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好牌和烂牌，看你怎么打
整个一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型和成功是多么不容易啊。它至少需要这么几个条件：第一，明确的目标；第二，坚定的决心；第三，柔软的身段；第四，高超的技巧；第五，共同的底线；第六，设计元规则制度的能力；第七，崇高的道德声望。
当一个政治家凑齐了这七张牌之后，他就可以推牌说：“和了！”
01 卿本好局，奈何崩盘：隋炀帝
先给大家讲个段子。当年苏共中央开全会，正值赫鲁晓夫当政，他在台上大肆批判斯大林。这时候场下有一个人突然尖叫起来：“赫鲁晓夫同志，当年斯大林当政的时候，你不也是中央委员吗？你当时怎么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呢？”
此言一出，全场鸦雀无声。赫鲁晓夫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谁说的？站出来！”
等了半天，也没人敢站出来。赫鲁晓夫脸色一变，说道：“当年我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你今天不也是什么都不敢说吗？”
讲这个段子，是想表达我对历史的一种态度。很多人以为历史就是在讲是非、忠奸、善恶，可是读到一定的境界后，你会发现把这些都读没了，反而会读出一种悲悯之情，读出一种同情之理解。
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被供奉为神，还是被描述为鬼，当你了解到更多事实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承认人性是多元的，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可以理解的。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秦桧，很多人就说罗胖给秦桧翻案了。真是那么回事吗？我只不过是说，在秦桧当时的历史处境当中，他的很多做法是有他的道理的，仅此而已。这样读历史，才能读出真滋味。
“恶棍专业户”隋炀帝？
现在我们聚焦另外一个历史人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坏最坏的一个人物，他就是著名的隋炀帝杨广。所有用来描述坏人的词语，尤其是描述坏皇帝的那些词语，全部可以用在他身上，比如说弑父、淫母、杀兄、幽弟、荒淫、残暴。在中文里能找到的所有贬义词放在隋炀帝身上都没错，他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形象。
所以，让我们这些后人对他抱以理解之同情就难了，因为他就是个恶棍，拉出去毙了就完了。但是历史上只有绝对的白痴，怎么会有绝对的恶棍呢？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那很好研究，阅读正史就好。因为正史的史官在选择史料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负责任的，也都是经过考证的。
可是隋炀帝不行，因为正史对他的很多记载都没法儿信。比如在张宏杰先生所著的《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里面，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杨广他妈独孤皇后死了，杨广表面上号啕大哭，痛不欲生，吃斋念佛；暗地里却谈笑如常，让仆人把鱼、肉装在竹筒里送到宫里来偷偷地吃，他怕散出味儿来，还拿蜡将竹筒封了口。
这个故事你信不信？不信吧，这一幕被司马光写在了《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可是史学界的泰山北斗；信吧，这件事又太不可思议了。
首先，独孤皇后跟杨广母子关系很好，这是见于史料的。其次他是一个皇子，从小吃着大鱼大肉长大，至于在亲妈死的那一天，冒着巨大的政治和伦理风险吃这么一口肉吗？这也太说不通了。
而且我阅读过隋炀帝的一些作品，比如说他的诗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不能说诗人都是好人，但诗人至少是情感丰富的人吧？隋炀帝随便一首诗拿出来搁在南宋，那都是响当当的婉约派。比如这一首《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这样一个情感丰富的诗人，亲妈死了还非得吃肉？这也说不通。但是《资治通鉴》就这么写了，你信还是不信呢？
用常识还杨广一个清白
为什么后代的历史学家老给隋炀帝泼粪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封建王朝都有个传统，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就要证明前朝的亡国之君有多坏。其他王朝在易代之际，往往是否定前面整个统治集团，而不是在一个人身上做文章。比如说汉代取代秦朝，就没有大肆渲染秦始皇有多坏，私人生活有多淫乱，只是说他残暴不仁。明太祖把元朝赶走，打着的也只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旗。
但是隋唐易代之际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伙的，北周、隋、唐本来就是一个集团，在历史学上叫关陇集团。
北周有个牛人叫独孤信，他有三个女儿，分别嫁进了三个皇室。大女儿嫁进了北周皇室当皇后，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李渊的父亲，七女儿最著名，就是隋文帝杨坚的老婆独孤皇后。
独孤信一个人的血脉流淌在三个皇室里面，你说这人牛不牛？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北周、隋、唐三家其实是一伙的。所以，李唐王朝是不能否定这个统治集团的，那就只能说隋炀帝这个人太坏了，然后把他描述成恶棍、恶鬼。这就是隋炀帝被反复抹黑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给他恢复真相，也就变得特别困难。
比如说，他到底好色不好色？这就很难考证。在正史的记载里，他简直就是色中饿鬼。《隋书》当中就有这么一个记载，20岁的杨广带领50万大军平灭陈朝后，见到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色心大动，遂将美人纳入了后宫。
《隋书》的作者是魏徵，他写的书，你信还是不信？可是仔细想想，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首先，当时的杨广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皇子，还不是太子，正处于夺嫡的过程中，平灭陈朝是他重要的政治形象工程，怎么会拿这种大事开玩笑呢？
其次，张丽华是谁？一个举国皆知的淫荡、贪婪、奸诈的妇人。平灭陈朝之所以合法，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这样的奸诈之人给干掉。所以，如果杨广把这样的女人当成一个简单、美丽的肉体来看待，就太没有政治常识了。
更何况，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张丽华的儿子那一年15岁，那她至少得有30岁开外了，20岁的杨广会对一个30几岁的御姐产生这么大兴趣？所以这件事我推断就是诬蔑，可它见于正史。
另外一条罪名就是杨广弑父，这在封建王朝时代，是最大最大的罪名。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这算是今天的正史——白纸黑字记载着：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死于杨广之手。可是这件事可能吗？
史料是这么记载的：仁寿四年，杨坚快不行了，就把太子召进宫来见最后一面。杨广进宫一看，老头子快不行了，旁边俩妃子长得不错，就一把按住实施强奸。完了之后妃子披头散发、满脸带血地扑到了老皇帝的身边。老皇帝就问怎么了，妃子说：“太子无礼。”杨广一看老皇帝知道了此事，就把老皇帝给杀了。
这个过程你信吗？要知道，杨广不是普通人，他13岁封晋王，20岁平灭江南，然后在扬州当了9年的扬州总管，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当上太子，靠的就是硬生生的实力，而不是后人所讲的那些阴谋。
隋朝原来的太子叫杨勇，这个人在很多方面都跟他老爹、老娘搞不到一起去。杨坚特别节俭，而杨勇则比较奢靡；杨坚特别爱猜忌，而杨勇偏偏跟江湖豪侠天天搞在一起，甚至带剑上朝。所以他老爹看见他就不爽。
他老娘独孤皇后最在乎男人的生活作风问题，但是杨勇一点儿也不待见自己的正室老婆，天天跑出去跟一个工匠的女儿野合，生了一堆孩子。独孤皇后自然也对他不满。
还有，杨勇20岁那年的冬至，朝臣都到隋文帝那儿朝贺。朝贺完了之后，隋文帝听见太子宫那边好像也有朝乐之声，就让太监去打听。太监回来报告说，百官打您这儿拜完之后，就上太子那儿烧冷灶去了，太子一高兴，说也要奏朝乐，所以这是百官在朝贺太子呢。
你说他爹这时候心里能没想法吗？当然会对杨勇心怀不满了。总而言之，当时远在扬州的杨广，真的是靠自己的名声上位的。他在南方礼贤下士，整理文化，结交当时的江南名士，做出了很多政绩，都是硬功夫。两个一对比，老皇帝自然是越看长子越不舒服，最后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决定重立太子。
换了太子之后，杨广一改此前几年的务实作风，从此利用当太子的三四年时间专心写书、编佛经，一心礼佛。而且当上太子的第一年，他就跟老爹说好，举行太子册封大典的时候不能穿太子服饰，因为这服饰跟他老人家的太像，要避免被人误认。而且，他还建议以后太子宫里的人，不要对他称臣，因为老爷子才是唯一的主上。杨坚说，好孩子，真懂事。
这么能装、能忍的杨广，难道连老爷子咽气之前的几个小时都忍不住，就要把人家妃子按倒，然后把老皇帝杀掉吗？这不符合常理。
这时候最符合他的利益的举动就是，认认真真地伺候老皇帝走完最后一程，顺顺利利地接班。挺过这几个小时，天下就是他的了。常人都会这样做。
而且当时的政治局势也非常凶险，他的几个弟弟都在地方上，已经有内线报告说有人造反了。此时他还有心扑上去，一下子脱掉几十年的伪装变成一个禽兽吗？所以，即使是终身致力于给杨广抹黑的那些唐朝文臣，在《隋书》里面也没敢这么写，但是后来的很多历史书居然就这么写了。
隋炀帝的帝国蓝图
刚才我们一条一条地驳斥了正史中记载的关于隋炀帝的不实之处，你可能会说：“无非是翻案文章，有什么意思？”
没错，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历史人物，不能构建一种情境，把这个人放回去，让他的行为得到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这活儿就算是白干。
要知道，不管我们怎么替杨广喊冤，他毕竟都是个亡国之君。一个花团锦簇的王朝，毕竟让他变成了废墟。你说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不是因为他个人道德品质败坏，什么好色荒淫，还能给出一个新的解释吗？
这就是《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这本书好看的地方，它的作者张宏杰先生为我们重新构架了一个隋炀帝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公元604年，也就是大隋仁寿四年。这一年，隋炀帝登基。在后世之人看来，这一年他似乎没什么事可干，天下统一，风调雨顺，民生殷富。杨广坐在皇帝的位子上垂拱而治，老老实实做一个守成之主就好了。
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可不是这样，因为隋文帝杨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从开皇二十年（600年）到仁寿四年（604年）这一段时间，陷入了每一个老皇帝都会陷入的困境，就是越来越爱猜忌，他开始屠杀功臣，并开始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对老百姓越来越严酷。所以杨广登基之后，满朝文武都放心了，觉得以后不用再整天喊打喊杀了，我们大隋江山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是不是要再上一层楼呢？这也是天下人的希望。
在杨广看来也是这样，老爹晚年干的那些事，自己虽然不吱声，但心里还是有想法的，所以他一上台就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把老皇帝临死时颁布的那些严刑苛法全部废除，大规模地修订了《大隋律》。
更重要也更有趣的一点是，杨广把谋反大罪的连坐制度给废除了，你造反就杀你，跟你的家人没关系。这是多么先进的法治思想，不过这一条到唐代的时候又恢复了。在中国这么多皇帝里面，做过这件事情的似乎只有杨广一个。
第二件事，即位当年，普免天下租税。因为他老爹实在是太抠门了，整天就跟个聚宝盆似的搜刮民间财富，据说隋文帝临死的时候，国库里的粮食足够天下人吃五六十年。杨广就认为，搞那么多粮食干什么？最后烂了喂猪猪都不吃，还不如分给老百姓呢！这一条杨广在执政期间干过多次，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降低天下的税赋，所以他绝不是一个不懂得宽仁之道的皇帝。
第三件事，礼贤下士，开科取士。据史书记载，杨坚是武将出身，素无学术，不太尊重知识分子。而杨广则不同，他本来就受过完整的儒家教育，科举制就是从杨广那时候正式开始的。他开启了一代文治，一改他老爹的治理方法。
当杨广做完这三件事之后，他在天下儒生心中，简直就是冉冉升起的一轮红彤彤的太阳，雪片一般的称颂贺表飞向朝廷。
但是在杨广看来，这不过是先上几道凉菜，让你们先吃着玩玩。你们真以为我在太子府隐忍那几年，天天都在抄佛经？我是在构划我伟大的未来帝王生涯，我将来要干的事情是你们这些儒生想都不敢想的。
果然，当年十一月，隋炀帝一道诏旨下来，说要征发十万民夫到洛阳北边修一条一千里长的堑壕，以备北方的突厥骑兵南下。为什么要现在修呢？十七天之后答案才揭晓，原来隋炀帝决定在洛水之滨修建帝国全新的都城——洛阳。过年之后，三月十七，百万民夫集中在洛水之滨修建洛阳城，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工程。几天之后，隋炀帝又一道诏旨下来，再征发百万民夫修建大运河的第一期工程通济渠。
为什么迁都洛阳、修大运河
我们熟悉的隋炀帝出现了，这完全是抽风的节奏嘛！为什么非得像个精神病似的同时开建那么多大工程呢？
《资治通鉴》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迷信。有一个江湖术士跟隋炀帝讲：“五行当中您属于木命，水生木，所以您不能在长安待着，得去洛阳。”隋炀帝听了之后说：“好，那就迁都洛阳。”
又有一个术士跟他说：“老臣往东方一望，睢阳那个地方有王气，有人想要取您而代之啊。”隋炀帝就问：“那怎么办呢？”术士说：“修大运河，破他的王气。”“好，那就修大运河。”
当然，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解释，说隋炀帝就是爱玩，想去扬州又不愿意坐车，就修条大运河坐船去。这也太滑稽了，隋炀帝是什么人，他怎么会基于这些可笑的理由征发天下的民夫呢？
杨广到底为什么要兴建这两大工程呢？如果处在隋朝当时的历史情境里，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隋朝在统一之前，中国已经分裂了400年，只有在西晋的时候短暂统一过，所以分裂的势力仍然非常大。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可在精神文化上统一了吗？所以，要想锻造一个大一统的千秋帝国，还要下几招妙棋。
杨广下的第一招妙棋，就是把都城移出关中，在洛阳新建一个东都，和原来的长安形成扁担之势，这才挑得动整个帝国。原来只把长安当都城，那么对江南、山东发生的事情就鞭长莫及。比如在杨广登基那一年，他弟弟造反，消息两个月后才传到长安，虽然这次起事被镇压了，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帝国的中央没有一个中枢机构，很多事情都是照顾不到的。
另外，杨广是带兵并灭掉陈朝的主将，他还当了将近十年的扬州总管，他知道这个国家的南北方人民在精神文化上没有统一，互相瞧不起，毕竟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南方和北方都属于两个国家。所以必须修建一条大运河，完成南北双方货物乃至军事物资沟通的一个大通道。
不管是站在当时来看，还是站在千秋万代之后的今天来看，当年的这两项大工程，都是重组帝国地缘格局的重要棋子，也是两招妙棋。
要知道杨广可是“富二代”，他老爹搜刮天下，攒了五六十年的粮食，作为“富二代”的他怎么想？接着搜刮、囤积粮食？那是没出息的“富二代”。有钱就得花，而且得花在刀刃上。杨广做的事情，和其他英明神武的帝王没有什么两样。比如说汉朝，文景之治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汉武帝上台就开始花——攻打匈奴，虽然打到后来也是民穷财尽，但毕竟使帝国拓地千里，而且除却了匈奴这个肘腋之患。
后来的清朝也是这样，康熙、雍正负责积攒钱粮，到乾隆上台的时候有钱了，于是就有了十全武功。虽然在乾隆末期，国家也是民穷财尽，但是毕竟由他造就了一个帝国的盛世。
所以，你凭什么认为杨广不该这么干呢？既然老爹攒了银子，我就该花呀！当然你可能会说，你花钱归花钱，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得太狠了，老百姓会造反的，你怎么不吸取历史教训呢？
杨广此前的所有历史经验都告诉他，泥腿子造反没戏，虽然秦末农民战争也是陈胜、吴广两个泥腿子起的哄，但是最后真正把秦朝天下掀翻的是西楚霸王，还是贵族。
所以杨广认为，过度使用民力，虽然老百姓苦了一点，但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业，还是值得的，也不至于惹出什么巨大的麻烦，只要贵族阶层还掌握在我的手里，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三征辽东，从千古一帝到遍地盗贼
杨广的年号叫大业，千秋大业的大业，这两个字也是杨广亲手圈定的。在《二十四史》的帝王年号当中，这是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到了大业五年（609年）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眼大隋帝国，这时候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已经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上了，而且文治武功一时鼎盛。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已经达到37万卷，隋炀帝杨广亲自主持编撰的图书已经达到17000卷，而且科举制已经步入正轨，天下士人归心。
除此之外，隋炀帝杨广还亲自带队进击西方强国吐谷浑，凿通了西域和丝绸之路，把青海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设置郡县，所以说隋炀帝的武功也很显赫。
天下的经济也好得不得了，而且杨广真的很走运，他在位的这五年风调雨顺，财富滚滚而来，天下的民户达到了890万户，人口达到了4000多万人。
这两个数字你可能听起来没什么感觉，但和其他朝代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后来号称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时期，民户也不过300万户，只有大业五年时的1/3左右。所以如果要论国力的鼎盛，大业五年才真的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
这个时候的杨广其实距离千古一帝已经不远了，如果大业五年他得个SARS或者禽流感死了，那他就是千古一帝。后来唐宗宋祖什么的只能排在他后面了。
但是在杨广的眼中，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等这件事情做完了，他才能心满意足。但正是这件事情，把他从千古一帝的神坛拉到了地狱。
大业五年（609年）年末，隋炀帝杨广在朝堂上宣布了一个决定：兵发辽东，攻占高句丽。在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就是发神经，脑子进水了。高句丽地处一隅，蕞尔小国，距离中华本部山高水远，你搭理它、招惹它干什么？此举完全是出自一个自大帝王的虚荣心。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里，可不是这样，当时的高句丽可不是现在这样人畜无害的样子。虽然是个小国，但却横得不得了，经常欺负周边的小部族、小国家，还和北方的突厥眉来眼去，这对中原王朝来说就构成了心腹大患。所以攻灭高句丽这件事情，绝不是隋炀帝脑子突然搭错线。早在他爹杨坚在位的时候，朝野上下就已达成共识，要用兵辽东。
尽管杨广后来失败了，可是几十年后，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是也接着出兵辽东吗？虽然他也失败了，但这至少说明，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原王朝的帝王都认为，攻灭辽东的高句丽是基本的战略决策。
错的是什么呢？是时间。当时朝堂上的文武大臣都不同意，都上书劝谏。因为杨广把老爹杨坚留下的家底都快折腾完了，民穷财尽，老百姓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杨广有强烈的智力优越感，他不听这些文臣的。朕想干的事情在你们看来都不可能，当年灭南朝陈国，后来当太子，打吐谷浑，最后哪件没干成？所以你们别说了，执行就可以了。
于是，从大业五年（609年）一直到大业七年（611年），准备了两年多时间就开始打高句丽。这一打可不得了，据后来的历史学家换算，这一时期征发民夫的总量达到了大业五年之前所有工程征发民夫的总和还不止，这是一个举国的大工程。大到什么程度？隋朝攻打高句丽的第一次战役，就动员了100多万士兵，号称是200万。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这跟隋炀帝的一个小心思有关。
虽然杨广号称“知兵”，从20岁就开始打仗，可是他没打过什么硬仗。比如说他攻伐南陈的时候，南陈已经腐朽不堪了，大兵一到便望风而降。后来打吐谷浑的时候也是一样，中原大兵一到，吐谷浑王一看，我的娘啊，人太多了，跑吧。所以，其实杨广没打过什么硬仗。
杨广心里也很清楚，虽然他号称戎马倥偬一生，但手下没有什么真正的名将，怎么办呢？先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吧，就好像相扑运动员出场，先把屁股亮出来，要不一屁股坐死你，要不你投降，他玩的就是这个把戏。上百万大兵压境，那对方不就降了？降了之后就可以凯旋了，这是他千古帝业的最后一步。
所以隋炀帝就跟朝臣讲，咱们再咬咬牙，再加一把劲，等把高句丽灭了，咱们在洛阳举行一次凯旋仪式，从此就让老百姓休息，再不折腾了，好不好？
于是，将近200万人上路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后勤、粮草、辎重，这背后得需要多少民夫。原来大运河是从江南一直修到河南，隋朝大运河又从河南修到北边的涿郡，为什么？就是为了支持这一次北上攻灭高句丽，为了运粮。当时国内的男人已经不够用了，把妇女都征发上了，给我使镐头，给我刨运河，给我运军粮，举全国之力猛扑向高句丽。
虽然说这件事很耗国力，但汉武帝时期打匈奴不耗国力吗？最后也是民穷财尽。但是隋炀帝倒霉就倒霉在，他遇到的对手不一样。别看高句丽是一个小国家，但它就是不服不忿，死守辽东城。上百万大军围着个辽东城，就是打不下来。
于是隋炀帝派大军围城，然后选了30万人绕过辽东城，准备直接端掉平壤，然后水陆并进。战略好像也没问题。但是高句丽人真是凶悍，咱们在这里就不细说了，总而言之，高句丽人诱敌深入，然后在平壤周边的一次战役当中，大败隋兵。隋兵30万人的大军，你知道最后回来多少人？据史书记载，2700人。
隋朝大军一直溃退到涿郡，才止住脚步。这时候的隋炀帝可不再是那个自信满满的隋炀帝了，他这辈子没打过败仗，没吃过亏，所以郁闷得一头钻进皇帝的御帐，半个月没出门。确实没法儿跟大家交代，牛皮都吹出去了，洛阳那边已经在准备凯旋仪式了；他为了吹这次大牛，还把很多番邦、外国的国王、使臣都带上了，让他们观摩他是怎么打仗的。使臣一看，中华上国原来就是这么打仗的，都在那儿偷着乐。
半个月之后，杨广出了帐篷，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谁也不准说话，马上准备第二次伐辽东。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时间，就是杨广钻出御帐，宣布第二次伐辽东的历史性时刻。
很多历史学家都说，隋朝伐朝鲜，就是它从顶点到衰落的转折点。我倒不这么看，我认为隋炀帝杨广钻出御帐，宣布第二次伐辽东的时候，才是转折点。大家都有过第一次，失败也不算什么。他爹杨坚伐辽东也失败了，失败就不打了，及时收手。唐太宗也打过朝鲜，一看打不过就不打了。唐太宗那时候就说，魏徵要是活着，我绝对不干这一仗。他们都知道收手。可杨广不知道，他恼羞成怒，觉得尊严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于是立马准备第二次东征。
这一次东征，动员的民力就更可怕了，因为杨广认为，“吃一堑长一智”，战略上得更加重视，所以准备的民夫，包括各种辎重、粮草，是第一次东征的一倍。
大家算算账，在征辽东之前，大业五年，国力其实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经过第一次征辽东，死伤了几十万人，损失了大量的粮草、辎重，国力进一步被消耗殆尽。等他第二次又动员了一次一倍以上的资源再扑向高句丽的时候，国家已经快到了骆驼背上最后那一根稻草压上的时候。这时候民间已经乱了，很多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不是没粮食吃，而是兵役太重，已经到了全国皆服役的程度了。当时就有一首著名的歌，叫《无向辽东浪死歌》。老百姓说，去你妈的，反正要死的，何必跟着皇帝到辽东那个异乡去死呢？跟你拼了算了，于是盗贼四起。
我们前面讲过，杨广并不在乎这些人，我职业军队还怕你们这些泥腿子吗？你是为了一口粮，而我是为了整个王朝的统治，跟你们争斗太不对称了。而且此前也没有经验告诉大家，泥腿子自发的这种反抗能够动摇我王朝的根基。所以杨广并没有太在乎全国到处是盗贼，也就是农民起义军的这种状态，开始第二次攻伐高句丽。
刚把辽东城围住正打呢，出事了。洛阳的杨玄感叛变了。杨玄感是谁？开国元老杨素的儿子，那可是贵族。杨玄感叛变，让隋炀帝感觉到大事不妙。不仅因为杨玄感本人是贵族，还因为他是在洛阳发难。要知道，隋炀帝身边很多大臣的娇妻、美妾、子弟都在洛阳。所以隋炀帝一听见这个消息，立即下令回军，于是第二次征高句丽失败了。
他退到涿郡的时候，听说杨玄感的反叛大军已经被攻灭了，后悔不已，早知道就不回军了，再坚持几个月不就能够完成自己千古一帝的夙愿了吗？在这么一个尴尬的状态下，隋炀帝干脆宣布第三次征辽东。
后面的故事我就不讲了，讲了也让人生气。总而言之，他第三次征辽东好像是成功了，实际上也是勉为其难。当他在为自己的粮草能不能接续得上感到忧心的时候，一看高句丽认怂了，于是就顺水推舟，班师回朝。
在回朝的路上，一股农民起义军，也就是盗贼，居然冲进他的御营抢走了四十几匹御马！可见大隋王朝此时已经遍地是盗贼了。这个时候隋炀帝才意识到，已经不是什么能不能当得上千古一帝的问题了，不是在历代帝王排行榜上排第几的问题了，而是大隋王朝在他的手里还能不能保得住的问题了。
自尊心受挫如婴儿
此后的几年，隋炀帝基本上是全国的“灭火队”队长，到处扑火。大业十二年（616年）的春节，他过得特别凄惨，因为各地的道路已经被起义军阻断，向皇帝朝贺新年的使节都没法儿进京了，各国使臣云集东都洛阳称贺天朝皇帝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了。
史书上记载，这个时候杨广夜里经常会做噩梦，惊叫而醒。怎么办呢？得找一堆妇人，拍打前胸、摩挲后背，说“不哭不哭”才能入睡，他已经变成了挫败得没法再挫败的一个婴儿。
所以，后来他的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他从此就变成了一只鸵鸟，就是我什么都不管了，反正我失败了。他本来是要画一只鹰，但是现在却画得像一只鸡。要是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鸡就鸡吧，再添几笔卖掉，挣几个铜板也可以。但他是大艺术家，是在大沙盘上作画的人，画鹰画不出来，那老子就不要了，这就是后来杨广的心态。我就是鸵鸟，我把头扎进沙子里，我把屁股高高撅起，谁爱打谁打。我这个皇帝不打算好好干了。
这个时候，他只想去扬州，他当过近9年扬州总管的地方。那个地方他最熟悉，而且可以远离让他非常操心的北方。所以，扬州那个荒淫无度的杨广，实际上已经不是刚开始的那个杨广了，而是一个自尊心受挫、已经打算不要命的婴儿。
他在扬州行宫里留下了很多故事。有一天，也许是常常，他拿着镜子，摸着自己的头颈感叹道：“真漂亮啊，如此好头颈，将来会被谁砍掉呢？”
北方的御林军陪着他到了扬州，一看皇帝破罐子破摔的样子，保着他也没有什么出路，他们都是北方人，可皇帝赖在扬州死活不肯回去，怎么办呢？造反吧，把皇帝杀了算了。这就是他最后的结局。
话说那一天，御林军冲到他的御帐当中，一把把他抓起来说：“走，到朝堂上去，走完你人生的最后一站。”杨广说：“就让我骑这么一匹破马，用这么一个破鞍子吗？这像是我走完人生最后一站骑的马吗？换好鞍子来！”
御林军也没办法，到处找，最后找了一个不错的马鞍子给他搁上去了。到了朝堂之上，御林军掏刀要干他，他说：“慢着慢着，知道不知道典故啊？诸侯之血入地，天下尚要大旱三年；我天子要死，那还了得？会发生什么灾祸，你们当得起吗？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么能血流当场呢？”
御林军上哪儿给他找毒酒去？最后找到三尺白绫奉上。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就被大业压垮在了这三尺白绫之上。
好了，故事讲完了。难道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杨广的故事吗？非也。我想说的其实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的一个词，叫“大国崛起”。
寻找与力量相匹配的目标
当代的中国，正在和1000多年前的大隋王朝一样，面对一个广阔的上升空间，这是一个盛唐就要喷薄而出的时刻。那我们从1000多年前的大隋王朝跌倒的这一跤身上，能学到什么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中国崛起》，它的作者是我国著名的外交专家张剑荆先生，《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总编辑，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如何面对成长中的烦恼”。在这本书当中，张剑荆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痴迷于力量的民族。原来我们力量大的时候，就陶陶然、欣欣然看不起周围的小兄弟，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后来挨打了，我们就突然觉得，还是自己的力量不如人家。所以国际博弈靠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那一套丛林法则，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强国之路。说白了，从1840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国家主题就是强大，就是富国强兵。说白了，就是追逐力量。
可是当力量快要到手的时候，我们其实缺乏一种提醒的声音，在这本书里，就有这样的声音。张剑荆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制度会生产出两样东西：第一，是力量；第二，是对力量的控制。这两者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缺一不可。如果你只有力量，而让这种力量失去了控制，那么就请看看1000多年前的隋炀帝，就请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日本。
国家在追逐力量的过程中，如果对力量没有控制，那么你的力量不管怎么大，最终还是不够大。如果你对力量有控制，虽然你的力量不够大，但是你可以寻找到一个和你的力量规模相匹配的目标，避免失败。
所以，不管是杨广，还是德国、日本，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优良的制度可以生产出力量和对力量的控制，这是当代中国在走向大国崛起的路上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02 一盘烂局，步步成活：奥古斯都屋大维
日本有位女作家叫盐野七生，她25岁的时候第一次到罗马，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从此定居下来。盐野七生55岁的时候开始写作，1000多年的古罗马史，她一年写一本，一共写了15年，出了15本书。这套书的名字叫《罗马人的故事》。
我个人原来对古罗马史也有一点儿兴趣，只不过看得鸡零狗碎，很难概括出一个总体印象。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隔”，就是很多事都知道，但是很难把它用一个逻辑串起来。直到看完这套书，我才觉得我生命底层有一些东西，和那个古老的帝国之间有了一些通联。
我们在读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时候，知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从此留下了一个苟延残喘的东罗马帝国在那儿慢慢地烂下去，罗马时代就此结束。这就是我们对它的印象。
但是如果你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公元476年，这一年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要说西罗马皇帝名存实亡，其实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西罗马帝国后期，皇帝不过是“蛮族”雇佣军手里的傀儡而已；要说法统的存续，西罗马帝国真正终结其实是在1918年到1919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那个时候欧洲三顶王冠同时落地，而这三顶王冠所属的三个皇帝，都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他们的皇家徽号当中，都有一个“凯撒”。德意志皇帝、奥匈帝国皇帝就不用说了，俄语中的“沙皇”两字，其实就是“凯撒”的意思。所以，应该说一直到近代，罗马都还活着，它是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存在。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罗马的崛起是在希腊的地中海霸权衰落之后，可是罗马在当时什么都不是。
论文化，它不如希腊，希腊即使在亡国之后，也仍然保持着文化之邦的状态。罗马帝国即使在最鼎盛的时候，养老院的贵族一旦遇到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也还是会想方设法把他送到希腊去留学。
论做生意，罗马人搞不过迦太基人，就是它南边的那个北非国家。
论打仗，罗马人又打不过北方的“蛮族”。不说后来的日耳曼人，即使是早期的高卢人，罗马人也打不过。
那么罗马人凭什么玩大国崛起呢？因为它的制度设计能力。罗马军团真的是依靠制度的力量完成了它在军事上的崛起，而更重要的还有，由《十二铜表法》开始的法律体系的建设。后来文艺复兴的第一条就是罗马法的复兴。
罗马人建立制度的能力虽然不是绝后，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空前，这一点尤其值得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中国人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讲历史有一个方法，就是抓住这段历史当中最有名的那个人。古罗马历史中大家最熟悉谁？当然是凯撒大帝。
论军功，凯撒从高卢一直打到不列颠，横扫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他留下这么一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虽然惜字如金，但掷地有声。
论文化，凯撒写的《高卢战记》《内战记》，直到今天仍然是拉丁文化界的范文。
论泡妞，凯撒也是一把好手，他的众多女友就包括中国人很熟悉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
其实，凯撒最伟大的一点是，他给罗马带来了一丝和平和安定的曙光，他用军功、声望和强力的政治运作，终于让养老院俯首称臣——公元前44年，养老院集体宣布，向凯撒宣誓效忠。
凯撒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优点，就是宽容。他认为，犯过错不要紧，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可以携手走进新时代。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决定到养老院宣布一件事，他要带兵去东方攻打帕提亚帝国，继续为共和国开疆拓土。与此同时，他还要宣布一下摄政监国的人选。
但是凯撒太掉以轻心了，他居然相信了养老院的宣誓效忠，甚至解散了自己的卫队。他去开会的那一天，随身只带了几个人，其中就有他的大将，后来的“后三头”之一的安东尼。可是安东尼半道上让人以商量事情的名义给骗走了，所以凯撒几乎是孤身一人来到了养老院的会堂。
他刚刚坐定，就被14个年轻人团团围住。这14个人掏出佩剑，把凯撒捅得跟血葫芦似的。当然，凯撒临死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帝王的威仪，他用长袍裹住了自己血肉模糊的身体，含恨而逝。
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到这一刻，突然面临着一次断崖，因为这意味着100多年的流血、牺牲和内战换来的安定的希望，突然之间又要破灭了。
古罗马的制度性困境
为什么凯撒会被刺死？凯撒身上背负的那个历史的共业——已经持续了100多年的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想要知道答案，我们就得把时间倒推到公元前146年，差不多是凯撒死之前的100年。
公元前146年这一年很有意思，当时东西方两个大帝国——中国和罗马——都是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在中国，汉景帝刚刚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武大帝刘彻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开疆拓土，但是基本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从春秋战国到秦国的郡县制到西汉初年的分封制，然后再到七国之乱结束，终于回到了帝制的正轨。这个时候制度建设是摸清楚了，所以汉武大帝上台之后，才开始开疆拓土。
可是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好相反，它是先开疆拓土，后建设制度。所以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就陷入了一种制度性的困境中。
很多人会说，罗马不是有什么养老院制、执政官制、保民官制吗？多好的制度啊。没错，尤其是在和迦太基人打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对手就是著名的“战略之父”汉尼拔。当时迦太基人绕过阿尔卑斯山，兵临罗马城下。罗马人就是靠着养老院制度、执政官制度、保民官制度，全国上下一心，打赢了这场战争。这足以证明那是一套非常好的制度。
可是，一个国家在扩张的过程中，如果原来的制度一旦在规模上扩容，就会出现不适应的问题。这一点在东方的中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西方的罗马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其实这也不单是罗马的问题，全世界的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即一个小国家突然扩张之后，原来的制度就不好使了。
比如说中国，秦国变成秦朝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著名的暴政？很多人说秦毁于暴政，可是为什么在统一六国之前没有暴政呢？有的历史学家是这么分析的，说这是因为制度扩容的问题。秦国原来是一个边陲小国，所以它有一个戍边制度。每个农夫每年要为国家当三个月兵，到边关去打仗，打完仗之后再回家耕作。当时对到达边关的时间有具体的规定，如果不到，就要杀头。
这个制度是可行的。可是，当秦国变成一个大帝国的时候，再用这套制度就会有问题。比如说陈胜、吴广，他俩是河南人，秦朝派他们到渔阳戍边，就是到今天的北京密云这一带。那时候交通条件不好，他们选的路也很有意思，先往东走，到大泽乡这一代，然后再往北走。结果走到半道，到大泽乡这片沼泽地的时候遇到大雨，路断了，“失期当斩”，陈胜、吴广想反正是死，还不如干一场！这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它的制度设计原来是好的，只不过扩展到更大的地域范围以后，就出现问题了。
罗马帝国也一样，原来它只是台伯河边的一座城，当它把地中海都变成自己的内湖的时候，它的疆域扩展，人口增多，带来的问题就太多了。举两个例子，罗马攻打下那么多地方，新征服的人口要怎么办呢？而且打仗总不能靠自己打吧，于是就开始发展仆从国、同盟国的军队。打来打去，最后仆从国、同盟国的军队人数比罗马的军队人数还要多。据史料记载，罗马军队当时有4万人，而同盟国的军队已经达到8.35万人，是罗马的一倍多。可是分战利品的时候，罗马又不肯多分给他们，这就有问题了。
再者，新征服国家有很多战俘，罗马人直接把他们变成了奴隶。这就导致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境内，意大利本土的1/3居民都是奴隶。罗马共和国鼎盛时期公民不过100万人，怎么看得住上亿人？
所以这就必然要发生战争，比如说同盟战争，就要解决同盟国的问题，再比如像斯巴达克奴隶起义，迅速从几千人发展到了2万多人，而罗马兵团只有4万人，面对这种反抗，怎么解决？就算他们不反抗，你不害怕吗？
仅此也就罢了，更重要的是，除了罗马人和外邦人，新征服地区的人之间还衍生出了一个矛盾，就是贫富分化问题。
在《罗马人的故事》里面，最开始讲古罗马就是开疆拓土那一段，整个就是一个水泊梁山，因为他们就是靠抢来过日子。他们不会种田，罗马本地的农田又不是很好，它真正的粮仓是西西里，西西里还被迦太基人占着，所以它只能通过打仗去抢，以战为耕。
罗马人怎么打仗？要靠分级。如果你是上等人，有枪，又养得起马，你就可以当骑兵、当军官；如果你没钱，弄根棍子或者拿把刀剑跟在队伍后头，就是轻装步兵、重装步兵。罗马军团里分很多级，“Class”这个单词，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阶级”这个词，就是从罗马军团的分级制开始的。打仗抢来的战利品，按出力多少分，有枪有马的就分得多，抄着棍子的平民百姓就分得少，这看起来很合理。
可是，如果这种制度长期运营下去，你就会发现它比市场经济还要残酷。市场经济长期按规则运营，就会产生贫富分化。而以打仗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罗马人，贫富分化就更严重了。刚开始也就罢了，随着帝国的扩张，老百姓除了打仗，已经没有办法兼顾家里的田园耕作了。
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44年这100年间，将近20%的罗马人都当过兵，而且服役的期限基本上都在7年左右。原来是出去抢一把，然后就回家种田过日子。现在这种日子再也过不上了，要抢就要去遥远的西班牙、高卢，甚至亚洲、非洲乱打一通。等七八年后回家一看，“田园将芜胡不归”，家里人都快饿死了，早把家里那几亩薄田甩卖掉了，自己一下子变成了贫农。
到罗马共和国末期，这种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据说这帮复员军人沦为赤贫以后，只好到罗马去当盲流。罗马城最高峰的时候，有32万这样的盲流，占到罗马公民总数的1/3。可见这个社会的贫富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凯撒当政的时候，罗马就面对这两个矛盾：第一，疆域扩张带来的罗马和其他人的矛盾；第二，疆域扩张带来的贫富分化。这两个矛盾不解决，罗马将永无宁日。
凯撒被刺：贫富分化的博弈
到了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跨海南征，彻底灭掉了迦太基城，史称“第三次布匿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就是罗马把迦太基城彻底给推平了，而且罗马人很缺德，在人家的土地上撒满了盐，意思是让此地从此寸草不生。到这一年为止，地中海彻底成为罗马的内湖，罗马的国势达到了巅峰。
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什么叫政治？古往今来政治的核心问题就一个，就是按规矩来的时候，只要博弈下去，一定有一部分人胜出，这叫富人。可是富人胜出之后，他们永远占少数，穷人永远占多数，于是穷人就要跟富人谈判。穷人会说，把钱交出来，要不然弄死你，因为我们人多。所以好的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既不让双方撕破脸，又能让大家按规矩来博弈。与此同时，还能够让富人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给穷人，让穷人不至于走投无路，这就叫好的政治。”
罗马这个时候就亟需这样一次变革。历朝历代的贤达们都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最早两个不懂事的，叫格拉古兄弟。这俩人出身望族，一看这个形势，说这还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得让富人赶紧把钱和地掏出来。所以兄弟俩弄了两个法律：一个叫《粮食法》，一个叫《土地法》，逼富人张嘴吐出钱和土地。可是富人凭什么这么做呢？
博弈到最后的结果是，养老院派人把这俩人给杀了，还把尸体抛入台伯河，染得河水一片赤红。这就是第一次改革的结果。
在很多社会内部，当穷人和富人到了不得不兵戈相见的时候，一定会召唤出一个魔鬼——军阀。因为那些军事力量的掌控者，最愿意利用的就是这种情绪。穷人没饭吃了，我可怜你们，来，跟我走。电影《让子弹飞》里面就有这个情景，“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打到哪儿就去哪儿，“闯王来了不纳粮”，所以穷人自然就跟着他们走。穷人一旦跟他们走了，他们就成了独立于规则之外的一个暴力机器。
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后，罗马在上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几轮军阀混战。马略、苏拉，“前三头”时代的克拉苏、庞培，包括我们说到的凯撒，其实都是军阀。其中最著名的是马略，据说他发明了一根棍子，叫马略之棍。马略跟养老院说，我不要你们提供补给了，我们每个人自己扛着辎重往前走，我们打仗行军速度快；还能边打仗、边耕作、边修路，我们自给自足。养老院一看挺好，就同意了。
当一股军事力量拥有自己的后勤补给，不再依赖中央财政的后勤支持的时候，就变成了军阀。所以马略后来看罗马不顺眼，就杀回罗马，把养老院杀了个鲜血横流。
罗马人打来打去，先是马略，然后是苏拉、庞培、克拉苏，最后打出一个凯撒，国家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安定。
但这个故事不可能完，因为凯撒用的仍然是穷人，凯撒一生都住在贫民区，他认为所有的政策都要为穷人服务，这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所以他跟养老院不废话，格拉古兄弟搞的《粮食法》和《土地法》不是没有通过吗？现在不用你们这些保民官、执政官讨论了，我直接就颁布政令。
凯撒开始彻底使用强权来稳固局面，解决贫富分化了。养老院也拿他没办法，凯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他说，我不吃鱼，大家都别吃鱼了！一纸政令就下去了。当时罗马著名的大知识分子西塞罗就在日记里偷偷地骂他，但也不敢公开骂，只能隐晦地说：最近老拉肚子，是不是因为不能吃鱼的原因呢？
凯撒就是这样，而且他做事不太讲规矩。西塞罗经常收到一些外地的小国王给他写来的感谢信，说感谢你在养老院支持我当国王。西塞罗说，我没说过这话啊，谁支持你当国王了？然后再一打听，原来是凯撒干的。凯撒经常在颁布政令之前，发现缺养老院一个签字，又不能签自己，那就签西塞罗吧，于是这个政令就发出去了。
养老院对凯撒，真是豆腐落在灰堆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养老院还经常试探性地卖个好，说给你上个什么光荣称号，或者给你一个什么好处吧，凯撒就点点头，连站都不带站起来的。
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才出现了我们前面讲的那一幕——凯撒被刺。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双方的矛盾和现在的解决方法，实在是不可持续的。多年之后，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孟德斯鸠写了一本《罗马盛衰原因论》，其中有一句话：“即使凯撒不被刺死，他的政策也不可能持续。”
因为凯撒一直是用强权在压制养老院，而养老院里面都是罗马城几百年来的望族。凯撒暂时可以把他们压制住，可百年之后，这套政策还能持续吗？届时反弹是一定会有的。即使现在有凯撒，可凯撒身后这个国家又会陷于混乱。
凯撒一死，局面彻底崩溃
刺杀凯撒的14个人背后，影影绰绰有些养老院大佬的身影。他们谋划刺杀凯撒需要多长时间？对于一支反叛队伍而言，还又是精英阶层，肯定早就制订好了一整套计划。
最后，他们推出来的这个组织者是谁？他叫小布鲁图。小布鲁图刺杀凯撒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凯撒列为了第二顺位继承人。
凯撒临死的时候还转身看了他一眼，问道：“还有你，布鲁图？”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小布鲁图想的是，我们贵族怎么能任由你这样的军阀来胡作非为呢？虽然咱俩关系不错，但我还是要宰了你。
这帮人把凯撒弄死后，小布鲁图就跑到广场上，掏出一份稿子来演讲，意思是政变成功了，暴君死了，暴政结束了，自由来临了，大家拥护我上台吧。可演讲完之后才发现，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没人支持他。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当时大家对民意已经有了误判，而且误判之深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凯撒有误判，他根本没想到，已经宣誓效忠的养老院居然会心怀叵测，一定要弄死他后才甘心；而养老院这帮人也根本没想到，他们把凯撒这样的暴君弄死之后，居然没有人支持他们。可见双方对政治形势的判断都有错误。也就是说，当时的罗马已经没有人能够作为黏合剂，把对立的双方粘到一块儿了。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凯撒，但他也只是暂时弥缝着这个局面，凯撒一死，这个局面就彻底崩溃了。
接下来，养老院这帮人就开始商量：我们把凯撒的尸体抛入台伯河，跟格拉古兄弟一样吧！但他们还没商量出结果，凯撒的小伙伴们就已经把尸体给弄走了，安东尼在凯撒的宅邸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和葬礼，并宣读了遗嘱。遗嘱当中有一句话：我死之后，把我所有的财产分给罗马人，每人300个赛斯特斯。赛斯特斯是当时罗马的货币单位，相当于每人300个铜板。
老百姓对此当然感激涕零，于是就不干了，说凯撒一直对我们很好，本来就是我们平民的保护神，临死了还不忘给我们分钱，现在你们居然把他给弄死了！然后他们在凯撒的葬礼上点燃火把，直接冲进了养老院，开始砍杀那些行刺凯撒的刺客，罗马再次陷入混乱。
凯撒指定的继承人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
在凯撒的遗嘱当中，除给百姓分钱这一条之外，还有一条让大家都目瞪口呆：凯撒指定了一个继承人，这个人叫屋大维。让屋大维继任凯撒的职位？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屋大维当时还是个小毛孩子。我的同事李源先生总结了屋大维平生的六大恨：
第一大恨，年龄小。凯撒指定他为继承人的时候，他才19岁，谁会支持他？
第二大恨，没有任何执政经验。
第三大恨，长得矮，只有1.75米，看起来就不像一个强权人物。他不像凯撒、庞培、苏拉这些人，都是1.8米的大高个儿。
第四大恨，身体不好，一辈子都有肠胃病。他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在他执政的时候，养老院动不动就要到神那儿给他祈福，前后共祈福了55次。每次都是眼看着快不行了，但过几天摇摇晃晃又活过来了。
第五大恨，出身不好。在古罗马拉丁语当中，屋大维是“第八”的意思。那屋大维跟凯撒是什么关系呢？他俩在血缘上其实并不是很亲，屋大维的母亲是凯撒的侄女，所以屋大维算是凯撒的外甥孙。
第六大恨，没有军功，一生似乎只打过一次胜仗。
总而言之，屋大维这个黄口小儿，既没有任何民意的支持，又得不到军方巨头的首肯，就摇摇晃晃地拿着这份遗嘱，登上了凯撒留下的位子。在他的面前，前两个问题仍然摆在那儿，一个是罗马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一个是贫富分化。而且他的面前还多了一样东西，就是凯撒的尸体。一个小孩子面对这个局面该怎么办呢？
一个19岁的黄口乳子，就这样坐到了罗马共和国最高执政官的位置上。但他的权力基础是那样地薄弱，他简直就是个泥足巨人，这是他的起点。可是他的终点又是多么辉煌啊，屋大维不是别人，就是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是罗马元首制的创始人，是事实上的第一任罗马皇帝。
一次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屋大维是怎么完成这个转化，推动这一次巨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让我们回到起点，看看屋大维到底做了些什么。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掉极左和极右势力，否则这个国家将永远不得安生。在这里我要提到一本书，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秦晖写的《共同的底线》。这本书里讲了一个概念：中国其实缺好的左派和好的右派。什么叫好的左派和好的右派？就是双方能够按照共同认定的游戏规则在一起博弈，别动不动就掀桌子，动不动就打翻狗食盆，让大家都吃不成。只有大家坐在一起，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商量好，是要更多的福利还是更多的自由，最后达成一个妥协，也叫共同的底线，这样才会诞生国家的长治久安。
屋大维当年也是这么想的，养老院和军阀双方杀来杀去，到哪年才算个头？这样吧，我来操刀，剁手行动就此开始。
他先是以为凯撒报仇为名，冲到养老院，将所有向凯撒动刀的人挨个儿诛杀。养老院其他人就没有嫌疑吗？当然有，屋大维就阴森森地围着养老院转，看谁不顺眼就剁谁。据史料记载，屋大维看见一个法官腰里别了个东西，觉得很可能是把剑，就把他宰了。后来证明这个法官其实什么都没有，当时屋大维在养老院是制造了一点点对极右势力的恐怖主义的。
反过头来，他又往极左这边看。就是军阀这一帮，他们总是替平民说话，跟养老院那帮贵族不是一伙的。领头人是谁？安东尼，就是凯撒留下来辅佐屋大维的大将。可安东尼心里不服，自己岁数又大，辈分又高，却要来辅佐你一个黄口乳子，扯什么呢！你又不会打仗，又没有军功。
屋大维确实不会打仗，前面我们说过，他一生就打过一次胜仗，而且据说有一次在打仗的时候，竟然因为睡着而忘记发命令了。后来安东尼一见到屋大维就拿这件事来嘲笑他。
屋大维心里暗暗憋了一股气，通过十几年的博弈，才终于把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联军灭于亚克兴海战之中，从此左派也老实了。
但这还不算完，因为军阀不是单指哪一个人，它是一派势力，只要土壤还在，它随时会滋生出来，下一个滋生出来的会是谁呢？屋大维盯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阿格里帕，也是凯撒留下来辅佐屋大维的，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名将。从史料上看，屋大维对这个人好得不得了，俨然是一辈子的好基友。可是从史料的蛛丝马迹当中也能看得出来，屋大维一直在防着他。
比如说罗马军队将领经常会欢呼“战友们”云云，但是屋大维就不许阿格里帕这么喊，他只能喊“战士们”。再比如说，屋大维和阿格里帕是同年，可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罗马塑像里面，阿格里帕被雕刻成一个50岁开外的老人，而屋大维则被雕刻成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可见他想给罗马公民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跟我干吧，我年轻。其实他的身体远远不如阿格里帕健康。
他还生生逼阿格里帕离了婚，然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其实阿格里帕的前妻也是来自屋大维家族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屋大维的意思是我现在是你的老丈人，你若生下儿子，那就是咱俩共同的继承人，你也就不会惦记我的位置了。就这样，屋大维死死地把阿格里帕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从此消灭了军阀对于执政官以及罗马现行体制的威胁。
屋大维上台之后，先打了这套组合拳，对极左、极右势力一个都不饶，先剁了再说。说白了，这一步就是告诉大家，要玩就把桌子支起来好好玩，别动不动就掀桌子。
第二步，咱们玩什么？过去都是争上游，谁有钱、谁有权、谁有拳头谁就赢，赢家通吃。现在咱们不能那么玩，咱们得玩麻将。我打一张，我才能吃一张；我吃一张，我得打一张。跟养老院之间，得有进有退，好商好量，大家都觉得合适了才能玩得下去，最后谁和牌呢？咱们慢慢凑，不着急。这就是屋大维主张的游戏法则。
安东尼死了之后，屋大维就跑到养老院去，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恢复共和。屋大维可不想像凯撒那样最后被捅死。养老院说，被你们一家子欺负了这么多年，你还想共和？那我们欢迎。不过咱们也得给你个东西。三天之后，养老院封了屋大维一个“奥古斯都”的称号。奥古斯都后来变成了皇帝的代名词，但这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在拉丁文当中，大概就是一个厉害的人、一个神圣的人的意思。
但是屋大维不能退让的是什么？是军权。“枪杆子里出政权”。军权虽然在手，但是怎么才能让别人心服口服，这就要动心思了。屋大维就说现在国内已经很安定了，但边疆还是有战乱，所以我们军人就得去打仗。这样好不好？咱们把所有的行省分成两类，富庶、安定的地方归养老院，你们派总督去管；所有边疆地区，战乱频繁、刁民又多，这些地方归我，我去征战四方，给你们提供安全保障。养老院说，那太好了。屋大维说，行，我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罗马当时有几十个军团，都是皇帝在管。这一管，就管出了一个确定无疑的军事权力。边疆你们不要，那归我好了，边疆也没别的事，征不上来税，又没什么财富可贪污，只剩下打仗了。打仗我负责，给我军队就行。所以这一招就等于是屋大维给养老院钱和安定，养老院给屋大维军权。就这样，养老院心甘情愿地把军权交给了屋大维。这就是麻将的打法，我给你个东西，你也给我个东西。
其实屋大维在这里面还做了很多事情，下面要说第三步，麻将怎么打的问题。既然是打麻将，就要定规矩，是按北京打法还是四川打法，是血战到底还是带混儿？这得事先讲清楚。屋大维就开始了定规矩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内容了，讲一个简单的，就是遗产税。征遗产税是最不得人心的，人家刚死，亲戚还在痛哭呢，你就上门要钱，好意思吗？所以这种税是很难征上来的。
屋大维说这样吧，我们让富人把钱交在明处，你不是在交遗产税，而是在养常备军，这下钱不就归我了？而且你们钱不够的时候可以找我要。因为打下来埃及之后，是屋大维的私有领地，还有很多人给他捐赠，他变得很有钱，于是率先做出表率。
在屋大维执政的过程当中，很多事解决不了的时候，屋大维就动用私人财产来解决，搞得贵族也没办法，只能跟着掏。
总而言之，他所有博弈算法的基础，就是明确，包括他在各个行省设税务官，其实就是为了治理贪污腐败，让富人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去养活这个国家，去养活所谓的常备军和边关的将士们。
除了定规矩，屋大维还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搞好氛围。既然是打麻将，就得把张太太、李太太、赵太太请到家里来，打的时候虽然暗藏机锋，都是实实在在的钱的输赢，但是桌面上大家家长里短都聊得很高兴，打得晚了主人还得端上一碗热汤面来。
前期的屋大维和后期的屋大维对于养老院的态度截然相反。前期凶横得很，可是等到他真正执政了，对养老院却温顺得像小绵羊似的，经常在养老院发表演讲。他这个人口才不怎么样，养老院的人经常就跟他咋呼起来，说要一条一条地反驳他，有时候把屋大维气得拂袖而去。
屋大维的继任者叫提比略，是他的继子。提比略有一次给屋大维写信说：“您怎么能容忍这帮王八蛋呢？他们对您太无礼了！”屋大维说：“这个氛围已经不错了，他们只要不掏出剑来对着我，跟我剑拔弩张，我就知足了。”总之，屋大维把牌局的氛围搞得很好。
等把这四条都凑齐，养老院突然发现，原来赠送给屋大维的那些自以为不值钱的东西突然升值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些虚名。养老院原来觉得，你反正是一个独裁者，你还一点儿权力回来，我给你一点儿虚名，什么奥古斯都、第一公民，最后连“国父”这顶大帽子都给他了。可是等屋大维先把实地占好之后，养老院这帮精英们突然发现，原来给的高帽子现在全用上了！因为在罗马的政治生态当中，只有屋大维一个人拥有人民的拥护和养老院的尊重，这些高帽子叠起来就是一面旗帜，所有人能够看到的罗马的第一人就是屋大维。屋大维是道德表率，是经过养老院所有人认可的利益平衡点，是解决所有矛盾的最终仲裁者。
为什么元首制后来会演化成帝制？就是因为屋大维用这种非常柔和的方式和一种尊重共和的姿态，拿到了所有实际的权力，又拿到了皇帝应有的声望。而这声望是谁给的？就是养老院原来三文不值二文地给他的，所以他就成了皇帝。
我们再复一下盘，看看屋大维前前后后都干了些什么事。第一，把牌桌支好，大家不准掀桌子；第二，确定玩的内容，不玩争上游，而是玩麻将，打一张吃一张；第三，定规矩，是玩四川麻将还是北京麻将；第四，搞氛围，大家融融洽洽，和气一堂；第五，等你们把所有高帽子都给我戴上，每个人都愿意到我家来打麻将的时候，对不起，我就要坐庄了，而且是连庄。我就可以把这个职位一代一代地往下传了，罗马帝国就此建立。
说完了屋大维的这一套组合拳，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型和成功是多么不容易啊。它至少需要这么几个条件：第一，明确的目标；第二，坚定的决心；第三，柔软的身段；第四，高超的技巧；第五，共同的底线；第六，设计元规则制度的能力；第七，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