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衫、草莓或巧克力的颜色
在评判他人时，成年人难免带有偏见。如果别人与我们相似或是相反，我们不仅记着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和他们行为的来龙去脉（我们也应该这样），还会对做错事的人或是受害者的看法大相径庭（我们不应该这样）。
在所有文化中，我们更倾向于和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结成友谊，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对和我们不同的人，我们的评判通常比较粗暴，显得漠不关心。各种群体、组织会打压与之意见相左的个人，只有少数状况才会接纳和支持。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正式的司法程序中，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一些法官做出的判决显示了种族偏见，不过他们很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男性遭囚禁的比例是白人男性的6倍。这种囚禁率的差异难道不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法官的判决行为准则不同造成的吗？这一看似简单、直接的问题结果却变得难以回答，因为要把这种心理因素和案件特点中可能有的种族差异区别开来，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森德希尔·穆莱纳桑（Sendhil Mullaianthan）找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利用了一个事实，即：在美国，案件是被随机指定给法官的。因此，大体来看，案件的类型和被告的性质对所有法官都是一样的。判决中的种族差异可以潜在地通过案件特点得到解释，或通过被指定律师（不是随机的）的素养得到解释。但是，如果这就是全部，那么这一差异应该对所有法官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在判决的种族区别方面，在法官之间，穆莱纳桑发现了一种巨大的差异（几乎有20%）。就法庭中的种族问题来说，这也许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明。虽然如此，这种方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为它无法分辨法官的判决结果之间的变化是不是由于一些法官歧视非洲裔美国人，或歧视白人，或两者兼具。
在工作面试中，外表也影响着一个人是否有可能被雇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几项研究已经证明，与吸引力不够的求职者相比，有吸引力的求职者通常被判断为更适合做一种工作，或表现更好。被判断为有吸引力的求职者也更有可能被雇用。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里看到的那样，我们往往做出回顾性的解释，来为我们的选择辩护。因此，这种辩解的时间顺序最有可能是这样的：面试者首先决定雇用求职者（基于其外表，当然也考虑其他因素），然后才为此列出一份长长的特点表（能力更强，更适合那份工作，更可靠……），来为自己的选择找理由。其实，选择根本与那些理由无关。
产生这些倾向的相似事例既可能基于外表，也可能基于宗教、文化、种族问题，甚至基于和体育相关的问题。这最后一个例子容易被淡化或认可，因为它被认为是比较无害的。当然，正如我们所知，就连体育差异也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某个人是一个团队、一家俱乐部、一个国家、一块大陆的一分子，荣辱与共。数以千计的人同时感到愉悦和痛苦，而他们唯一的相似点是他们都属于一个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共享一款运动衫、一个街区或一段历史）。但是，还有一种东西，即：以其他组织的受苦为代价的愉悦。巴西队球迷庆祝阿根廷队的失败，阿根廷队球迷庆祝巴西队的失败。利物浦队球迷为打进曼联球门的球而欢呼。在支持我们喜爱的运动队时，我们常常不加掩饰地表达幸灾乐祸，表达我们以和自己不同的人的痛苦为代价的愉悦。
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一种可能是，它有遗传进化根源；在人类历史的某个节点上，共同捍卫属于一个部落的东西是有利的，并因而是合适的。这只是推测，但它拥有一种可以被追踪的、清晰可见的足迹。如果幸灾乐祸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化历史上的一个缓慢的学习过程的产物），那么它应该在我们生命的早期就呈现出来，远远早于我们确立的政治、体育或宗教联盟。事实也正是如此。
温做了一个实验，考察婴儿是选择提供帮助的人，还是选择造成伤害的人。这个实验也是在一个木偶剧院里进行的。在进入剧院前，9~14个月大的婴儿舒服地坐在母亲的膝上，在饼干和四季豆之间做出选择。从表面上看，食物选择揭示了一些倾向和牢固的忠诚。
然后，两个木偶相继进来，它们登场的时间有比较长的间隔。一个木偶展示了一种与婴儿的亲和力，并且说它喜爱婴儿选择的食物。接着，它们离开了。就像以前那样，在另外一个场景里，一个有着与婴儿相似口味的木偶在玩一个球。它丢了球，并且必须应付两个不同的木偶。一个木偶提供帮助，另外一个偷走了球。接下来，研究人员要求婴儿从两个木偶中挑选一个，他们显示了对帮助者的明显偏爱。一个帮助了和我们相似者的人是善的。但是，当丢了球的木偶是那个选择了别的食物的木偶时，婴儿则往往选择偷球的木偶。就像小偷那样，这是美食上的幸灾乐祸：婴儿同情那个不断困扰与自己口味不同者的木偶。
伦理倾向留下了强烈的、有时候出人意料的痕迹。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把社交划分成群体、偏爱我们自己的群体、反对其他群体的倾向继承在人生早期得到表达的倾向。一个已经得到了透彻研究的例子是语言和口音。小孩子对拥有相似口音、说他们的母语的人会倾注更多注意力（提倡双语能力的又一个理由）。在两岁的时候，儿童更愿意接受讲其母语的人送的玩具。后来，到了学龄时，在他们对朋友的选择中，这种倾向变得更加明显。作为成年人，对邻近地区仅仅基于讲不同的语言而显现的文化、情感、社交、政治隔离，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这不仅仅事关语言。总体来说，在他们的发展中，儿童选择与之和谐相处的个人正是在童年时期，他们率先凝视过的人。
正如在语言方面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些倾向随着经历而发展、转变、再次塑造。当然，我们头脑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天生的；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是基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经历形成的。这本书的前提是，揭示并理解这些倾向可以成为一种改变它们的工具。
爱弥儿和密涅瓦的猫头鹰
在《爱弥儿》（Émile, 或Concerning Education）中，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概述了教育理想公民的方法。用当今的眼光来看，爱弥儿的教育多少有些异乎寻常。在他整个童年期间，没有接触过伦理、公民价值观、政治或宗教。他从来没听说过我们当今的父母经常唠叨的一些观点，例如我们应该如何共享、顾及他人，以及其他众多关于公平的观点。没有。爱弥儿的教育与《功夫梦》（The Karate Kid）里宫城（Miyagi）先生给予丹尼尔·拉鲁索（Daniel LaRusso）的教育更为相似，纯粹是实践，没有话语。
于是，通过实践，爱弥儿在12岁时学到了财产观念。这也是他对他的菜园最热心的时候。一天，他拿着洒水壶出现，发现他的菜地被摧毁了。
可是，哎呀，什么景象啊！真不幸啊！……我的劳动、我的照料和辛勤的甜美回报成了什么了？谁抢了我的东西？谁拿走了我的豆子？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第一次感到不公正的痛苦。[12]
爱弥儿的家庭教师与园丁合谋，蓄意摧毁了他的菜地，要求他为损失负责，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园丁指控爱弥儿毁坏了他早些时候在同一块菜地里种的甜瓜。爱弥儿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介于两种法律原则之间的冲突。一种原则是，他坚信那些豆子属于他，因为他费力流汗地栽种了它们；另外一种原则是，作为那片地的合法主人，园丁拥有优先权。
家庭教师从未向爱弥儿解释过这些思想，但卢梭坚持认为，就所有权和责任的概念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介绍。随着爱弥儿思考这一令人痛心的损失状况，思考他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后果的发现，他明白了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够避免他正在遭受的那些冲突。只是在有了这一经历后，他才愿意思考契约和交换。
这个故事的寓意很清晰：不要硬塞给孩子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的词语。他们首先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经历，懂得它们的含义。虽然这是一个在人的思维里一再出现的直觉，在哲学和教育历史的众多里程碑式的文本中一再被重复[13]，如今却几乎没有人再遵从这种建议了。实际上，几乎所有父母都没完没了地表达与我们的行为相抵触的说教，例如关于电话的使用，我们应该吃什么，我们应该共享什么，我们应该怎样说“谢谢你”“对不起”“请”，不要无礼，等等。
我觉得，人的整个状况可以用一个彩罐来表达。如果当彩罐破裂，糖果如雨点般落下，有个人碰上并且看见了这种突然出现、高度复杂的状况，他就会理解我们全部的渴望、罪恶、冲动、压抑，理解我们的幸福感和忧郁。他将会看到，孩子们一窝蜂地去收集糖果，直到他们再也拿不了；一个孩子打了另一个孩子，以便为有限的资源赢得时间优势；一位父亲教育另一个孩子分享他们过量的获取；被制服的小孩子在角落里哭泣。他还会看见官方市场和黑市上进行的交易，看见一些父母协会形成了微政府之类的组织，以避免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