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5年夏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的一场讨论成为撰写本书的契机。早在那场讨论的几个月前，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在2015年年底前发布旨在为欧洲经济改善和资源循环利用做出规划的《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所有相关人员都知道这一文件至关重要——该方案将为今后5至10年欧洲各种资源政策指明方向。霎时间，布鲁塞尔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各种研究报告、意见书、圆桌会议和演讲陈词，大家争相论述对这一计划的不同看法。
讨论的进程引人入胜。第一，在短期主义和民粹主义日渐高涨的政治背景下，这场讨论本身就让外界看到了欧盟对迎接长远挑战的诚意与重视程度。第二，讨论也展示出，在很多关键问题上，比如资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以及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资源使用情况又将如何发展，大家鲜有共识。甚至在最为基础的问题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今欧洲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否足够高效，是否还有提升空间？改变利用资源的方式是否会让欧洲的竞争力受创，还是说资源再循环能够降低成本、减少波动性，从而带来更大的竞争优势？投资于改革，打造循环经济，到底是会刺激增长，还是会分散公共资金与注意力，进而导致难民问题、银行改革、贸易协定等更为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应对和有效解决？技术变革又将如何改变资源的使用效率？为了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政策机构应该提高参与程度，还是让市场自主发挥作用？所谓见微知著，这场讨论显现出，在自然资源方面，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指导方针、经济标准，甚至内在导向；也显现出在种种问题面前，比如更多的建筑用地是否有必要，发电技术如何选择，产品设计如何优化等，决策者总是进退维谷，难以做出正确的抉择。
本书作者与好友兼合伙人达姆·艾伦·麦克阿瑟于2015年6月发表了报告《内部增长：循环经济在竞争激烈的欧洲的前景》（以下简称《内部增长》），该报告就谈及了上述部分问题。本书也会谈论报告中的一些分析，报告全文可通过互联网查看。
时任欧盟环境委员会委员的哈内兹·伯多克尼克最开始时搁置了《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的发布，但文件还是在2015年12月正式发布了。这到底是批评人士口中又一部普通的环境法律，还是一部开启发达经济体生产与消费新时代的法律，有待时间证明。不过在2015年的早秋，作者深感问题至关重要，又为这样的讨论振奋不已，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官方的一纸公文，而开启我们自己的征程，探访各界人士，从老牌工业巨头到硅谷科技新贵，从环保主义者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逐步深入各个学术领域。
在所有讨论中，技术一词总是不断地出现，很多加入讨论的伙伴都认为这是必然趋势——大数据、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材料、廉价太阳能、电动汽车、共享经济模式……几乎在每一个经济领域中，技术颠覆都势不可当。技术公司向我们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在解决资源问题的同时又为消费者提供了众多利益的。老牌企业担心，优步（Uber）一类的后来居上者将会大举夺走市场份额，导致老牌企业裁员，陷入财务困境。在所谓的“数字化海啸”面前，政策制定部门也深感无力，但同时又对其中催生的新机遇充满期待。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太阳能、风能、电池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这些都让环保人士欢呼雀跃。但是专家们也指出，全球发展早已超出了地球的环境承载力上限，而且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图1 本书关键问题
《重新定义增长》这本书无法解答所有的问题——这本身也不切实际，毕竟颠覆所涉范围极广，情况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作者希望描述更为全面的状况，而不是在某一领域深挖，如果用绘画比喻，那么作者使用的是粗线条的描绘方法。颠覆已经萌发，面对严峻的环境挑战，作者也提出了自己心中发展实体经济的更优增长模式（实体经济仅占经济整体的1/2）。这可能会被批判为是幼稚或自负的举动，毕竟目前的增长模式已经造福人类数十年，背后的投入数之不尽，现在说要来个彻底的改变，难道不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吗？但是我们还是决心提出自己的想法，因为数据分析已经足够明确：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模式做出细微的局部调整，根本无济于事。在经济发展中与资源利用相关的问题上，人类需要彻底的改变。接下来的章节——新话语的出现，为我们总结了整本书的论点，后续其他章节将为我们提供总论据，二者有细微的差别。
那么，这个故事由谁来讲述呢？
马丁·R.斯塔奇，从小就喜欢穿着耐脏的雨靴到处跑，他年轻时曾到非洲安营扎寨，进行地质考察，寻找富含矿物质的岩石层。后来，他返回欧洲，脱下了工装服，换上了西服，取得了商科学位，并加入麦肯锡公司，他在那里工作了将近20年，成了公司高级合伙人。马丁的咨询业务遍布各个行业，他之后与若干名同事在麦肯锡开创了可持续性实践领域的工作，并将其逐步发展壮大。他为多个国家研究开发了绿色增长战略，也为大型跨国组织规划环保工作，还为政府制定高效的资源利用政策。马丁尤为关注两大问题：水资源的未来以及循环经济。通过与世界银行还有雀巢公司合作，他发起了水资源管理全球合作联盟——“2030水资源组织”；另外，他同艾伦·麦克阿瑟在循环经济方面进行了长达5年的合作研究。在麦克阿瑟的基础上，马丁还与他人共同执笔起草了若干份报告，这些报告阐述了加速向循环经济转变背后的经济与商业逻辑。为了宣传新型资源经济，他在全球各地进行演讲、开办讲座、接受访问。马丁与麦肯锡前同事杰里米·奥本海姆成立了SystemiQ公司，他们率先行动，在环境领域推动体系层面的变革。马丁同时也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教授，负责教授资源战略与管理类课程；他也特别重视身体力行，在自己的高山农场上挥洒了不少汗水。当然，他的妻子和6个孩子也帮了不少忙，有时候学生们也会过来。是的，时隔多年之后，他又重新穿上耐脏的雨靴。
珀–安德斯·恩夫特维斯特是一名物理学家，1999—2015年，他就职于麦肯锡公司。他与包括马丁在内的其他同事共同创立了可持续性实践领域的工作，在过去7年中一直是这项工作中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咨询行业中，他最先涉足能源与制造行业，之后对资源战略以及可持续性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商业行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错位让他深感担忧，我们获取的碳、水、海洋、土地方面的信息可以支撑决策者的行动，但人们却对此所知甚少。2006年，他开发绘制出麦肯锡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曲线，全面展现主要领域和世界各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机会。可以说，这就是一张根据成本排序的全球减排机会清单。自此之后，只要赞同用这一思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人们就总会将这条成本曲线以及其中清晰的减排量、成本、益处等作为讨论的基础。之后，珀–安德斯也一直从事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战略和可持续性话题的咨询工作，其中包括低碳能源战略、企业可持续性变革、循环经济、气候变化战略与绿色增长等等。珀–安德斯还创办了专门提供资源战略与可持续性变革方面的咨询服务的Material Economics咨询公司，这也是他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珀–安德斯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郊。
克劳斯·朱姆沃克尔曾在麦肯锡公司工作10年，离职时已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之后他开始执掌德国最大的邮购业务集团，后来该集团发展为德国邮政。他曾在多家企业担任董事会成员，包括汉莎航空、安联保险、摩根士丹利以及德国电信（担任其董事会主席）。在这些岗位中，他的目标其实总要归结到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上：大型企业（很多时候也是国有企业）如何进行转变和革新，从而成为全球市场上的强者。克劳斯在德国邮政担任首席执行官19年，将其打造为全球经济的物流支柱，品牌形象驰名海外。在克劳斯的领导下，德国邮政实现了惊人的成长与发展：总收入从100亿欧元攀升至540亿欧元，员工人数将近50万；公司收购与兼并了共计170家企业，成功打入150多个新市场。当前，德国邮政管理团队强大而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这个经营理念本身就让很多企业羡慕不已。卸任首席执行官之前，克劳斯启动了宏大的“走向绿色”（Go Green）项目，这一项目旨在改善企业的同比环境足迹。随后公司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克劳斯关注到一个重要问题——“绿色”与“盈利”之间的冲突。他感觉到，企业高管们掌握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也掌握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大部分金融资本，但是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当下，他们仍然没有一个合理的经济与法律框架来支撑自己的决策与运作。克劳斯筹建了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SUN，并担任主席，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探索如何建立上述的经济框架。
由此可见，三位作者都非常关注资源经济学以及绿色创新，而且都在大型企业工作多年，深谙主流经济之道，也亲身感受了传统意义上极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打造精英团队、提升生产效率、创造巨大收益和满足市场需求。当今世界所期待的发展前景中必须要有新兴企业，必须要有增长机会。然而，在即将迎来100亿人口的地球上，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也同样需要全新的话语以定义如何实现持续增长。
新话语的出现
“可以为我讲个故事吗？”
“什么样的故事呢？”
“有美好结局的故事。”
——父与子的对话
过去几年中，无论身处何地，无论遇见何人，总有三个问题不断地被提起：经济增长是否能够回到原来的轨道？翻天覆地的技术变革将会给人类、职场、收入带来哪些变化？地球资源因为人类的过度使用而日益枯竭，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协调人类持续增长的需求与地球有限的宝藏之间的关系？
企业高管、科学家、政府官员、学生、宗教领袖等等都对此忧心忡忡：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不平等现象加剧，焦虑情绪高涨，民粹主义抬头，其也与人类对和谐社会、健康地球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背道而驰。金融危机大大打击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自信心，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似乎掌控了人类生活的节奏与方向，环境问题的全球性特征日益突出，面对种种挑战，这些群体早已意识到，变革迫在眉睫。
这些担忧渗入了生活中的闲谈、业界高层的会议、校园课堂的讨论，逐步成为主流意识。从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到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从联合利华的保罗·波尔曼到贝莱德集团的劳伦斯·芬克，他们无一不对当前经济引擎的长期驱动力持怀疑态度。芬克曾说过：“短视思维影响着社会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包括政府和家庭。在人类一手营造的‘赌局’中，除了眼前的结果，再无其他要事。”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挑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了辉煌奇迹，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走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背后是数之不尽的付出，以及另外数十亿正翘首企盼步入中产阶级的人口，若此时插手干预增长模式，即便保守来说，也似乎有些鲁莽了。然而，人类摧毁地球的速度日益加快，全球社会支离破碎，情况堪比“二战”之后的残局，这些都已凿凿有据、铁证如山。
作者认为，技术颠覆可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要素，但是仅凭技术本身是不够的，在对大量技术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后，我们同样对技术变革的现有影响感到担忧。在全新理念与原则的指导下，技术颠覆确实能够为解决上述问题带来答案，而这正是人类把颠覆转化为有益颠覆的重大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