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乐工厂
大麻是一种原产于南亚的植物。至少5 000年以前，它就被用来制作衣物、帆、绳索和纸张。把大麻当药物[7]来用的做法也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有记录显示，古埃及的木乃伊和雕像也使用了大麻。
20世纪70年代，禁止大麻用于娱乐、医疗领域的法律激增。大约40年后，这一浪潮开始消退。事实上，一种药物的合法性的突然改变往往忽略了其生物学功效的机制和细节。为了做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无论这个决定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你都需要知道不同的药物如何影响大脑和心理。就大麻的情况来说，这一点目前尤其有意义，因为大麻的合法化正在受到广泛讨论。
在20世纪70年代，大麻、鸦片（作为吗啡和海洛因）、可卡因是三种使用最广泛的娱乐毒品。鸦片和可卡因中的这些作用于神经的化合物，以及它们主要的作用机制，已经得到了验证。关于大麻，人们则基本上一无所知。在魏茨曼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在洛克菲勒大学做了博士后之后，年轻的保加利亚化学家拉斐尔·马克拉姆（Raphael Mechoulam）返回以色列，以消除这种无知。搭建大麻的化学分子和它对身体、头脑的作用之间的桥梁已然是一种重要的声明：
我认为，科学学科的划分不过是运用我们有限的能力去学习、理解几种科学领域的许可。在自然界中，边界是不存在的。
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意图的宣布界定了马克拉姆的研究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是对那种遗产的继承。
他的道路并不平坦（现在也是），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想研究的物质的非法性。为了工作，他不得不采用让绝大多数研究者想象不到的花招。首先，他必须获得大麻。马克拉姆利用他的军事经历，说服以色列警方，让他获得5公斤黎巴嫩大麻，以开始他的长期项目。他接下来的任务是从化学上分离构成大麻的近100种化合物，然后用猴子进行实验，以确定哪种化合物对精神产生了作用。由于不容易分辨猴子何时飘飘欲仙，他以镇定作用为标志，来确定每种化合物的潜能。就这样，在1964年，他成功地确定了Δ1-四氢大麻酚（Δ1-THC，现在名为Δ9-THC）是大麻在精神方面起作用的主要化合物。其他在大麻中常见的化合物，例如大麻二醇，则不具有这方面的作用。然而，作为抗炎症药物和血管舒张药，它们却具有影响心理状态的作用。实际上，它们是大麻药用的首要关注点。
要想研究一种植物的作用机制，发现其活性成分只是第一步。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引发了欲望和大笑的发作、知觉的改变？马克拉姆的第二个大发现确定了大脑里具体对Δ9-THC起反应的受体。所谓受体，指的是神经元表面的分子传感器。药的活性成分像钥匙，受体则是锁。在大脑的所有锁中，Δ9-THC只打开一部分锁，它们被称作大麻素受体。我们现在知道了两类受体，一类是CB1，在分布于众多大脑区域的神经元；另一类是CB2，调节免疫系统。[8]
当一个分子适应一个神经元表面的受体时，它能在神经元内部造成不同的改变，或者激活神经元，或者使神经元失去活性，或者使神经元更灵敏，或者改变神经元和其相邻神经元交流的方式。这种情况在拥有这类受体中的数百万个神经元中同时发生。另一方面，这种分子对不拥有回应Δ9-THC的受体的神经元不起作用。
分子和它们的受体并不完全适应。钥匙有时候打不开锁。适应性越强，药物反应就越有效、越强。通过研究大麻的化学结构，马克拉姆合成了一种化合物。这种化合物的效力是Δ9-THC的100倍。5克这种化合物产生的效力相当于约25磅大麻。
为什么人类大脑的神经元会有一种明确的受体，来适应一种生长在南亚的植物？要说一种毒品千百年来仅生长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地区，而人的大脑却拥有一种探测它的机制，着实令人奇怪。对那些不吸食大麻的人，这种系统没用吗？这些受体在人的大脑中那么突出，难道仅仅是闲在那里等待大麻的流行？
答案是否定的。大麻素系统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关键的管控系统，无论我们吸食大麻与否。这一谜团的解答是，身体生产它自己的“大麻”。
1992年，在发现THC近30年后（科学烹饪需用慢火），马克拉姆（岁数大了，但依然百折不挠）得到了第三个大发现，即一种内源化合物。这种化合物是身体自然产生的，但效果和大麻一样。他把这种化合物称作花生四烯酸乙醇胺，因为它是一种产生“ananda”的胺化物。“ananda”是梵语词，指的是福乐。
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生理幽暗、私密的沉默中，我们每个人都制造大麻。与花生四烯酸乙醇胺自然产生的状态相比，因为吸食大麻而产生的大麻素受体的激活要强得多。几乎所有的毒品都是这样。举个例子，与吗啡或海洛因相比，奔跑时我们体内自然产生的内啡肽（内源类鸦片物质）对我们的类鸦片受体的激活作用要弱得多。
这一差异是关键所在。在众多情况下，两种化合物之间的根本差异不是在研究它们的作用机制中被发现的，而是剂量。举个例子，哌甲酯（利他林）和可卡因产生作用的机制完全相同，第一种是合法的，被用来治疗儿童的注意力缺乏症。撇开可能的药物滥用不提，使用哌甲酯显然不会对可卡因上瘾。这一根本差异背后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它的浓度。[9]
大麻的边界
CB1大麻素受体分布于大脑各处。这把它和多巴胺受体（接受可卡因）区分开来。多巴胺受体只存在于大脑的某些区域。这意味着，不同大脑区域里的众多神经元随着大麻的吸食而改变它们的功能。关于大麻的生物化学特性，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详细了解。举个例子，在下丘脑被发现的、名为POMC的神经元生产一种造成饱腹感、抑制食欲的荷尔蒙。但是，当CB1受体活跃起来，它在神经元中开启了一种结构变化，使之生产另外一种荷尔蒙。这种荷尔蒙效果不同，刺激食欲。从生物化学角度对大脑的荷尔蒙工厂进行的仔细研究解释了所有大麻吸食者都了解的效果——饥饿感。这是一种食不餍足的饥饿感，无论吃多少都不减弱。
虽然我们已经详细了解了大麻和食欲之间的关系，大麻认知效果的生物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谜。那些吸食大麻的人觉得他们的意识改变了。科学怎样才能研究感觉这样一种主观方面呢？我指的不是在吸食大麻后人们会记住多少或做加法运算有多快，而是内省问题。吸食大麻后出现的思维重组是一个谜，科学家对它知之甚少。
在大麻的认知效果方面，科学信息的缺乏首先是由于大麻的不合法地位。在相对缺乏的科学文献中找到共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快速浏览之后，我发现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结果，有的说大麻影响记忆，有的说不影响；有的说它大大改变了一个人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有的说它根本改变不了。
我们不习惯于科学文献中的这种分歧，但实际上这种分歧并不局限于这一领域。不妨做一个非药理学类比，一个孩子花几个小时玩电脑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如果有父母想找这方面的信息，按时管制对屏幕的接触，那么他将发现一团乱麻。有的文献会认可游戏对认知发展、注意力、记忆的益处，有的会警告它对社交发展的有害效果，等等。
文献中对大麻描述的不一致有好几种解释。首先，大麻不止一种，而是很多种。它的浓度和成分不同（THC的多少），吸食它的方法、数量、吸食者的新陈代谢也是如此。不妨举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这就像吃糖，无论吃糖是好是坏。这取决于人们体内有多少糖，要吃哪几种糖，谁在吃糖，等等，无论他们是否肥胖、患糖尿病、非常消瘦、低血糖。
存在结论如此不同的研究这一事实暗示，大麻可能的风险并不普遍。另一方面，如果把全部科学文献当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一致的发现：无论是吸食时，还是在吸食之后一段时间，大麻都有在青少年或曾有精神异常的人群中引发精神病的风险。实际上，不单单是大麻，绝大多数毒品都有这样一个共同作用：大量吸食的年龄影响其上瘾潜能。吸食者开始吸食时年龄越小，对该物质上瘾的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