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化的大脑——制药行业与饱受诟病的医学顽童
焦虑、抑郁、健忘和失忆，这些都是常见的老年病。事实上，在美国的各种安老中心，有超过一半的老年人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十分之四患有痴呆症。目前，医学对这类疾病的治疗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采用中枢神经系统药物进行治疗，这类药物被称为精神治疗药物。例如，对弗罗里达州约1000名65岁以上、新入住养老院的老人调查表明，有71%的人都在服用一种或多种精神治疗药物，有15%的人在服用四种或更多的精神治疗药物。这些药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抗精神病类、抗抑郁症类和抗焦虑症类。这三种药物在使用范围上多有交叉重叠，而且三种同时使用的情况更是非常多见。
在第一章，我曾介绍了87岁的费韦德·特林布女士不幸的遭遇。这里我还要进一步讲讲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需要对焦虑、抑郁、失眠以及痴呆采取药物治疗？答案很简单：只有当这些疾患影响到了生命活动，并且只有在首先采取了其他非药物治疗手段之后，才需要考虑药物治疗。开始采用药物治疗后，必须做到按时经常观察，一旦发现不良现象或者没有疗效，就停止用药。像特林布女士一样，很多患者无法做到自己控制用药或自己观察用药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下面我先讲抗精神病类药物。在这里先讲精神病，你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一般来说，精神病并非一定跟年老相关。例如精神分裂症就是一种最常见的精神病。其典型症状就是间歇性精神失常，而且往往在成年的早期就出现症状。之所以在这里先讲精神病，是因为抗精神病类药物广泛应用于老年人群，尤其是那些患有痴呆症的老人。
英国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亚在评论爱情的时候，顺便给出了一个不错的治疗精神病的药方，而且极具伊丽莎白时代特色。他说：“爱情，实际上就是个疯子。疯子，就应该鞭打一顿，然后关进小黑屋里去”。直到20世纪中叶，对于精神病，除了把患者关起来外，一直都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亨利·拉布洛提是一位法国军医，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如何减少手术和麻醉的风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退伍，发明了一种鸡尾酒药物，即三种药的混合物，用来减少手术休克和术后并发症。这个混合物，包括抗组胺剂（目前大家熟悉的一个药名就是“苯海拉明”）、类吗啡药物（哌替啶）和一种名叫RP4560的药物。“RP”代表发现该药的法国罗纳普朗克制药厂。
拉布洛提医生向法国医学界报告了这项发现，他在结束演讲报告时，提了一个有趣的建议：RP4560或许也能用来治疗精神病。他还真说对了。在接下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是在法国，后来在英国，最后在美国，RP4560彻底改变了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局面。RP4560后来被命名为“冬眠灵”，通用名称叫氯丙嗪，缩写为CPZ。精神病院里的喧闹骚动不见了，穿着条纹制服的患者们陆续出院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回归社区，精神病院纷纷关门大吉。氯丙嗪并不能治愈精神病，但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精神病第一次得到有效治疗。
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2012年。在美国养老院中，大约有30%的老人都在吃各种抗精神病类药物，但各家养老院的情况还有不同。在有些养老院，多达四分之三的老人都在吃这类药。在公立养老机构，由于费用至上，要给也很少给普通的氯丙嗪，给的更有可能是高级的氯丙嗪的各种衍生药物。这些药物的预期效果是缓解激动、减少攻击性和减轻妄想。这些症状一般来讲会随年纪的增大而加重，痴呆症患者的情形会更严重。截至2014年3月，其中有一个叫阿立哌唑的药，在美国的累计销售额已经高达69亿美元，销量超过美国所有其他药物。
批评者们说，抗精神病类药物存在医生开药过量情况，并且说这些药就像“化学紧身衣”，只能用来抑制患者，让患者镇静；有人甚至说，用药就是让患者变成僵尸，而不是用来治病。很多人都说这些药的好处不大。我们确实知道，抗精神病类药物与生俱来就带有确实存在的副作用。虽然说那些相对较新刚刚上市的药，不太可能造成患者运动失调，但是却更可能造成肥胖和糖尿病。更关键的是，那些接受药物治疗的人，都更加容易死亡。在早期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就有过很多这方面的报道。从2005年开始，FDA发出了一系列警告，在接受药物治疗后（其中包括“阿立哌唑”），有痴呆症的老年患者，尤其是之前还有心脏病的老人，其死亡风险增加了60%~70%。2008年，FDA的声明更加明确了，指出：抗精神病药物，不建议用在痴呆症相关的精神病患者身上。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的牛津医学信托基金下属的痴呆症研究中心主任珍妮·麦克利里，2012年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文章，写道：“鉴于抗精神病类药物增加死亡风险，存在多种副作用，加之这类药物对目标行为症状和精神症状治疗的效果不大，因此不建议使用任何此类药物。此类药物在相关患者人群当中的使用，过去太过泛滥，现在仍在泛滥。”她与同事罗宾·福克斯一起发问：“既然有这么多副作用，那为什么抗精神病类药物的使用还是这么司空见惯呢？”
她们给出的原因包括，一是医生有开药的压力；医生常常会面临患者或家属这样的恳求：“医生，你倒是快想点办法啊！”二是缺乏其他可替代的非药物治疗方案。我补充个第三点原因：那就是制药行业本身的原因。
你可能还记得，在第一章我说过，一家药厂在满足了FDA的那些条件之后，就可以向医疗机构和公众消费者推销药品了。然而，一旦某种药品被批准用于某种症状，比如癫痫症，那么它也就可以用于其他别的症状，比如痴呆症，这种做法称为超说明书用药。然而，虽然医生方面可以超说明书用药，但是对于制药企业来说，若去宣传某种药物的超说明书用途，那则是违法行为。
那么，有没有制药厂，在老年人抗精神病类药物方面，犯过宣传超说明书用药的违法行为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些药厂的罚款清单中找到部分答案。这些药厂，有些还是受人尊敬的全球性制药巨头。
熟悉抗精神病类药物的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罚款的清单中包含有一些经典的老药呢？原来罚单是针对药企超说明书用药宣传的罚单，并不是药品本身出了质量问题。
现在你可能会预想，有了FDA的警告以及巨额的罚款，给老年人使用抗精神病这类药物的情况，应该大幅减少了吧？最近的调查结果表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例如，丽莎·才德克尔发现，2012年在康乃迪克州的养老院中，这些药物的总使用率在26%，在各个不同养老院，其使用范围在7%~68%之间。而在全美国范围，2009年到2010年的数据表明，其使用率在22%。这最后一组数据，是马萨诸塞州大学医学院的贝姬·布莱撒切尔和她的同事们给出的。她们同时还指出，尽管已有大量数据表明，抗精神病类药物的真正疗效微乎其微，而副作用却非常严重，甚至导致死亡，但此类药物在美国养老院中的使用率，仍然居高不下。再想一想，这些药物的接受者，往往都是我们当中最无能为力的那一群人，这种局面是多么地令人揪心。
我们都知道，人的情绪有周期性波动。有的时候，我们能确定情绪波动的原因，比如工作上的挫折、夫妻关系不和、孩子叛逆、理想破灭或者亲人离去。而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天气阴沉，没有阳光，也会感到情绪低落。我们往往把情绪的波动归结于荷尔蒙的波动，比如经前综合征（PMDD）。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烦恼本来就是人生需要克服和忍受的内容。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我们都会找到各自的克服情绪低落的窍门。比如去看一本喜欢的书，看一场好电影，跟好朋友聊聊天，去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待上几天，跟快乐无邪的孩童们一起玩玩等。我认为去锻炼一下，对很多人也会有好处。就像上个世纪30年代那部二流影片中所讲的（电影名字我早忘了）：“不开心了吗？那就去拖拖地板吧！不管碰上啥烦心的事，拖完地你就会开心了。”
对正常的情绪波动，我们往往都有相应的适应办法。但与之相反，我们对抑郁症这种精神疾病，却更愿意采用药物来加以治疗。我前面讲过，美国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有65%被诊断患有抑郁症。据美国精神患者联盟估计，65岁以上独居老人中，这个比例约为19%。以上这些人群，大约一半人都给开了抗抑郁药物。跟上面所述抗精神病药物案例一样，不管你的初衷是如何的美好，抗抑郁症药物也会带来你不想看到的后果。
美国精神病学学会（APA）的《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给出了抑郁症的九项诊断依据：
1.情绪低落。
2.百无聊赖（莎士比亚说得很到位：“红尘深处最寂寞”，即连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也不想做了）。
3.体重明显减轻或增加或没有胃口。
4.失眠或者嗜睡。
5.精神运动激越或迟滞。
6.疲劳或乏力。
7.无用感或内疚感（莎士比亚又说了：“自己瞧不起自己”）。
8.思考能力下降或无法集中注意力或犹豫不决。
9.想到死亡或自杀。
我前面讲过，1950年氯丙嗪给精神病治疗带来的革命。每次发现了某种药物，比如说氯丙嗪，都会引发一个研究过程，叫做药物的构-效关系研究（SAR）。人们合成了几百种甚至几千种类似的药物，目标就是为了找到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的药物，最后达到可以申请专利的新药的目的。于是，以氯丙嗪为例，瑞士嘉基制药厂的药物化学家J·R·嘉基合成了一种新药，叫丙咪嗪，商标名叫“妥富脑”。在化学上，该药跟氯丙嗪的区别很小。但在疗效上，该药引发了精神病治疗史的第二次革命——药物成功治疗抑郁症。
对“妥富脑”的评估任务，交给了瑞士蒙斯特林根救济院的罗兰·库恩医生。他当年38岁，是一位精神病学专家。库恩医生是精神分析专业科班出身，也是1955年当时在蒙斯特林根进行的一个药理研究项目的主管。一开始，“妥富脑”首先被用于精神分裂症。结果发现，患者的症状反而全部加重了。但当试用在40名抑郁症患者身上的时候，效果却出奇的好。库恩医生这样描述用药后的效果：“患者变得更加活泼，更爱交流了……表现出来友善、心满意足的精神状态……”1957年9月，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上，库恩医生发表了他的发现。两年后，“妥富脑”进入美国市场。10年后，“妥富脑”及其同系药物的每年处方开药次数高达1000万次。这些药物，被称为三环抗抑郁症药物。这些药物统治抑郁症的治疗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后来“氟西汀”登场。
现在的流行说法，抑郁症是由于人体某种“化学物质失衡”所引起的，而且可以用药物来治疗。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内源性“化学物质”，就是血清素，也叫5-羟色胺，缩写为5-HT。5-HT是一种人体分泌的神经递质，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它参与情绪调节。抗抑郁药的一个作用机制就是影响神经元对5-HT再摄取，就可以增强神经突触间的5HT水平，从而发挥抗抑郁作用。
对于化学物质失衡导致抑郁症的这套理论，以及5-HT在抑郁症中所起相应作用的这套观点，也有质疑的声音，反对者里有玛西亚·安琪儿医生，她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任主编，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是：这些用来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对我们到底有哪些好处，有哪些坏处。
我把要讨论的抑郁症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患有痴呆症的；另一类是年纪大的，一般定为65岁以上。对这两种人群，我们的关注点都是以下两点：一是抗抑郁药物的疗效，二是抗抑郁药物的潜在副作用。我在前面曾说过自己的看法，抗抑郁药物的效果，一般来讲没那么好，或者说至少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好。而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则是，抗抑郁药物完全无效。关于这后一种看法，医学杂志《柳叶刀》201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作为参考，作者是苏比·班纳吉及其同事。他们的实验计划一共有326名参与者，平均年龄80岁，三分之二为女性，她们都被诊断为患有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参试者接受的治疗方法有三种：第一组接受舍曲林的治疗，是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第二组接受米氮平的治疗，这是一种新型抗抑郁药物；第三组接受无效的“安慰剂”治疗。每组的用药情况对医生和护理人员全部保密。39周过后，实验结果表明，三组参试患者的抑郁症全部减轻了，但是每组的抑郁程度评估指标都没有差别，每组护理人员的评估结果也没有差别。结论：药物治疗跟安慰剂效果相同。然而，药物治疗组与安慰剂组确实也存在不同点，那就是药物治疗组的副作用明显多发，包括恶心和镇静。对于患有痴呆症的抑郁症患者，该文作者建议，采取如下三步措施：
1.继续审慎观察一段时间。
2.社区工作者介入。
3.最后一招儿，尝试一种抗抑郁药物。
鉴于痴呆症的多发情况，以及给痴呆症患者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普遍性，该杂志当期社评所讲的一个事实真是令我非常吃惊：“本项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有史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抗抑郁药物用于痴呆症的实验，其重要意义几乎等于以往全部已发表研究成果的总和。”
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没有痴呆症的老年抑郁症患者，毋庸赘述，抗抑郁药对个别患者，确实有疗效价值。因此，我这里要关注的是它潜在的副作用。2011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卡罗尔·库普兰和她同事们的研究报告。她们跟踪了60 746名65岁到100岁的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老人。用文章作者的话来说：“这是首次系统性地针对一系列严重副作用，来评估老年患者常用抗抑郁药物的用药安全”。跟踪发现的结果与当时流行的用药模式非常吻合，90%的患者都在使用抗抑郁药物。所用的大部分药物，要么是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占比55%）；要么是三环抗抑郁药物，如“妥富脑”（占比32%）；其余的药物，是文拉法辛和米氮平。余下10%的患者没有使用任何抗抑郁药物，作为对照组。她们采集了相关数据，包括死亡、企图自杀、心脏病、脑卒中、跌倒以及骨折。每种药物的效果差别很小。总体结论是：与未用药患者对照，所用抗抑郁药物，在统计结论上，都明显增加了死亡、企图自杀、跌倒、骨折以及上消化道出血副作用的风险。另外她们还发现，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还与脑卒中（中风）、抽搐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相关。在接下来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的另一篇综述文章里，作者乔安妮·罗达和她的同事们，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给出了如下建议：“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定期复查抑郁症状；观察副作用、‘共病现象’以及相应的社会压力和精神压力因素；让患者本人参与到后续药物治疗方案的决策过程中来。”所以我又要说了，患者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现在来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尽管那些药物的危害证据明摆着，而且治疗效果甚微，可是抗抑郁药物和抗精神病药物，都还在普遍使用。无论是独居老人，还是养老院的老年患者，都在用这些药物？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以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找到——《精神病学：一个饱受诟病的医学顽童》，这篇文章发表于1975年1月号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在该文中，作者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米尔顿·格林布赖特，这样描写了他的职业特点：“精神病学诞生于迷信巫术和魔鬼附体的历史年代，普罗大众对之避恐不及，医学同行对之关注甚少……。我们这一行，与生俱来就步履艰难。”
但既然给老年人的精神类药物的大部分，都是由非精神科医生开的处方，那么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种开药模式，已经迫使精神科医生们不得不出面来发声了。他们不但在那些临床医生开药时非常依赖的专家共识中发声，在医学继续教育课程上发声，还要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定期发布的《精神科临床用药指南》（CPG）上发声。《精神科临床用药指南》中针对各种精神疾病都有专家的临床用药指导，该指南是由美国精神病学界的领军人物来编写的，对医疗机构的日常用药工作有着巨大影响力。他们的说法，经常被律师们作为行医标准规范。然而，马萨诸塞州大学的丽莎·科斯格鲁夫和她的同事们发现，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编写的指南里面，有关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以及严重抑郁症等疾病的编写者中，90%的人都与他们所推荐药物的药厂有金钱往来关系。指南的制定，必须要严格排除企业的支持与影响。
一位苏格兰医生这样说道：“医疗行业的最大弱点，就在于它的文化传统，其特点是权威主义、论资排辈、讲究服从，因而也就容易受到少数权威人士的操控。”
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系主任查尔斯·B·内莫罗夫医生（我们化名“查医生”），就是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专家的学术研究需要与药厂之间切断关系。2006年他接受了制药厂的96万美元。作为交易，他要对医生们发表演说，为药物的优点美言。而就在同一时间，他还承担着一个预算为390万美元的、由美国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资助的、有关抗抑郁药物的研究项目，该药就名列其中。
根据埃默里大学的道德规范准则，学校教员对超过一万美元的外部收入，都须上报。从2000年到2006年，查医生总共从药厂接受了超过250万美元的资助。由于他只上报了极小一部分收入，埃默里大学决定判罚他两年之内不得再享受联邦政府津贴。谈到查医生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该大学的一位领导这样说道，“这简直就是一篇收费广告”。2008年，查医生从埃默里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的宝座上退位。一年之后，他又被任命为迈阿密米勒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主任和老龄化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他又获得了一个名为“CME Outfitters”机构的年度成就奖，以表彰他对医学研究和患者治疗方面的努力。据该机构的官网介绍，“CME Outfitters开发并传播实时的、基于互联网的、有结果和证据可查的、面向每年有成千上万医生群体的教育课程”。2013年2月，一道曙光出现。奥巴马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处方药的生产企业，对付费聘请的咨询顾问或者代言人，必须向社会公开。
不管精神病和抑郁症的病因有多么神秘，我们大家对焦虑都不陌生。焦虑是让我们保持不断前行的自然之道、本能之选。对很多人来说，焦虑始于离开母体并延续至生命的各个阶段。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一点，焦虑是人类对压力的正常反应，它驱动着我们去完成心中的所思所想。但失控的焦虑就可能使人无所适从。只有这时候，我们才不得不求助于化学物质，以求得到缓解。由于焦虑症及其治疗可能会伴随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老年人的大脑，特别是得了痴呆症的大脑，最容易受到这些药物的伤害。
虽然对精神病和抑郁症的药物治疗是相对近些年的事情，但人类对焦虑症采取药物缓解早有多个世纪的历史。人们喝酒精饮料、吸食大麻、沉迷于鸦片，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保守估计也有1.2万年了。
人类使用酒精的历史非常久远，但直到20世纪末，药理学家才对酒精作用机制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神经元的外层结构内布满着各种各样的通道，这些通道控制着多种重要化学物质的流进和流出，从而控制神经元的兴奋程度。其中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做氨基丁酸，缩写为GABA，这是一种作用于神经外层通道的神经递质，抑制神经系统的活动。酒精作用于氨基丁酸，从而进一步增强其抑制能力。我之所以在这里稍稍提及一下酒精的这点神秘特效，是因为现在看起来，所有治疗焦虑症和失眠症的药物作用机制都与酒精完全相同，甚至跟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之死扯上关系的那个药物异丙酚，它的作用机制也是这样的，这类药物统称为镇静剂。这类药物的相同作用机制刚好可以解释它们是如何让人上瘾的。一位药理学家这样调侃说：“一片‘阿普唑仑’加两听啤酒，其效果等于六听啤酒。”（关于“阿普唑仑”这个药，稍后我会再详细讲。）
除了酒精，对于焦虑症和失眠症，医学上还有其他的认可替代品，那就是一系列的巴比妥类药物。该药物家族中首个销售的药物是“巴比妥”，于20世纪初在德国上市，商品名叫“佛罗拿”。随后不久，“佛罗拿”及其同系药物，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用于治疗失眠症和神经症。
在1932年的电影《大饭店》中，演员葛丽泰·嘉宝有句著名台词：我就是睡不着，吃了“佛罗拿”都没用。
但巴比妥类药物也有些缺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过量服药能导致死亡。另外，它还会产生身体依赖，乃至上瘾。尽管如此，直到上世纪50年代，巴比妥类药物一直是治疗焦虑症和失眠症的主流药物。
在前面一段里，我使用了神经症（neurosis）这个说法。下面我还要就这方面的术语多说几句。在美国精神病学界，已经不再使用神经病患者（neurotics）这一词汇，现在我们使用的是“焦虑症”这个术语。
焦虑症是个总括性的术语，它涵盖了多种相关症状，包括无端恐惧症、强迫症、创伤后心理压力综合征、社交恐惧症以及普通焦虑症。
1955年，随着甲丙氨酯的发现和上市，焦虑症和失眠症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甲丙氨酯，商品名为“眠尔通”和“安宁”，属于抗精神病药。为了市场推广，其被称为温和镇静剂，以示与其他强力镇静剂如氯丙嗪的区别。把这些药物也称为镇静剂，并非什么好事，因为这等于在暗示这些药物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差别只在于药效的强度高低不同而已，但归类为镇静剂却导致了很多不适宜的用药，例如给单纯焦虑症患者使用此类药物。而如果归类为抗精神病药的话，其用药范围会缩窄不少。还是镇静剂这个称呼听起来更加顺耳。那是啊，有谁不想静静呢？“眠尔通”的流行时间不长，在发现了苯二氮类药物之后，它就让位了。首先上场的，是1960年发现的“利眠宁”，接下来的，是两年后发现的“安定”（地西泮）。目前，这个药物家族包括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阿普唑仑、氟西泮、劳拉西泮、替马西泮、三唑仑等。与这些稍稍不同的，还有一类称为非苯二氮类的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失眠症。包括唑吡坦、扎来普隆以及艾司唑仑。我说它们“稍稍不同”，是因为虽然从化学结构上来说，它们不是苯二氮类药物，但是它们也会作用于氨基丁酸（GABA）的受体，就像酒精与苯二氮类药物一样。因此，我们不要期望这些药物的收益和风险会有什么明显不同。唑吡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间奏曲”，给那些会在半夜里醒来的失眠症患者使用。
苯二氮及其同族药物的最大优点就是过量服药也不容易导致死亡。然而，它们在与酒精和鸦片同时服用时的效果还不能确定。甚至有人怀疑，同时服用这几种药物有可能产生致命后果，这方面的证据往往来源于那些名人死后尸体解剖的八卦新闻。例如在希斯·莱杰、迈克尔·杰克逊、科里·海姆、惠特尼·休斯顿等名人的尸检结果中发现，除了其他各种药物，还都含有苯二氮类药物成分。
一般来讲，老年人使用抗焦虑药物的最大担心就是跌倒，对有痴呆症的老人来说更是如此。跌倒是老年受伤、住院和死亡的首要因素。证据充分表明，所有精神治疗类药物，包括治疗焦虑症和失眠症的苯二氮类药物，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风险之大，甚至有人建议，对那些容易跌倒的患者，这些药物应该完全避免使用。在美国，每年有超过两万名老人因为跌倒而导致的头部外伤或髋部骨折而死亡。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男性退伍老人会在髋部骨折后一年之内死去。
随着苯二氮类及其相关药物的普遍使用，出现了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越发明显的治疗矛盾，在有痴呆症的情况下更明显，体现在抑郁症加重、容易激动和出现攻击行为。这些后果也许应该理解为是原先某种潜在病情恶化的结果，而不应该理解为是药效问题，而后采取进一步药物治疗，从而进一步导致更不幸的后果。不管是用于焦虑症还是失眠症，长时间服用此类药物，都会引起类似酒精一样的身体依赖。这类药物的停药综合征包括焦虑、激动、抽筋、失眠、怕光和惊厥。我要再次指出，尤其对于老年人，这些症状很有可能被误解为痴呆症的加重，从而导致进一步的不恰当的药物治疗。
前面我们讨论过一种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用于治疗抑郁症，1988年获得批准。在那之前，动物实验已经发现，它看起来也有抗焦虑症的效果。很快，人类实验也证实了同样效果。今天，很多人认为，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可以作为治疗焦虑症的一种选择，既可以对老年人，也可以对年轻人。不幸的是，跟苯二氮类药物一样，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除了别的副作用，还会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
我前面说过，苯二氮类药物相对安全，但是我也注意到，流行病学方面的有关研究发现，在给一些老年人使用适量药物的情况下，还是有死亡风险增大的特例存在。虽然要想找出确切的原因非常困难，但2013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伊安娜·奥比欧拉和她的同事们研究了苯二氮类药物与肺炎的相关性。服用苯二氮类药物，使得肺炎风险增加几乎50%。她们研究的约5000名患者中，死于肺炎的风险增加了20%~30%。
在前面第二章讨论膳食补充剂的时候，我问过“是谁在为我们的健康把关？”这个问题。鉴于《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的存在，我们的结论是：没有人为我们把关，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而本章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药物，则都需要由医生开具处方才能拿到。所以，我们就指望FDA来为我们把关了。
然而，正如你看过的我上面所讲的那些案例，FDA的监管能力严重受限于制药行业在政治、资金以及广告宣传上的强大势力。我们所信仰的民主政治，我们所信赖的资本主义，能否扭转这种局面，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