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的痕迹
人们构建信心的方式很像数字足迹。一些人用做事过程中细微的差异来表达信心，其他人则用极端的怀疑或坚信来表达。也存在文化特征，亚洲一些地区表达确信的方式和西方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几乎所有人都曾有过盲目自信的经历，例如我们认为自己在一场考试中考得还不错，结果却考砸了。大多数人也知道，一些人对自己的知识评估十分精确，因而有一种十分准确、可靠的信心感，知道何时赌一把、何时不赌。于是，信心成了窥见一个人认知水平的窗口。
信心的精确性是一种个人特征，类似于身高和眼睛的颜色。但是，与身体特征不同，改变、变更这种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就像一种身份特征那样，它在大脑的解剖结构中也有标志性特征。如果谁的信心系统更准确，那么他在一个名为“布罗德曼区域10”（或“BA10”）的侧前皮质（lateral front cortex）区域里就拥有数量更多的连接（用轴突的密度来衡量）。此外，在组织其大脑活动时，那些有着更为精确信心感的人的BA10区域被更为有效地和大脑中的其他皮质结构连接了起来，例如角回区和外侧额叶皮质。
只有当人们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身体内部（例如，关注自己的呼吸）时，才能观察到拥有精确信心感的人和那些不拥有的人之间存在的这种功能性大脑连接差异。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外部世界时，则观察不到。这在两种表面上几乎没有联系的变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两种变量分别是我们的信心感和我们对我们自己身体的认知。其共同点是，它们都向外引导我们的思绪。说明要提高我们对做决定系统的准确信心，学会观察、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办法。
要觉察我们是否相信自己，我们的大脑运用了内源变量。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流汗、结巴、视线低垂或表现其他反映怀疑的身体迹象，我们就会感到缺乏信心。我们运用这些身体迹象来观察他人的信心，它们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信心。
乐观主义者的本性
当怀疑和确定之间的平衡适用于不可知的后果时，我们的信心就把我们分成了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确信他们会事事顺遂，拿下每一场重要的比赛，永远不会失业，可以发生用不着保护的性行为或毫无顾忌地开车，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可以免遭风险。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遭到各种打击，尽管我们每天都能获得相反的证据，乐观主义却幸存了下来。乐观主义者大脑中对这一谜团的解答是选择性忘却。就像每个元旦那样，每个星期一都充满了一再重复的诺言；每一次爱都是对我们的生活的爱，这一年我们绝对会赢得冠军。乐观主义者在许下这些美好愿望的时候完全无视了还有大量的别的星期一、大量的别的失望。我们真的这么无视证据吗？在我们的大脑中，造成这种对乐观主义的宗教激进主义固守的机制是什么？在接受这种挥之不去的乐观主义是基于一种幻觉的同时，为了应对它，我们又做了什么呢？
人类学习（现在主要委托给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最普遍的模式之一是预测误差。它是简单的、直觉的。第一个前提是，我们的每个行为（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都构筑在对即将发生事情的预先模拟。举个例子，当我们在电梯里和某人打招呼时，会假定那个人会给出积极回应。如果那个人的回应与我们期盼的不同，非常热情或非常勉强，我们会感到吃惊。
预测误差表现了我们期盼的情况和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情况之间的差异，而这在基底神经节中的一个神经元回路中实现编码。这种回路产生了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递素。在进入各种大脑结构的旅行中，它发挥了惊奇信使的作用。多巴胺通过信号辨认出预言的情况和实际情况不一致，从而形成学习的动力，因为多巴胺浇灌的各种回路具有了易变性，易于改变。在多巴胺缺席的情况下，神经元回路是顽固的，不太容易变化。
在每个星期一和每个新年前夜，我们希望的循环更新都迫使我们进入这一学习系统。在现实达不到预期时，如果大脑不产生一个不一致信号，我们会无限地更新希望。那就是发生的情况吗？如果是这样，情况究竟怎样？这是乐观主义者的神秘天赋吗？
在英国神经科学家塔丽·夏洛特（Tali Sharot）做的一个相对简单的实验中，所有这些问题一起得到了解答。在实验中，她要求人们估计各种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在60岁前死去的可能性有多大？发展一种退化性疾病的概率有多大？出车祸的概率有多大？
参与实验的人里，大多数人都觉得，他们遭遇不测的概率低于统计数字的暗示。也就是说，在尝试评估风险（乘坐飞机飞行和城市暴力显然是例外）时，多数人无疑是乐观的。
但是，最有趣的是当人们的信念和现实不一致时发生的情况。举个例子，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估计罹患癌症的可能性，并在稍后告知，他们罹患癌症的平均概率接近30%。
按照预测误差模式，人们应该运用这一信息来变更他们的信念。当大多数人发现现实比他们预计的要好时，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那些相信他们罹患癌症的概率比现实还大的人把他们的预测值调整到了一个与真实的值非常接近的值。举个例子，在后来的采访中，那些原来认为自己的概率是50%的人以35%左右的值回应，十分接近于真实值。
反之，那些相信他们罹患癌症的概率低于实际的人（例如，那些回答说是10%的人）改变他们的信念的幅度却很小。在随后的采访中，在听到罹患癌症的概率实际上是30%的坏消息后，当再次被问到时，他们仅仅把估计调整了1%或2%（最多不过11%或12%）。就是说，当那些人发现真相比他们想象的糟糕时，他们做的调整小得多。
与此同时，头脑里发生了什么呢？每当我们发现一个令人满意或有益的信息时，左额叶皮质的一个名为额下回的小区域里的一组神经元被激活。另一方面，当我们获得我们不希望获得的信息时，大脑右半球对应区域里的一组神经元就会活跃起来。大脑的这些区域里确立了好消息和坏消息之间的一种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有两个陷阱。其一，它更关注好消息而非坏消息，一般会制造一种朝向乐观主义的趋势；其二，也最有趣，这种平衡中的倾斜因人而异，从而揭示了乐观主义背后的机制。
当我们发现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好时，左半球前额脑回中的神经元的激活作用个体差异不大。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世界比我们认为的差时，右半球前额脑回的激活作用却因人而异。在比较乐观的人中，这种激活作用被降到了最低，仿佛他们真的对坏消息视而不见。在比较悲观的人中，发生了相反的情况；激活增强了，增强、增多了负面信息的影响。区分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生物学秘方不在于他们评估好消息的能力，而在于他们无视、遗忘坏消息的能力。
举个例子，很多母亲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们在生孩子时经历的疼痛。这种选择性遗忘雄辩地阐释了乐观主义的机制。如果疼痛在她们的记忆里非常真切，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独生子女。新婚夫妇中也发生了相似的情况，他们中没有人相信自己终将离婚。然而，根据因时间、地点而变化的统计数据，他们中有30%~50%会离婚。当然，在他们发誓永远相爱时，无论爱和永远意味着什么，都不适合发布关于人际关系的统计学数字。
过分或不充分的乐观主义的代价和收益相当明确。我们有直觉的理由鼓励一定程度的天真的乐观主义，因为事实证明，它是行动、冒险、创新背后的驱动力。如果没有乐观主义，我们永远不会登陆月球。乐观主义也以一种相当普遍的方式，与更好的健康、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相连。因此，我们不妨把乐观主义想成某种小疯狂，它推动我们去做我们在相反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作为它的反面，悲观主义会导致怠惰，严重情况下则会导致抑郁。
但是，当过分的乐观主义鼓励冒险、不必要的决定时，我们也有不错的理由来节制它。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把发生车祸的风险和醉酒、使用手机、不系安全带联系了起来，并且这些数据仍在继续积累。乐观主义者知道这些风险，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自己会免于风险。他们觉得他们不在统计数据之内，而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们都是例外，规则就不存在了。这种膨胀的乐观主义有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但这些后果并非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