁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他用萨伏依的几省和地道的意大利城市尼斯作交换，确定了拿破仑对自己的支持。法意军队在马詹塔和索尔费里诺打败了奥地利人，并把原属奥地利的几个省和公爵领地联合成单一的意大利王国。佛罗伦萨成了这个新意大利的首都，直到1870年法国将驻军从罗马召回，用以保卫法国，抵抗德国人。法国人一撤，意大利军队就进入罗马这座不朽的城市，而撒丁王室则住进了在康斯坦丁皇帝浴室的废墟上由一位古代教皇建成的奎里纳尔旧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