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附录
附录1
势在必行的转变——五种视角
本书描述的转变需要循序渐进，但有别于以往，这一次是系统层面的转变，其涉及创新技术、个人行为、行业行为和治理系统，当然，还有社会规范。为了得到全面的理解，作者团队采访了来自不同领域的5位领导者。选择这5位接受采访的原因在于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工作与思考方式，每一位受访者都极具颠覆性思维，并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推动着变革，对于当前的工业模式，他们一致认定需要进行深刻而彻底的转变。5位受访者的观点对本书许多内容深有影响，这里将最原始的采访内容呈现出来，以确保读者们能够获得最全面的有益观点。对话过程有所删减，但仍尽可能地保留了原始的语句。各个采访分别强调了转变中的其中一面，它们结合起来便构成了有益的颠覆。
• 让–马可·迪瓦森是奈斯派索（胶囊咖啡机品牌）的首席执行官，该企业已经完全颠覆了咖啡价值链，建立了新的商业模式，实现了咖啡的去商品化，使整个价值链受益。迪瓦森讲述了奈斯派索实现“净正面”的前景，同时也谈到，对于企业来说，传统商业模式本身就存在盈利与环境的冲突，轻微的调整并无太大用处，建立有益于环境的颠覆性商业模式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 海因里希·贝特福德–施特罗姆主教是德国基督新教的主教，也是全球新教的非正式领袖。他指出，发展有益于全球的经济必须要进行“改革”，这关乎人们的心灵与灵魂，也与人们的收入息息相关，他还认为，社会规范与经济刺激手段也需要同时改变，以确保转变获得成功。
•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撰写了《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他是全球著名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家之一。他强调生产效率、循环材料以及清洁能源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他也阐述了清洁健康的环境在未来会成为城市与国家的关键竞争优势。
• 迈克尔·布朗嘉特是著名的环境思想家，本书不断提及的“从摇篮到摇篮”概念正来源于他。布朗嘉特将眼前的转变视为巨大的工业创新机遇，认为其除了造福环境，还会带来当前经济正需要的变革与复兴。
• 穆罕默德·尤努斯是一位社会企业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支持以小额贷款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他说，经济模式应该反映出人性中无私与自私的两面，而不仅仅是后者。尤努斯认为创新与技术的巨大力量将成为新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但他也感觉到，当前创新工作的方向有误，如果创新能够聚焦于当前的社会问题，如果良好的“社会技术”能够得到开发，那么结果将非同凡响。
奈斯派索公司首席执行官让–马可·迪瓦森的采访记录
问：对于您来说，环境问题是重中之重，那么奈斯派索为此采用了什么战略呢？
答：可持续性在我们的商业模式和品牌价值中根深蒂固。实现的方式就是创造共同价值，我们要确保消费者和企业受益，更要让农民受益。通过“AAA可持续质量”项目，我们与全球7万多名农民展开合作。公司派遣了300多名农学家到咖啡种植国家，一对一地帮助当地农民，以确保咖啡种植在品质、环境保护、社会影响等各方面都符合最高标准。因为这些农民的咖啡豆品质非常高，我们所支付的价格比市场价高出30%~40%。
因为关注品质，所以我们才会将咖啡“去商品化”，以确保消费者和农民的利益。消费者可以准确了解咖啡豆的来源，我们在咖啡与农民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因而消费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奈斯派索创造共同价值的理念，更加关心咖啡种植群体的状况。我们相信这会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另外，我们也减少了供应链上的碳足迹，在铝制胶囊的生产中寻求更好的循环利用方案。经常有人会问到铝材的问题，答案是我们经分析发现，铝材包装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咖啡的新鲜度与香气，而且可以无限循环。我们鼓励并积极推动全球的循环回收工作，在“胶囊”包装的生命周期问题上也正在实验新的应对方法，未来几年可能就会扩大规模。“定量咖啡”的整个产品周期其实就是资源效率的体现——用定量的咖啡和定量的水来煮一杯奈斯派索咖啡，而且我们的机器非常智能，水的加热与保温都不会过度，都是刚刚好。因此，“定量咖啡”相比于滴滤咖啡其实更加环保。
问：企业竞争力与环境保护可能存在冲突，这引发了很多讨论，您怎么看呢？企业采取积极的环保措施是否合理，市场份额会不会被那些不积极的企业抢走呢？
答：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好处理，如果企业只有短期视角，希望迅速获得收益，这个关系确实很难处理。但是如果以长远的视角来衡量，这个紧张关系就消失了。可持续性与竞争力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可持续性企业行为已经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备条件，在未来，消费者、政府和金融市场会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关于竞争力的讨论，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被忽视了，那就是人才问题。在就任奈斯派索的首席执行官之前，我是雀巢公司的人事部主管，那时候为了确保雀巢公司能够吸引青年才俊，我耗费了不少心思。如果想要招聘到最佳人选、留住人才并使他们团结，那么企业一定要有责任心，要与员工有一致的价值观。良好的企业价值观在招聘市场上绝对是主要竞争力。
问：奈斯派索显然是咖啡价值链中的“颠覆者”。对于创造有益全球的经济，您觉得行业颠覆在其中有何作用呢？
答：我认为，当今很多颠覆性企业都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开拓先锋，这绝对不是巧合。这些企业找到了方法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重塑价值链，与此同时，它们也造福了环境。
我一再强调，奈斯派索的商业模式必须支撑可持续发展，这点不容妥协。随着我们的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我们与传统市场的咖啡交易的差别越明显，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越强劲。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颠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工作。如果总是讨论权衡，如果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负担，那不可能有所成就。颠覆力量会迫使企业重新衡量自己的战略和商业模式，我也提到，改造自身也会为企业自身以及社会、环境带来好处。
问：像奈斯派索这样的企业在实现“净正面”目标的过程中能走多远呢？我们在书中描绘的愿景对于您的企业以及相似企业来说是否符合实际，毕竟这些企业都是以实体产品业务为主，又依赖于相当复杂的国际供应链。
答：我认为，这个愿景是符合当前的趋势、符合实际发展的。当前，我们已经可以直观地看到并控制奈斯派索的环境足迹，我们还在很多潜力巨大的领域都取得了进步。对于是否需要为公司设定“净正面”目标，我们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经分析总结可以确定，这绝对是可以实现的。奈斯派索有决心也有能力去实现这一愿景。
对海因里希·贝特福德–施特罗姆主教的采访记录
问：您认为社会深层有什么重大的转变将会影响当前逐步展开的一些变革？
答：我认为是不确定性增强。世界不再像从前那么简单，在东方与与西方的冲突中，以前只有两面，而现在有了很多很多面。叙利亚的局势就是典型事例，多方角力，没有人能找到解决办法。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前的问题错综复杂，很多人已经无法理解。但与此同时，在德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做出某些改变，尤其是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方面的改变。除了德国，看看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这一点也是越来越明显，当前的商业模式是无法让贫穷国家脱离贫穷的。当前经济对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资源的储量也越来越难以维系经济的发展。世界自然基金会计算了不同国家的资源需求，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当前的经济与商业模式不改变，那么到2030年需要两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支撑人类发展。在气候研究方面，我们发现，学术研究的成果经常出现在各种政治辩论中，也逐步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政治决策。宗教人士讨论气候问题已经有数十年了，包括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在内的那些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时就已经出现在宗教文件中了。后来，政策文件中也出现了这些数据。
问：那么前景是比较乐观还是比较悲观呢？
答：作为宗教界领袖，我个人感受就是经济领域的领导者需要我们。双方都希望能够展开对话，因为这些话题至关重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希望的信号，这就是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在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方面，人们将迎来大转变，而这与商业模式息息相关。眼前的任务就是思考如何应对这个重大转变。
问：很多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经济层面的理由来支持变革，那就等于没有变革的理由，大家是不会行动的，甚至都不会跟从引导。所以要么为了经济原因行动，要么不行动。但是您说的有所不同，您觉得支撑变革的还有道德、政治、法律、精神层面的各种原因。那么人们是不是过分强调了变革中的经济因素？
答：是的，我认为存在过度强调的危险。我知道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价格因素等。我也知道，德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工作，从提升公众意识的角度看，确实成果显著，但如果是从资金投入的角度分析，其效果十分有限。因此我很清楚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经济因素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思想和道德信仰对于人们的意义也十分重要，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思想道德的力量也推动了历史。
问：在推动变革的过程中，借助经济上的理由是否对变革有帮助呢？还是说会造成反面效果，即贬低了地球的价值，将自然商品化呢？
答：我认为，应该寻找两种动力的共通之处，人们内心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但不一定会做，这也就是《圣经》中说的“原罪”。在以道德为基础的准则之外，可以用激励机制的准则作为补充，帮助人们识别正确的目标。我认为，教会不应只是草草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最理想的情况应是思想道德和精神力量都足够强大，能够让人们有意念坚持自己的行为。
但是，更为现实一点的是，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大部分人都比较短视，因此也要结合激励机制。道德思想对于某些人群的影响力较弱，我们需要想办法让他们也能采取行动。例如，生态税收就是一种办法。产品价格应该体现出其在生态方面的影响，缴税标准也应该考虑这个因素，这样，人们就会减少对某些产品的消费。在这类税收政策下，生态价值更高的产品会更加便宜，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会得到有效和正确的引导。这个方法就体现了如何利用合适的激励方法支持道德理念，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问：有没有什么历史经验或者生动类比值得当下的人们学习呢？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转变呢？
答：我当然希望以自己最熟悉的历史来说明，那就是500年前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当时带来的改变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当时的教会作为判别善与恶、天堂与地狱的上帝代理人，概括而言，其权威绝对不容置疑。教会是社会系统的核心，大家都认为没有教会自己就不可能得到救赎。
随后，马丁·路德提出了“唯独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教会很重要，但是在救赎方面，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民众自身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决定了救赎。路德描绘了“幸福的替换”，即当一个人没有了心理上的负担，不再害怕地狱与永恒的黑暗，他的内心就获得了自由。这是真正的变革，其意义非同凡响。在此之前没有人能够想象出这样的变化，而改革运动改变了历史，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人。这是教会的一个例子，在全世界以及人类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超出人们的想象。
问：那么就当前的生态危机来说，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呢？你觉得是否应该设定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状态作为目标？还是说鉴于各种情况不尽相同，应该创造更多的“铺路石”？
答：我们不应该低估的第一件事就是人类行动的各种可能性。宗教改革之前谁能想象到，来自威腾堡的一个小修士就能改变历史呢。这个事例就能激励那些希望改变世界的人。他们可能常会听到：“你太天真了”“你就是个理想主义者”“你永远不可能改变世界”。我不这么认为，人类的行动可以改变世界，也许“你”就可以。
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想要改变历史，首先要打动人心。仅有雄厚的资金和明智的想法还不够，一定要触及人们的灵魂。在生态方面的变革，可能还需要第三个因素，那就是改革压力。马丁·路德进行改革时，他的压力来自人们的恐惧。人们害怕瘟疫和疾病，末日降临的感觉、对地狱的恐惧折磨着人们。而马丁·路德的新教义解放了他们的灵魂。
如果要触动灵魂，第一，要创造一个愿景。教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触动人们内心的愿景，让人们认识到那是他们想要的生活。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天真，但我依旧相信，当人们知道自己与其他人类或者非人类不再处于冲突关系中，会感到更加幸福。宗教信仰能够为这样的愿景提供更多支撑。我的愿望就是教会能够超越过去几十年的局限，惠及更多的人。还有就是年轻人能够理解生命中不仅仅只有金钱。物质财富从短期来看诱惑很大，但是深层的幸福来源于精神基础。一项关于幸福的研究结果已经清晰地显示，幸福的要素与《圣经》中的内容密切相关。研究提道：“尝试带着感激生活”，这是《圣经》的中心思想。每个祷告者都要心怀感恩，感恩生命，而不是将生命中获得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的，如果能够这样想，那么将会带来很大不同。
第二，人们需要学会原谅。“天父原谅我们的罪过，我们原谅得罪我们的人。”这也是教义核心之一。第三，活在当下而不要焦虑未来。这里可以再次引用《圣经》中的语句：“看天空中的鸟儿；它们不需要播种，不需要收割，不需要存粮，但是仁慈的天父会喂养它们。因此，不要焦虑。”这也是同样道理。我认为，与过去相比，宗教信仰在现代生活中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这股力量能够强化未来生活的愿景，也就是人人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同时自然环境也不会受到破坏。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于未来愿景中最具体的期盼是什么呢？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答：我认为，消费会减少，所以物质产品也会少一些。人际关系会是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缺乏人际往来是导致高水平消费的原因。人们不再需要利用消费来弥补缺乏人际交往带来的空虚，同时也能改善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们会意识到，他们可以骑车出行：享受骑车的过程，并且不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相比开车，他们会感受到更大的幸福。
当将来的人们回首现在，循环经济的特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种循环经济有益于人类，成本更低，而且也不会产生垃圾处理的问题。唯一需要面对的就是过去的“原罪”。100年前，人们为什么制造了垃圾？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这么危险的材料在上百万年的时间内都会持续存在，持续威胁人类。这些是未来的人们会思考的问题，就像今天的史学家会思考为什么人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后来成了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