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活得通透的智慧
《罗辑思维》一直在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是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两句话。第一句，我们绝不去强制他人；第二句，我们尽可能地不让他人来强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在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空间的前提下，尽可能对他人释放善意。
01 你之砒霜，我之蜜糖：雍正
清朝的历史，尤其是雍正一朝的历史，这几年真的是被影视剧给玩坏了，很多春闺少女的梦中，康熙爷死后，继位的应该是很帅的八阿哥或者是更帅的十四阿哥才对，怎么能轮到那个长得很难看的四爷呢？
雍正留给民间的印象并不好。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讲真实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在清代历史上活得比较憋屈，“康乾盛世”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就把中间的雍正王朝给忽略了呢？因为它太短了，前后只有13年。
可是雍正这13年，在整个清代中叶一百多年的盛世中，是创设制度最密集也最成功的13年，什么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养廉银，什么密折制度、秘密建储制度、军机处制度，都是雍正一手创立的。
我在看雍正传记的时候，真觉得他是一个现代人穿越过去的，他不仅有严密的制度设计能力，还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他能够把构思出来的制度，通过各种各样的试点去推进，从而让它具体落地。从后世来看，雍正朝创立的所有制度，几乎没有一样是失败的，所以这个人很了不起。
而且他刚开始接的是一个烂摊子，中央财政府库空虚。可他死的时候呢？留下了一个非常富庶的中央财政。所以乾隆帝那63年才有钱可花，才有那么多虚荣的事可以去办，这才是雍正真实的历史地位。
可是很奇怪，雍正活着的时候名声就不好，比如说什么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任佞，还有什么酗酒、好色，所有本来应该是隋炀帝享受的“光荣称号”，全部被放到了雍正爷的头上。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就推说是他的政敌往他身上泼粪。
真实的雍正
我在看史料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雍正哪里是这样一个人呢？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天真烂漫的大男孩，因为雍正为人非常风趣、搞笑。比如说，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帝王当中留下各种各样Cosplay画像最多的一个人了，有的是扮西域的喇嘛，有的是扮山中的道士。还有一张非常著名，是当时的宫廷画师西方人郎世宁画的，画中的雍正又是西方贵族的服饰打扮。可见他特别喜欢玩这种穿越。
雍正皇帝的一生也非常勤政，他手批的奏折和各样的朱批有2000多万字。13年，2000多万字，一般人别说是写了，抄都能累死。而且他写的朱批非常有意思，他用的不是典雅的文言文，几乎就是大白话，而且有的大白话写得还特别像今天的微博段子。
比如说他写过这样一段：“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哪朝哪代的皇帝会说自己是条汉子？这哪里是皇帝的诏书，简直就是大V的一条微博。这里面没有皇帝的威风八面，只有一种真性情的大流露、大放送。
雍正还有一个习惯，在引荐大臣的时候，会拿着别人的履历表在底下批小字，比如说这个人是个胖子，这个人心浮气躁，这个人前途不太远大，这个人有点儿像谁等，这做派简直就是微博上著名的“留几手”，就差说“负分滚粗”了。他跟臣子之间经常玩这种小花样。
所以，他有一种天真烂漫的大男孩性格，这和历史上那个残暴、勤奋、严谨的皇帝，完全是两个人。
雍正VS年羹尧：待人接物的风格
雍正的性格当中还有一个反差，就是他对他身边的人到底算是好，还是坏呢？若说好，那是真好，他对他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好了一辈子，对汉族大臣张廷玉也是好了一辈子，对自己的小马仔李卫、田文镜，也是君臣相知了一辈子。
可是要说他不好，也不是空穴来风。他可能是清代历史上抄大臣的家抄得最多的一个皇帝了，很多大臣的家，包括曹雪芹家，就是他抄的，苏州织造李煦的家也是他抄的。一旦府库里没钱了，又要打仗，他就抄一个大臣的家。大兴文字狱也是他干的，他曾经的心腹年羹尧、隆科多等，都是他亲手弄死的。所以他到底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还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呢？这也是一个大谜题、大公案。
今天我们就来试着破一破这桩公案。
历史学界经常会用各种研究方法来解释这一切，看政治格局，看利益格局，甚至从雍正的性格上来解释。而我则准备尝试着从人际关系上来解读一下雍正性格当中的大反差。
要讲雍正的人际关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他跟年羹尧之间的关系，把他们二人的关系解剖清楚了，我们就知道雍正待人接物是什么样的风格了。
年羹尧是安徽怀远人。普通人都对他有一个大误解，认为他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武将。其实错了，他压根儿就是一个汉族士大夫，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进士。
年羹尧考取进士之后进入官场，康熙皇帝对他极其器重，认为他文武全才，不到30岁就任命他为四川巡抚，这可是省军级的大干部。
那他跟雍正是什么关系呢？他的一个妹妹嫁给了雍正当贵妃，这就是电视剧《甄嬛传》中的那个华妃。这是雍正当皇帝之前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大舅哥和妹夫之间的关系。
在雍正初年的时候，年羹尧起到了两个巨大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替代了当时的大将军王十四阿哥允禵的位置。四爷对十四爷当然不放心了，十四爷那么年轻，又手握军权，跟自己的关系也不是很好，还是让大舅哥去当抚远大将军比较好。
第二个作用就是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爆发了罗卜藏丹津的大叛乱。年羹尧守土有责，当然要去平叛，然后一战功成，所以雍正对他极其欣赏。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君王和臣子之间引为心腹的关系，再加上大舅哥和妹夫之间的关系，两人好得不得了，但也并没有超出正常的君臣相知的关系。
雍正是一个非常懂得帝王术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极其重要又手握重兵在外的臣子，他极尽笼络。但他的手段也很寻常，首先是加官晋爵，封年羹尧为一等公爵，这在汉人当中非常罕见。另外就是给予各种各样的信任，比如说陕西乃至整个西北所有的军政大权全部下放给年羹尧。年羹尧想要提拔谁，只要写一张二指宽的条子上奏，雍正一定会批准。
还有就是各种给钱赏赐，当时雍正抄了苏州织造李煦的家后，就把李煦所有的家产都赏给了年羹尧，而且李煦家的奴仆也让年羹尧随便挑。
雍正还用快马加鞭的方式把广东进贡的荔枝赐给年羹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只不过，这个荔枝不是送给杨贵妃的，而是送给年羹尧的。
此外，若是年羹尧得了什么病，或者是他的家人得了什么病，雍正皇帝更是老泪纵横，会给予各种关怀、各种抚慰。
在他们君臣相交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地闻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气味，恍惚有一种好基友的感觉。有一次雍正皇帝给年羹尧的朱批御旨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最近朕心里烦得很，京城老不下雨，山东又闹蝗灾，听说你们陕西那儿下雨，不知道麦子淹了没有？我说这些不为什么，就是心里有点儿烦，我想跟你说说，你那里有什么事？”请注意，后面还有几个词，叫“随便徐徐奏来”，就是你随便写，慢慢奏，咱俩就是聊聊天、发发微信而已。
我们琢磨琢磨这话，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君臣交流了，而是一种哥们儿间的互诉烦闷。说得更赤裸一点儿，有点儿像一个屌丝追女神发微信的内容：“我有点儿烦心事，你那儿有什么八卦？跟我聊聊呗。”这就有点儿不对头了。
再后来，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器重，已经远远超出了皇帝和有职守在身的臣子之间的关系了。比如说雍正皇帝在东部搞一些改革，经常就这些事情问年羹尧，通常是用这种口气：“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这其实并不是年羹尧职权范围内的事，你问他干吗？
还有一次，京城翰林院大考，考庶吉士，这是一次正常的文官系统的考试。雍正皇帝把卷子定完名次之后，觉得自己也拿不准，就把卷子给正在前线打仗的年羹尧送过去，让他帮自己排名次。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示好，而且雍正经常跟九卿科道这些官讲，你们有什么事拿不准，不要问我，去问年羹尧，他主意大。这成何体统？
年羹尧后来当然是嚣张跋扈得不得了，经常提拔自己的人。他有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的小妾是年羹尧一个亲戚的干闺女，就是这么一层远房关系。年羹尧说这是自己人，就给皇帝上书要求提拔，于是这个人就被提拔了。然后雍正皇帝就跟这个人讲，你有什么事，就多请教年羹尧。雍正皇帝是知道他俩这关系的，但依然觉得既然他提拔了你，你就好好跟着他干。这表示一个君主把自己的君权都让渡了一点儿出去。
到雍正二年（1724年）的时候，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被平定了，雍正皇帝就更高兴了，居然赐予年羹尧“礼绝百僚”的待遇。
而且在这个阶段，雍正皇帝给年羹尧下过几份朱批御旨，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让我们这些后人简直是目瞪口呆。
西宁兵捷奏悉。此番壮业伟功，承赖圣祖在天之灵，自尔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朕不知如何宠赐，方快寸衷！你此番西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字一折恐朕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向怡、舅朕皆落泪告之。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这里面的第一层意思是说，你是大清朝的恩人。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措辞。
第二层意思，你对朕这么好，朕不知怎样疼你，方对得起天地神明。
第三层意思，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在前线打仗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每一封奏折、每一个字都体现了对我的爱。你写奏折的时候，怕我着急，不忍心跟我讲，经常故意悠闲写来，不把军情描述得那么急。这就是你爱我的表现，我心里是知道的。
第四层意思，我经常把咱们之间的这番爱，讲给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这些“闺密”听，而且我是哭着讲的，经常讲着讲着就落泪了。
第五层意思，如果我做不了一个好皇帝，就对不住你，我不光要对你好，还要做一个好皇帝才对得住你。
最后一层意思，如果我的子孙后代和臣民辜负了你，那他们就不配做我的子孙，就不配当我大清的臣民。
这完全就是一个女子给自己的情郎写情书的笔调——你那天给我买了一包糖炒栗子，你是冒了那么大的雨去买的，我心里知道，我都哭着跟我的闺密说了。我要当你的好媳妇儿，才对得住你。而且以后只要在我们家，我爹、我妈谁说你不好，老娘都跟他玩儿命。
在中国的皇权社会里，皇帝亲笔的文献里面，从来没见过把话讲得如此过头的。这是雍正二年（1724年）的事。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年羹尧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大拐点，从此就是一路跌停。至于为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但大致的时间可以推测得出来，这应该是发生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到十二月这两个月期间的事情。这个时候年羹尧回京面圣，和雍正有一些交往，至于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外人是不清楚的。
历史学家有一些推论，有人说是因为年羹尧在军中太跋扈，但是，在古代，一个优秀的将领能够打胜仗，军令如山是最起码的条件。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推论不太能够说服人。
还有一个传说，见于当时的野史笔记。说有一次年羹尧大雪天出门，天寒地冻，但很多随从依然把手扶在他的轿杠上。年羹尧突然动了仁慈之心，说：“去手！”他本意是想让大家把手拿开，以免手指被冻僵。结果所有的随从一听大帅有令，马上掏出腰刀把自己的手给剁掉了，年羹尧想制止都没来得及。我们听来好像很奇葩，但古代军中就是这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年羹尧有一次在行军过程中吃饭，觉得饭菜味道不好，当即就把厨子推出去斩了。确实，大帅就得有这份威风，自己下发的命令，不管下属理解还是不理解都得立即执行，不执行就是死罪。包括岳飞等许多优秀的将领在军中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非要说年羹尧在军中跋扈，这有点儿不讲理。
第二条，就是年羹尧贪权、揽财。这条其实也不成立。因为这些事雍正原来都知道，早有人跟他告发过年羹尧，说他贪污。但雍正却说，去去，少来，别跟我说这些，我们君臣相知，要为千古做一个榜样，你们这些小人不要来挑拨。
还有人说，是因为年羹尧的权势已经威胁到了君权。这就更是扯淡了，后来雍正去折腾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年羹尧哪有还手的能力？所以这些结论，现在看来都不足信。
事实是，雍正三年（1725年）的二月，发生了一件小事。年羹尧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里面用到了一个词，叫“朝乾夕惕”。但是年羹尧给写反了，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皇上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劳苦功高。
雍正皇帝突然抓住这四个字做文章，勃然大怒，说你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不就是说我不是朝乾夕惕吗？既然你不把朝乾夕惕许之给朕，你所谓的军功，许与不许，那就在未定之间了。就是说，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了。
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就开始对年羹尧展开了一种猫捉老鼠式的玩弄，开始了对他的折磨。
第一步，雍正放出各种风声，到处跟人说，自己觉得年羹尧最近好像凭着劳苦功高，有点儿志得意满；或者说年羹尧最近精神、身体状态有点儿不好，总而言之，他有点儿不对劲，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雍正甚至用密令的方式问一些臣子，年羹尧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品德到底好不好？当不当得起一个“纯”字？你秘密地跟我说说。当时大臣最讲究的就是做一个纯臣。那大臣又不傻，皇上原来跟年羹尧关系那么好，现在突然没头没脑问出这么一句话，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雍正就通过扔石子、放风声等手段来挑拨离间，包括挑拨离间年羹尧手下的那些大将，甚至挑拨到当时的凉州总兵。雍正给他下诏旨说，年羹尧平时说了你好多坏话，你可要谨慎着点儿，不要让他抓住把柄，那样可就不好了。皇上一说这话，底下的人马上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等这一番功课做完之后，他马上就把矛头对准了年羹尧。从“朝乾夕惕”事件过后，他隔三岔五就要下一道朱批御旨对年羹尧大肆咒骂。总而言之就是“你不爱我”“你个丧尽天良的”“你没良心的”等意思。年羹尧就拼命地自辩，说我是爱你的呀，我认错了，我知错了。但是雍正皇帝反过去就呸，什么呀？你就不认错，你就是没良心。
到后来，雍正皇帝还有更绝的。“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雍正说，民间最近有一个传说：“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三江口就是浙江那一带。你不是要当天子，你不是要造反吗？我就把你调到杭州去当将军，你造反给我看。这有点儿像一个怨妇抓住出轨的老公，说：“你打呀，你有种打死我。”他把年羹尧从西北的一个大将军，贬到了杭州当将军。后来又是一贬到底，让他以一个章京的身份在那儿投闲置散。
最后是一系列的政治发动，雍正让周边的人去揭发年羹尧的罪状，都说他应该千刀万剐。最后皇帝一纸下令，说算了，我也不明正典刑了，押到菜市口还怪麻烦的，你自裁吧。
年羹尧最后自裁的时候，其实还抱有一丝幻想，因为去给他下令让他自裁的人叫蔡珽，这个人是当年年羹尧推举给雍正皇帝的。雍正皇帝太坏了，故意让年羹尧推举的人看着年羹尧死。但年羹尧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让蔡珽来执行，他没准儿还有缓和的余地。虽然拖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自裁了。
雍正给年羹尧下的最后一份诏旨是告诉他：“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就是说，你年羹尧自尽之后，如果稍有怨念，天地神佛都不会饶你，度千万劫你都不会超生。雍正一生信佛，他怕年羹尧死了之后对他还有什么怨念，就警告他，如果你死了之后对我有怨念，你就不得超生。
从这样一场君臣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能咂摸出什么味道来呢？
雍正的关系演化“四阶段”
雍正和年羹尧之间的关系最后闹得这么僵，是不是一个孤证呢？他们俩本是一对好基友，最后却变成了冤家对头，真是爱得如夏花般灿烂，但是又如惊鸿般短暂。
雍正和很多臣子之间的关系，都和他跟年羹尧之间的关系一样，有善始，但是没有善终，而且关系演化的过程通常都是一个模式，都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雍正皇帝主动地扑上前去，没有底线、毫无保留、掏心掏肺、轰轰烈烈地去爱，就像那首歌写的：“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比方说，跟年羹尧同时期还有一个叫隆科多的，隆科多和年羹尧都是有拥立之功的大臣。隆科多是一个闲散的皇亲国戚，论辈分还是雍正的舅舅。所以雍正就下了一道谕旨，说从此之后立个规矩，包括皇帝在内，大小臣子们称呼隆科多，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俩字：“舅舅。”我还真没在中国历史当中看过任何一个先例，称一个臣子要在前面加一个官称，叫舅舅。
雍正皇帝自己也确实做到了，雍正初年，他很多手记当中提到隆科多，都在前面加了舅舅，包括跟臣子谈话也都是这样。他夸奖隆科多说，他是圣祖仁皇帝的忠臣，意思就是康熙的忠臣；是我的功臣，是超群拔类稀有之大臣，意思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大臣。我们看这个用词，都是很夸张的，要爱就用力爱嘛。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阶段，既然我爱你，那所有我爱的人都必须像我一样去爱你，我们必须能够大被同眠、不分彼此、相亲相爱，抱在一处。他就要求他的两个大宝贝，年羹尧和隆科多彼此相爱。
但是凑巧，这两个人就是不相爱，尤其是年羹尧，死活看不起隆科多。年羹尧认为，我是藩邸旧人，你没当皇帝的时候我就跟你好了，隆科多算哪根草，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所以他反复跟雍正说，隆科多就是一个普通平常的人，你别那么看重他。
这下雍正不爽了，我这么爱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死命在他们俩人中间拉拢撺掇。他跟隆科多讲，你遇事要多向年羹尧请教；跟年羹尧讲，我原来也看不起隆科多，但是后来我幡然悔悟了，现在才知道我犯下了大错。前面雍正夸隆科多那句话，就是他当着年羹尧的面讲的。
而且他后来还想出一个歪招，让年羹尧把一个儿子过继给隆科多。要知道，这件事情在清代的法律当中，是一件不成体统的事情。因为隆科多有儿子，而且有俩儿子，这成何体统？但是雍正就认为，你们俩是同一个人的爹了，你们俩还不好吗？你们俩可以睡一个被窝了吧？后来两个人不得不表示友好。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还有一个例子，雍正有两个特别喜欢的大臣，一个叫李绂，他最高当到了直隶总督，而且他还是个经学家，是当时的士林领袖。另一个大宝贝叫田文镜。田文镜这个人不是正途出身，他不仅没考取进士，连举人都没考取，仅仅是个监生，说白了就是个秀才。但是雍正对他很赏识，把他派到河南，后来又调到山东去搞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这些艰难而重大的改革。
站在田文镜的立场上，他当然要肝脑涂地，因为他本没有希望当上这么大的官，既然皇帝赏识他，那他就要玩命地干。所以田文镜在治理河南的过程当中，得罪了当地的官僚系统，包括那些有功名在身的官员。邻近的直隶总督李绂一看，心里就不爽了，你这不是作践我们读书人吗？所以就跑到雍正那儿去告田文镜。
可雍正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爱的人，你们怎么能互相不爱呢？这也就罢了，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叫谢济世的御史也来参奏田文镜。
雍正把这两份奏折拿出来一对比，发现李绂参奏的理由和谢济世参奏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俩是不是底下通过风、串过气？是不是李绂指使谢济世来告田文镜？如果有这样一层关系，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叫结党营私。在皇权时代，结党就是欺君之罪，是要掉脑袋的。所以他直接把李绂判了死刑，拉到菜市口，让刽子手拿刀抵着他的脖子问：“现在你知道田文镜是好人了吧？”但李绂是个硬骨头，至死也不肯认同田文镜是一个好人。雍正一看没办法了，最后也没杀李绂，而是革了他的职，永不叙用。
第三阶段是转折点。雍正的性格是，咱们兄弟一起喝酒，我先干为敬，然后看你怎么喝，要是你只是意思意思，我就不爽；或者我爱你，但是你没有按我希望的方式来爱我，对不起，我就跟你翻脸，而且一翻脸就把你往死里整。所以很多人说雍正残酷、打击政治异己，等等，还真是冤枉了雍正，因为雍正在很多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也是罕见的。
雍正给弘历（后来的乾隆帝）请了一位老师，叫朱轼。朱轼反对雍正的所有改革，尤其是像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这些事，当了一辈子的反对派。年羹尧后来被抓起来之后，朱轼就反复上书辞官，但雍正始终不允，说没你什么事。这种例子在雍正朝史不绝书。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雍正是一个打击政治异己的人，对不同的意见，他有的是包容力。但如果是他爱过的人，结果被他发现不爱他了，他就会跟人家玩狠的。
但是，他还有第四个更可怕的阶段：你不爱我，我把你往死里整；我爱过你，我一样要把你往死里整。
最典型的就是钱名世案。早先雍正爷跟年羹尧好的时候，让全国各处官员有什么事都去请教年羹尧，希望大臣们都去写诗赞颂年羹尧。钱名世就冲在了为年羹尧歌功颂德的第一线，而且写得特别肉麻。年羹尧倒台后，雍正又把这件事翻出来，说当年你这么评价过年羹尧，那你是什么人呢？你这叫“名教罪人”，我也不杀你，我御笔写下这四个字给你制成一块匾，你就拿着这块匾告老还乡吧。把这块匾挂在你家大堂上，你的子孙后代都得守着这块匾过日子，不准摘下来。
他还让当地的地方官初一、十五都要去钱名世家看看，看他是不是把这块匾给摘了，平时嫌丢人，那么丢人就得丢到底，要千秋万代地丢下去。
雍正爷还干了一件特别奇葩的事。钱名世离开北京的时候，无官无职，抱着这块匾要回家。雍正爷把九卿大学士以下的所有官员，凑了大概300多个，给钱名世送行，搞了一个送别宴，让每个人作一首诗骂钱名世，然后还把这几百首诗编成了一本诗集，叫《名教罪人诗》。就是让钱名世看看，大伙儿都骂他呢，这本诗集你也拿上回家吧。
钱名世案是比较有戏剧性的，当然也有比较残酷的，比如说汪景祺案。汪景祺其实就是一个文人，原来随着年羹尧西征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读书堂西征随笔》。文人一旦没底线起来，拍马屁可就是强项，汪景祺在这本小册子里面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把年羹尧搞死之后，就很不爽，既然你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人，那宰了吧。宰了也不过瘾怎么办？枭首示众，而且这颗头不准摘，一直在菜市口挂了10年。
雍正的逻辑，就是如果爱，我就用全部力气爱你到死。如果恨，那么此前的爱都不算数，我要用全部力气把你作践到死。这就是雍正的人际关系处理策略。
失去边界的人际关系
我总是在想，如果雍正爷能活到今天，听完了所有当代中国的流行歌曲，他一定会喜欢上一首歌，叫《明明白白我的心》：“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被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雍正爷确实对很多人掏心掏肺地爱过，但是他一旦发现自己的爱得不到回报，他就抓狂，就用各种戏剧化的、残暴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方式进行报复。当然，在中国古代帝王当中，像雍正爷这种性格、这种处事方式的，也仅此一例。
当代中国人不也是生活在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当中，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爱的吗？
美国有一个学者曾经说，中国人提倡的这个“仁”字，从结构上看，它左边是一个人，右边是一个二。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二人世界当中，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要么是师生，要么是父子，要么就是同学，他们总是在两人关系中生活，从而丧失了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和人格空间。
前不久，我们《罗辑思维》组织了一帮铁杆会员小伙伴，由我陪着去了一趟斐济，其中有一段船上的路程，大概一个小时。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一话题，我们十几个人就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
中国很多为人子女的，尤其是“80后”“90后”，经常会有一种痛苦，就是父母逼婚，结婚之后又逼着生孩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的独立空间，可父母偏偏要干涉进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答应，父母就说心脏病要犯了，晚年不幸福，白养你了，很痛苦，云云。
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人就选择了躲避，或者是妥协，或者是混日子、往后拖，等等。
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我个人的意见，我说如果是我，我就绝不妥协。这件事情我的答案是两条，第一条，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请不要跨过这道门槛，来干涉我的私事。
很多小伙伴听了就说：“这怎么是你的私事呢？父母可不觉得是你的私事，我妈到现在还经常跟我说，你就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的骨头渣子都是我的。”
确实，父母都会这样想问题，他们就是要干涉，怎么办呢？难道任由他们痛苦吗？作为一个孝顺儿女，我们于心何忍呢？
别急，我还有第二条。我既然是你们的儿子，你们因为我的事感觉到痛苦，这是你们的事。我作为儿子，应该帮你们。比如陪你们聊天，帮你们缓解一下痛苦；我还可以出钱让你们去旅游；我甚至可以组织一个老年合唱团，让你们高兴高兴。但是对不起，第一条永远生效，这是我的私事，请你们不要干涉。
当然，船上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总而言之，大家渐渐觉得，这是一个伦理难题。这有什么难的呢？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两年有这么一个娱乐新闻，有一个女孩叫杨丽娟，跑到香港一定要见刘德华。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一个粉丝对自己的偶像无限崇拜，由此生出无限的爱慕：我就是要嫁给他，就是要他娶我。我已经对他这么好，他怎么可以不出来见我一面，或者把我娶回家去？
当年刘德华一定得娶这位杨丽娟女士吗？大家都觉得不必。刘德华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杨丽娟再要说，你如果不出来见我，我就死给你看。那么刘德华应该怎么说呢？不管刘德华用什么样的公关语言，把这件事情诠释得高大上和绝对正确，我想他心里一定是那句话：你死，与我何干？
当然，如果我是刘德华，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我会尽可能地劝告杨丽娟女士不要死，我甚至可以报警。但是如果她真要死，那是她的事；她要嫁给我，要看我同意不同意，这就是我的事了。这两件事情泾渭分明。
为什么在陌生人之间我们可以同意这个“你死你就去死”的逻辑，而在父子之间、母子之间，我们就要放弃这个持守的边界，让别人侵入我们的私生活呢？
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保持独立，释放善意
胡适先生对于父子关系有过这样一个表述：“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征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会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这就是将近100年前的中国自由主义大师对父子关系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良性的理解。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应该用感恩的思维去善待他人，这就是孝道。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的孝道都有一个前提：父母十月怀胎不容易，把你养大更不容易，你要回报父母。乌鸦尚知反哺，你怎么能不知道感恩呢？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的伦理体系当中，往往不再讲好像很古老的“孝子”，我们讲感恩。
但请仔细分析，这成何道理？你对我好，我就一定要对你好吗？而且一定要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和足够的分量来对你好吗？如果是这样，大家的独立人格又存在于哪里呢？
雍正爷的起点是爱，这其实并没有错，爱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情感啊，它应该纯洁，应该永立不败才对。但是当爱以一种绑架的姿态出现，当“我爱你，所以你必须爱我”这套逻辑一旦成立的时候，爱就成为了毒素。而这种逻辑一旦在社会伦理空间当中推展开来，你会发现，很多伦理的纠结就出现了。
举两个例子。中国公共汽车上往往会有一种道德，年轻人应该给老人让座。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社会新闻，老人上车之后耀武扬威：“我老了，你们都该给我让座。”如果别人不起来，他们上去就要动手打人。这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别人让不让座是他的事，你有什么权利去干涉呢？难道你老了，就可以侵入他人的私人空间吗？
还有人在网上发帖子，最后附上一句：不转就不是中国人。你的道理是你的道理，你自己去持守就好了，为什么说我不转就不是中国人呢？
可见，道德的起点都是美好的，但是它用于绑架他人的时候，带来的就是一种社会乱象。
所以，《罗辑思维》一直在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负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不好。
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是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两句话。第一句，我们绝不去强制他人；第二句，我们尽可能地不让他人来强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在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空间的前提下，尽可能对他人释放善意。
理解“爱”这个词，我还是最喜欢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说过的那句话：“我爱你，关你什么事？”这才是自由主义的爱情观。
有人可能又会说：“我们这代人现在面对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父母不懂你讲的自由主义那一套，他们就是要干涉我们，我们难道要让他们伤心吗？”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在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传承当中，也许要去扮演一个坚定的角色，一方面，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善意去抵挡我们的父母；另一方面，放过我们的孩子，坚决地斩断那根从远古一直到今天、用爱的名义去绑架他人的链条。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能够做得到。
02 先做好自己再说：甘地
提到圣雄甘地，有一点儿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想起一个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甘地凭借着这一整套思想和行为方式，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偌大的英帝国给赶跑了，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非常了不起。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甘地的履历。他于1869年出生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古吉拉特邦相当于中国的上海，是西方文明最先抵达东方文明古国的港口，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印度经济最发达的一个邦。
甘地是印度种姓的第三等级出身，叫吠舍。印度种姓的第一等级是婆罗门，第二等级是刹帝利，第三等级就是这个吠舍，商人、公务员通常都是这个级别的人。他家非常有钱，要不然他也不会有钱到英国留学。
甘地19岁的时候乘船到了英国，在英国伦敦大学法律系读了三年书。我们现在了解的甘地通常是这样的形象：一个典型的东方老头儿，瘦骨嶙峋，身上披着一件很简单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根拐杖。实际上甘地年轻的时候，可是一个翩翩佳公子，来自大英帝国殖民地，然后又跑去伦敦镀金。
他在伦敦的三年，十分向往当时的西方文明，穿西服、打领结、抹美发油、学跳交谊舞、学当时时髦的法语，等等。他的成绩非常优秀，毕业之后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律师。后来又在南非待过一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甘地再次回到印度。
但是当他回到印度之后，整个人的精神气质就全变了，他突然变成一个捍卫印度的东方传统、向整个西方文明开战的民族英雄的形象。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甘地的形象。
甘地在印度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给大家举个例子，印度这几十年历史上有两个叫甘地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这两个甘地跟圣雄甘地有什么关系？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他们都是尼赫鲁的子孙。
尼赫鲁虽然以甘地的学生自居，但毕竟不是亲儿子，甚至这两个甘地的英文拼法都不一样。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甘地是Gandhy，而圣雄甘地是Gandhi，根本就是两个姓。只不过英迪拉·甘地嫁给了一个叫甘地的年轻人——费罗兹·加汗吉尔·甘地（Feroze Jehangir Gandhy），所以就获得了甘地这个姓，仅此而已。
但是尼赫鲁家族对此从来是讳莫如深，至少不会去主动澄清。在印度那么大一个国家，一个人口上了10亿规模的国家，很多贫苦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政治人物、选举、投票，他们没有起码的政治常识。但一听说是甘地，马上就投票给他，这就是甘地在印度民间的真实威望所在。
仅仅是“甘地”这两个字就留下了一种魔力，可以穿越四五十年的时光，在印度的政治生态中发挥作用，可见甘地的威望有多高。
道德的高峰
甘地这个人最了不起的，是他的道德力量，这已经跨越国界，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座很罕见的丰碑。他往往是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甘地有一个方式，就是绝食。翻开他的传记，我们会发现他一生绝食了无数次。
有一次他在坐牢，午夜12点的时候突然觉得内心里有一个声音，让他绝食。所以他就写一个纸条给他的助理，说我要开始绝食，绝食20多天。
英政府就担心，他名声那么大，死在监牢里怎么办，最后只好把他放出去了。甘地就跟英国人解释，这次绝食跟你们没关系，我什么政治目的都没有，只是听从内心的声音而已。出狱之后，他仍然把这次绝食坚持到底了。
甘地这个绝食的方式一旦用于政治目的，影响力真的很吓人。
1918年，阿赫迈达巴德（今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工人为反抗资本家的压榨与剥削开始举行大规模罢工。资本家不让步，工人也不让步，双方眼瞅着就要发生暴力冲突了。甘地宣布开始绝食，一直绝食到他们达成和平决议为止，只要他们还在用暴力对抗，他就一口饭都不吃。最后把工人给感动了，把资本家也给感动了，老爷子赶紧吃饭，说我们来谈判，我们会达成协议。他就有这样的号召力。
最典型的一次是1947年，当时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正好是印巴分治那个阶段。当时甘地正在加尔各答，他说你们不是打吗？不是杀吗？我也没办法阻止你们，这样，我宣布绝食。然后整个加尔各答城议论纷纷，说那个老头到底怎么样了，身体状况是不是每况愈下，我们是不是不要再冲突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很多暴力分子都跑到甘地的公寓面前，跪在那儿请求老先生不要再绝食了，他们不再暴力冲突了。民族的血海深仇，就这样被他用绝食的方法给化解了。
一个人的道德力量竟然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峰。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真还没看见过哪个政治人物，用这样的方式达到过他的目的。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最牛的还是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他1914年返回印度之后，才开始玩得炉火纯青的。我们普通人对他其实有一个误解，以为他就是简单的忍辱负重，你打我的左脸，我把右脸伸过去。哪有这么简单？
“非暴力不合作”是两个词，“不合作”好理解，就是我们的娃娃不上你们英国人的学校，我们的律师不上你们英国人的法庭，我们的工人不进你们英国人的工厂，甚至连你们英国人那么好的洋布我们也不穿，我们就穿印度的土棉布。甘地有一张经典的照片，就是坐在那儿纺纱。他的后半生每天坚持纺半个小时以上的纱，以此号召印度人穿印度的土布。
可是“非暴力”一词，我们通常都理解错了。你以为他就是趴在地下，让英国殖民者残暴地打吗？不是。他是用主动的方式去挑起对方的暴力行为，而我们不用暴力去还击。
给大家举个例子，1930年甘地领导过一场2500人的叫“向盐库进军”的运动。就是说我们穷人也要吃食盐，盐都在你们英国人的盐库里，我们没钱买，但我们就是要拿。警察当然要维护秩序，当然要捍卫私有财产。但是我们不管，我们2500个人排好队就到盐库里去扛。你们可以把我们打倒在地，我们不还手，但是盐我们就是要拿。他是用这种非法的行为，逼迫对方不得不做出一种暴力保护行为。
可是事实也不是这么简单，其实甘地事先找了很多外国记者在旁边参观，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包括医疗救护队，早准备好了绷带。你们不是打得我们的人头破血流吗？没关系，我们继续往前走。
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想看英国人的笑话，当时的外国记者浓墨重彩地写道：“那些人穿过铁丝网，用坚定的目光看着盐库的大门，就这样坚定地往前走。”
英国警察用包着铁的木棍搂头打下，像中国人讲的那句话，“你有狼牙棒，我只有天灵盖”，没有一个人试图拿手去挡。被打倒在地以后，担架队上去把人抬过来，现场给包扎好，剩下的人接着往前走。
当然，今天我们必须肯定，作为一个被统治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想要反抗英国，这似乎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甘地就给印度人算过一笔账，说拿机枪干，我们干得过英国人吗？那是他们的强项。我们得用我们的强项跟他们干，就是用我们的肉体。他有狼牙棒，我们有天灵盖，我们凑上去，然后我们就获得了世界舆论的支持。
所以，甘地为印度这个民族量身定制的这套方法，确实也是有用的，只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拼命向全世界推广“非暴力不合作”
不得不说，甘地对他这套方法是过度地迷信了。甘地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书信、言论和演讲词，他对很多人都推广过这套理论，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
他曾经跟英国人讲，说墨索里尼、希特勒不是要打你们吗？让他打好了，让他把整个英国侵占掉好了，把你们的古建筑都占领，把你们的文化付之一炬。只要你们学我这套方法，“非暴力不合作”，你看最后希特勒是不是只好臊眉耷眼地离开？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当中对甘地的评价极低，英国人觉得他的这种思维太奇葩了。
甘地跟犹太人也这么讲，说希特勒不是欺负你们吗？不要反抗，要学我，你看我最后就成功了。所以很多犹太社群领袖就给甘地写信，指责他：你见过集中营吗？你知道希特勒是怎么对付我们的吗？
甘地还见过一个中国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是跑到印度去劝甘地共同抗日。但甘地说不抗日，“非暴力不合作”就挺好。蒋介石问他：如果德国人打来，你也不抵抗吗？甘地说：不抵抗啊，我就是不合作，这就挺好。
甘地还挑拨蒋介石跟美国人的关系，说什么英美中同盟，他们那个总参谋部里用你们中国人了吗？你跟我都一样，都是东方弱小民族，你得学我这一套。
甘地也不光是向这些人推广，他还向希特勒推广。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他给希特勒写了封信，大概意思就是，你要学我，我是你的榜样，要达成政治目的不需要使用暴力，搞什么战争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希特勒当年收到这封信时那种啼笑皆非的表情。
甘地在历史上就留下了这两种形象：在本土印度，他是一个大神级的人物，因为他发明的这套方法真的是行之有效；而在世界舞台上，甘地拼命推广他的这套做法，却屡次碰壁。
当时甘地有一个旁观者，就是著名的作家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是生于印度的英国人，所以他返回英国受教育，成年之后又回到印度就业，是印度的警察。奥威尔就说，甘地这套玩法只能适用于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
这句话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首先你得看看对手是谁，必须是英国这种有起码的文明底线的国家才行。比如说英国人在南非打布尔战争的时候，包括在印度殖民统治期间，如果军纪稍微有点儿不好，英国人的暴行被批评得最激烈的是在英国本土。英国是现代化国家，民众智识发达，有起码的伦理底线。如果你的对手是希特勒，你再搞这套，那完全是不奏效的。
第二层意思，是说必须是印度这样的民族，才有这种忍耐力。如果换成其他民族，你甘地这套玩法也一定是玩不转的。
当然，今天我们要讲甘地，可不是为了批评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们是想看看，甘地在这些伟大功绩的背面，还有什么东西。
圣徒甘地的道德观：现代化很糟糕
大家读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以为我是要去“黑”人家甘地，真的不是，因为甘地在私人道德品质上，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圣徒。他一生走遍了印度大大小小几千个贫苦的村庄，而且他随身的物品只有两样，第一样是他每天戴的那副圆框眼镜，第二样是他的手表。
那块手表也真不是劳力士什么的奢侈品，就是一块普通的手表。因为甘地对自己的作息时间要求极其严格，天一擦黑就睡觉，凌晨两点就起床，然后就祷告，祷告完了就沉思，沉思完了就开始回复大量的信件，天一蒙蒙亮，立即出发到村庄去演讲。他每天安排的行程大概是五到六个村庄，为了不耽误时间，就看这块手表。所以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必需品。
他死的时候留下的财产非常简单，一块破布做的衣服、一根拐杖、一个木制的纺车、一块手表、一本书、一个有三只猴子的雕像，还有一个洗脚盆、一个痰盂。这就是他终身所有的财产，没有房子，没有奢华的衣物，没有家具。
这样的人老百姓能不爱戴吗？尤其是他那个“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又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所以甘地这个人我们是黑不得的。我们只能仔细地再去推敲，他一生真实的对立面到底是什么。
因为甘地是作为印度的国父、解放者、摆脱殖民统治的最大的功臣被载入史册的，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个误解，大家以为他的敌人就是大英帝国。哪里有这么简单？甘地真实的敌人，其实是他心中那个魔鬼，是整个西方文明和现代化。
这就要回到甘地的内心来看，他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物欲的人，包括吃，他吃得极其简单，不吃肉就不用说了，很多印度人都不吃肉；甘地也不喝牛奶，他认为那个东西会刺激性欲；他甚至连谷物都不吃，只是偶尔吃点儿像草一样的蔬菜，还经常绝食。所以在物欲上，他完全排斥了一个人最起码的需求。
他反对英国，反对的可不仅仅是这个政府，而是它带来的所有的文明方式。他讲过一句话：“使用曼彻斯特布，我们还只是损失了金钱，但如果在印度也产生了一个曼彻斯特，则我们虽留下了流出去的金钱，却换去了我们的血肉，因为我们生存的道德基础就要被摧毁了。”
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反对洋布，我宁可让印度人花钱到你们英国的曼彻斯特去买洋布，但是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把工厂开在我们印度，这会让我们的道德堕落的。
今天在中国我们似乎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一个人开始挣钱，他就是堕落；只要他搞商业，他就一定是个坏蛋；他营销成功了，他肯定就是个大忽悠。这也是甘地当时的看法。
所以他讲过一句话：“贫穷的印度尚可得到自由，但要使一个由不道德以致富的印度再获得自由，那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我们印度不能开展商业，因为我们贫穷，所以我们有自由。但如果我们在道德上堕落了，那个时候再想获得自由，就太困难了。所以他认为，过去50年从英国带来的一切现代化的东西全是坏东西，什么铁路、电报，这些东西都不能要。
当然，甘地也不是说印度就不要发展工业，他心中也有他的工业蓝图，比如说榨油、碾米、造纸、制糖、开染坊，他认为这些都挺好的。但任何需要用机器来生产的东西，甘地都认为那是堕落。
我不知道甘地的这个观点你能不能接受，至少在印度他没有被接受。在我看来，这是印度人民的万幸。
甘地那个号称对他极其忠诚、极其爱戴的学生尼赫鲁，就是英迪拉·甘地的爸爸，一生追随他，但是在这一点上，尼赫鲁可没听甘地的。尤其是后来他跑到苏联，看到那种社会主义式的工业化，非常羡慕。所以在尼赫鲁执政期间，印度走的其实是一条大工业化的路线，这个我们暂且不谈。
甘地的基本道理是什么？首先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那句话：道德不能堕落。甘地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有一次接受外国记者访问的时候说，印度不需要现代化，我们永远不会像美国那样发达起来。
你算算账嘛，如果印度人像美国人那样去生活，这么多人口涌出去，整个世界的资源就崩溃了。所以我们印度就当是为世界作贡献了，我们就这么穷，挺好的，我们有内心的道德。
我不知道如果你穿越回去成为一个当年的印度人，会不会同意甘地这个说法。但是我必须得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相信一个道理，而且终身用自己的行为去践行，他就不是一个伪君子，这样的道德选择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其实19世纪后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有一轮叫“后发现代化”的运动，除了欧洲，剩下的就不是原发现代化，那他们是怎么面对现代化的？
富国强兵、迎头赶上，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的历史主题。可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以甘地为代表发出的。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现在还有一个叫阿米绪的部落。那个部落是苏格兰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新教的教派。他们讲两种语言，一种是英语，因为他们生活在美国。另一种是他们祖先留下来的高地日耳曼语，现在他们主要使用这种语言，不要求任何现代化。
那个部落是没有电的，更不要说各种各样的电器了。每天晚上，父亲还会在火炉前给大家朗读最古老版本的《圣经》，教堂修得也是非常之朴素。那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化表演，因为大量像我这样好奇的人会赶过去看，相应地也会给当地带来一定的收入，所以他们可以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保持这种脱离现代化的生活。
其实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这种思潮。比如说环保主义，当你追究到最后，环保主义者一定会告诉你一个哲学：整个世界都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而是Earth First，就是地球优先，我们只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一个寄生物而已，凭什么要发展自己？应该地球优先，我们不应该破坏地球原生的那个系统。
从甘地到阿米绪部落，再到环保主义，其实都有一个核心，就是人的欲望是不重要的。而人的欲望一旦变得不重要，整个现代化文明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因为现代化就是来服务于人的欲望的。
最典型的例子，其实发生在俄国。俄国的国徽上面是一只双头鹰，一边看着亚洲，一边看着欧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民族。这个民族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心里都有这样的困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的人生都经历过这样的思想转折，年轻的时候特别崇拜西方、羡慕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经到西方住了四年，结果失望透顶，觉得那么堕落的生活怎么能够继续呢？还是俄罗斯人传统、朴素的生活最吸引他。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到了中老年的时候，都变成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人叫索尔仁尼琴，这个人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很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得完奖之后就再也写不出比较牛的著作了。但索尔仁尼琴则不然，他得完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还写出了《古拉格群岛》，晚年写了《红轮》，一本比一本牛。
当然，他在当时苏联的政治生态当中，是一个极端的反对派，要自由，反对政府。美国人太希望苏联出现这样的人了，所以赶紧把他接到美国去，让他做大量的演讲。结果索尔仁尼琴下飞机后做的第一场演讲，就把美国人痛斥了一通，说你们这帮资本家都是堕落的，什么西方民主都是骗人的，等等。听演讲的人全都傻掉了。
他不光是跟美国这么玩，跟自己的祖国也这么玩。1994年，苏联已经解体，叶利钦把他请回去做演讲。他老人家可威风了，从海参崴上车，横跨欧亚大陆，坐着火车沿途一路演讲过去。
演讲的内容，第一，骂当时的苏联，已经倒掉了，不用说了；第二，骂西方的生活方式多么不好；第三，骂叶利钦。总而言之，你把我们那种纯朴的俄罗斯传统生活全部给毁掉了，我这把老骨头要跟你们拼了，我就是要骂你们。
所以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在西方世界也变得不可理解，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基辛格就给福特总统出主意，说你可千万别接见他，这个家伙表面上是一个反苏联的斗士，可是他的很多观点让他的追随者都觉得非常之难堪。你要接见他，不仅会把苏联给得罪了，连我们的一些盟友也都给得罪了。
索尔仁尼琴是2008年8月死的。他死之后，美国的《时代周刊》给他做了一个专题，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索尔仁尼琴是自由的象征，但他并没有回馈这些赋予其身的尊重。作为拥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人，他认为西方精神世界恶化，他对西方民主的极端批判有时候甚至让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感到困惑。”
这就是西方世界的看法，你不是反对苏联吗？那你应该赞成我呀，这个世界不就是这么二分的吗？他们忘了，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很多后进民族、后发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思潮，索尔仁尼琴、甘地，包括我们说的环保主义分子，他们都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去看待传统？现代化真的这么不好吗？尤其是这些“道德高级之士”告诉我们，现代化很糟糕，我们应该听他们的吗？
道德是个人的选择，不能绑架别人
很多中国人都学会了一套东西，叫辩证法。它总会告诉我们，现代化有好有坏。今天我们要为现代化这个“魔鬼”辩护，大声疾呼——现代化远没有你们讲的那么不堪，而前现代化社会也远没有你们幻想的那么美好。
很多赞美前现代化社会诗情画意的人，往往都掩盖了一部分事实。还记得2014年辽宁省高考语文试卷的作文题吗？那是一道材料题：
夜晚，祖孙二人倚窗远眺。
“瞧，万家灯火，大街通明，霓虹闪耀，真美！”男孩说，“要是没有电，没有现代科技，没有高楼林立，上哪儿看去？”
老人颔首，又沉思摇头：“可惜满天繁星没有了。沧海桑田，转眼之间啊！当年那些祖先，山洞边点燃篝火，看月亮初升，星汉灿烂，他们欣赏的也许才是美景。”
我真是不知道，出这道题的人是何居心，要把我们的少年引导到什么样的方向上去。我现在先不说价值观的分歧，但老人讲的至少不是事实，他没有常识。
原始人在山洞口点燃一堆篝火是干什么用的？那是防狼的，是驱逐野兽用的，他们冻得瑟瑟发抖围在篝火前，唯一的心思就是现在饿得慌，明天早上那顿饭在哪里还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工夫抬头看星空，欣赏什么美景。
《罗辑思维》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一本书，叫《理性乐观派》，那本书的作者马特·里德利用非常调侃的语气，嘲笑了那些幻想前现代化田园生活的人。他说，你们不是说19世纪前的生活很美好吗？1800年，英格兰高地上一个住在用原生木材打造的房子里的农夫家庭，你以为他们的生活很好吗？你幻想出来的景象是这样的：父亲在壁炉前，对着火光给大家大声朗读着《圣经》；妈妈在厨房里给大家做着晚餐，晚餐是好吃的洋葱炖牛肉；大哥正往餐桌上的杯子里倒水；大姐正在马厩里喂马；二姐正在哄着最小的baby入睡；而小儿子，正托着腮趴在窗口听着外面的鸟叫。这样的生活多么地美好啊。
你在撒谎！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境况，你掩盖了很多事实。那个正在读《圣经》的父亲，被日常工作折磨得要死要活，马上气管炎就要发作了，活不到53岁，因为那个时候英格兰男子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
妈妈在厨房里正被牙痛折磨着，她煮的饭是没法吃的，牛肉她是嚼不动的，而且一年四季几乎没有机会吃上水果和蔬菜。
大姐是在马厩里喂马，但是她已身怀六甲，她被隔壁邻居家的房客强奸了，因为当时没有避孕套，那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要被送到孤儿院去。大哥正在给大家倒的水里充满了奶牛的臊气，因为人和奶牛喝的是同一条河流里的水。
二姐正在哄的那个baby得了天花，马上就要死了，那个时候婴儿的夭折率非常高，二姐本人马上就要嫁给邻村的一个醉汉，成为他一生的奴隶。
趴在窗口听鸟叫的小男孩，你知道他心里在琢磨什么吗？他一定是在琢磨，怎么把那只鸟给抓住吃掉，因为他饿。这才是真实的境况。
很多人都看不到那个时候的社会全景，很多人的真实生活都被他们忽略掉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仍然是2014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是广东省的。
黑白胶片的时代，照片很少，只记录下人生的几个瞬间，在家人一次次的翻看中，它能唤起许多永不褪色的记忆。但照片渐渐泛黄，日益模糊。
数码科技的时代，照片很多，记录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随时上传到网络与人分享。它从不泛黄，永不模糊，但在快速浏览与频繁更新中，值得珍惜的“点滴”也可能被稀释。
我小时候见到的就是这样的黑白照相机，很多人买不起，都是找朋友借的。洗一套照片，全家就要节衣缩食，因为好贵。而且我小时候是生活在城市里，很多农村人甚至一辈子也没有拍过照片，中国有不少人不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是长什么样的，他们一生都没有机会留下一张照片，因为从乡村跑到镇上去拍一张照片要跑好几趟，很远，而且很贵。
现在任何一个打工妹都可以拿出自己的手机，斜45度角，给自己来一个自拍，绽放自己青春的笑脸。
很多人反对现代化，赞美前现代化，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人群之间的对比。过去的前现代化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现在，大不了你吃雕爷牛腩，我吃麦当劳的双层牛肉汉堡，你吃得虽然比我吃得贵，但是我们俩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过去的前现代化社会，你是看莺歌燕舞，我只能看自家猪圈里老母猪的双眼皮；而现在，大不了你去看75英寸的三星液晶电视，我看40英寸的长虹液晶电视，跟你的区别也不是那么大。
现在有很多人吐槽，说微博上太嘈杂了。你少关注几个人不就完了吗？过去只有高级知识分子、达官贵人可以发言，大家都听他们的。现在屌丝们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当然嘈杂了，你不爱听可以不听嘛。虽然屌丝们说的话可能也不着调，但是屌丝也有发言的权利啊，这正是这个世界美好的原因，而不应是你讨厌它的理由。
我为现代化辩护的理由其实还有两个：第一，人性的自由释放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你甘地可以那么想、那么做，但是你身边那个你最得意的弟子尼赫鲁，他就不这么想，他要的是国家崛起和工业化。至少你在你最能影响的人这里，你都没挡住。你可以不吃肉，但我看见肉就忍不住；你可以去扫黄，有些人硬盘里的片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多。这就叫人性，是挡不住的。
第二，现代化往前走，往往就能解决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说环保，难道退回到农耕社会才叫环保吗？我们现在对比一下世界上的国家，是印度更环保、环境更美好，还是发达的美国和欧洲环境更美好呢？在一个城市里，是富人区的环境更美好，还是贫民窟的环境更美好？只有人类更富足、更现代化，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缺陷、所有现代化带来的烦恼，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说到这儿，你可能又会说，我就是觉得甘地这个人在道德上很高尚，我很羡慕他，我很崇拜他。是的，我也羡慕他，我也尊重他，但我想说的是，任何道德都是个人的、自己的选择，不可以用于绑架他人。
如果今天我有机会见到甘地的话，我仍然会对他生出一份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