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化的联感和持续的联感
与所有的直觉相悖，梅尔佐夫的实验对莫利纽克斯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它证明，凭借视觉，新生儿能够辨认出他们仅仅触摸过的两个物体。对一个获得视力的成年盲人来说，会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这一问题直到最近才得到了解答，因为手术终于能够消除导致先天性目盲的那些厚厚的白内障了。
第一个把莫利纽克斯的心理实验实际物质化的，是意大利眼科医生阿尔伯托·沃尔沃（Alberto Valvo）。约翰·洛克的预言是正确的。对一个先天失明的人来说，获得视力根本不像他们曾渴望的那样。在做了能够让他看见事物的手术后，一个病人这样说：
我感觉我开始了一种新生活，但有些时候，我感到沮丧、灰心，认识到理解可见的世界太困难了……实际上，我看见了我周围的众多光、影……就像一幅由变动不居的感觉构成的拼图，而我却不理解它们的意义。到了夜里，我喜欢那种黑暗。为了重生为一个明目的人，我必须让作为盲人的自己死去。
突然获得视力让这个病人一时难以接受，因为手术虽然“打开”了他的眼睛，但他仍需学会去看。用他通过听觉和触觉构建的概念化的世界来拼凑新的视觉经验，实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梅尔佐夫证明，人脑有能力确定感觉形态之间的自发对应。沃尔沃证明，如果在失明的生活中不使用，那么这种能力就会退化。
相反地，如果我们体验了不同的感觉形态，它们之间的一些对应会随着时间自发地巩固。为了证明这一点，我的朋友兼同事爱德华·哈伯德（Edward Hubbard），以及樊迪纳森·拉马钱德兰（Vaidyanathan Ramachandran），制造了下面这两个形状：一个是边缘圆润的图形，别一个则边缘尖锐。它们一个是奇奇（Kiki），另一个是布巴（Bouba）。问题是，哪个是哪个？
几乎所有人都回答说，圆润的那个是布巴，尖锐的那个是奇奇。这似乎显而易见，仿佛不可能再有别的答案。然而，这种对应里有某种奇怪的东西，仿佛在说某人“看上去像一个名叫卡洛斯的人”。对此的解释是，当我们发元音/au/、/ju/时，我们的嘴唇形成了一个大圆圈，与布巴的圆形对应。当我们发/k/或/i/时，舌头的后半部抬起，触碰到处在一个多角构造的上颚。于是，那个形状尖锐的图形自然对应着奇奇这个名称。
这些桥梁通常拥有自然基础，由语言打造。举个例子，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认为，过去在我们后面，未来在前面。但是，这是任意的。举个例子，南美安第斯地区的艾玛拉人对时空的认识有所不同。在艾玛拉语里，“nayra”这个词既表示过去，也有视野中的前面的意思。“quipa”这个词的含义是未来，也表示后面。就是说，在艾玛拉语里，过去在前，未来在后。我们知道这反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也用自己的身体表达那种联系。艾玛拉人把胳膊向后伸展，来指未来；向前伸展，暗示过去。虽然从表面看，这也许显得奇怪，当他们做出解释时，又显得那么合理，就连我们都想改变我们惯用的思维方式了。他们说，过去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看见的东西，因此它在我们前面。未来是未知的，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因此它在我们身后。艾玛拉人向后走，穿过他们的时间轴。于是，不确定的、未知的未来在后面，并随着它变为过去，逐渐出现在视野之中。
我和语言学家马克·特雷维桑（Marco Trevisan）、音乐家布鲁诺·梅茨（Bruno Mesz）设计了一个非典型实验，为的是发现音乐和味道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自然的对应。这个实验把一些音乐家、厨师和神经科学家汇聚到了一起。我们要求音乐家根据甜、咸、酸、苦这四种味道，即兴弹奏钢琴。当然，这些音乐家来自不同的音乐流派和风格（爵士乐，摇滚乐，古典音乐，等等）。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独特的诠释。虽然差距很大，但我们仍发现每种味道都引发了一致的模式：苦对应深邃、连续的音调，咸对应隔得很远的音符（断音），酸对应高亢、刺耳的旋律，甜对应和谐、舒缓、轻柔的音乐。以这种方式，我们得以给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的《她不可爱吗》（Isn’t She Lovely）加了盐，制作了一个酸版本的甲壳虫乐队的《白色相册》（The White Album）。
知觉和行为之间的镜子
我们对时间的呈现是任意、多变的。“圣诞节快要来了”这句话就很奇怪。从哪里来？是从南边来，还是从北边或西边来？实际上，圣诞节并不位于任何地方。它处在时间之中。这句话，以及类似的“我们距离年底近了”，揭示了我们的头脑如何组织我们思维的一个方面。我们在自己的身体内组织它。我们之所以说政府首脑，说某人的左膀右臂，原因就在于此。这些比喻，以及其他众多的比喻[1]，反映了我们如何在一个被身体限定的样板上组织思维。鉴于此，当我们想到别人的行为时，我们会自己把它们付诸行动，用我们自己的声音说别人的话，打别人的哈欠，笑别人的笑。你不妨在家里做个实验，验证这一机制。例如，在一次谈话中，把胳膊交叉起来。那个正在和你交谈的人很有可能也会这么做。你还可以更进一步，做一些更大胆的尝试，例如触摸你的头，或挠你自己，或伸胳膊伸腿。那个人很有可能会效仿你。
这一机制有赖于一种由镜像神经元构成的大脑系统。这些神经元中的每一个都编纂具体的姿势，例如移动一条胳膊、张开一只手。但是，无论那种行为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还是别人的行为，那个神经元都会那么做。正如大脑拥有自发合并来自不同感觉模式信息的机制，镜像系统也自发地允许我们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连接在一起。抬起你的胳膊和观察别人这么做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因为一个是你做的，另外一个不是；一个过程是视觉的，另一个是被驱动的。然而，从概念的角度看，它们十分相似。在抽象的世界里，它们都对应着同一种姿势。
现在，弄清了成年人如何在音乐、形状、声音、语言中合并感觉模式，以及我们如何把感觉和行为联系起来，我们回到婴儿的头脑，具体地询问镜像系统究竟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还是先天的。新生儿懂得把他们自己的行为和对别人行为的观察加以对应吗？梅尔佐夫也验证了这一点，终结了那种认为大脑是一张白纸的经验主义认识。
梅尔佐夫建议做另外一个实验。在这一实验中，他冲着一个婴儿做出三种不同的表情：伸舌头、张嘴、鼓起嘴唇，好像要亲吻那个婴儿。他观察到，那个婴儿有模仿他的每一种姿势的倾向。那种模仿并不恰如其分、步调一致，看来那种镜像并非一种完美的镜像。但是，平均来看，那个婴儿更有可能模仿他或她观察到的那个姿势，而非另外两个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新生儿有能力把观察到的行为和他们自己的行为联系起来，只是与后来语言被引入的情况相比，那种模仿不够精确。
梅尔佐夫有了两个发现，一是我们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另一个是不同的感觉模式之间的联系。这两个发现分别于1977年和1979年被发表出来。到1980年，人们几乎彻底消除了那种经验主义教条。为了给它致命的一击，还有最后一个谜团需要解决，即皮亚杰的错误[2]。
皮亚杰的错误！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做过一些非常有趣的实验，其中之一名为“A还是B”。这个实验的第一部分是这样的：桌子上有两块尿布，一边一个。向一个10个月大的婴儿展示一个物体，然后用第一块尿布盖住（称作A）。那个婴儿找到了它，没有遇到困难，也没有犹豫。
在这一看似简单的任务背后，存在一种名为物体恒存性的认知壮举：为了找到那个物体，必须要有超越事物表象的一种推理。那个物体没有消失，只是被藏了起来。如果婴儿能够理解这一点，那么他必然拥有一种世界观。在这一世界观中，即使我们再也看不见一些事物，它们也不会停止存在。当然，这是抽象的。[3]
实验的第二部分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开始。给那个10个月大的婴儿展示一个物体，然后用尿布A盖住。但是，接下来，在孩子什么也没做之前，做实验的人把那个物体移动到了另外一块尿布（称作B）下面，并且确保那个婴儿看到这一转换。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孩子拿起了第一块盖住了那个物体的尿布，好像没有注意到刚在眼前做的那种转换。
这种错误是普遍的。它出现在所有的文化里，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在约10个月大的孩子中间。实验引人注目，精确，显示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皮亚杰因此断定，这么大的婴儿尚未充分理解物体恒存性的抽象观念。但是，这一结论是错误的。
数十年后，在重新审视这种实验时，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即：婴儿知道物体移动了，但不能运用这一信息。就像在黑暗状态下所发生的那样，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控制非常不可靠。更准确地说，10个月大的婴儿尚未发展一种抑制性控制，即防止他们自己做某种他们已经计划要做的事情的能力。实际上，结果证明，这一例子是规律。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思维的某些貌似复杂、精细的方面（例如，伦理或数学）就已经初具形制了。另一方面，思维的其他方面则显得非常发育不全，需要逐渐地、稳步地成熟，例如停止一项决定。为了理解我们是怎样开始知道这一点的，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审视执行系统，或大脑的“控制塔”。它由一个广大的神经网络组成，分布在额叶皮质里，在童年时期成熟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