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脑在不断改变
什么促使我们的大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改变？
当我们逐渐衰老时，学东西（例如学习一种新语言或演奏一种乐器）真的困难多了吗？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学音乐非常容易，另外一些人却那么难？为什么我们都自然地学会了说话，而数学却让很多人感到头疼？为什么学一些东西那么费力，学其他东西又那么容易？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考察学习的历史，考察努力和德性，考察记忆技巧，考察我们学着去阅读时大脑所发生的剧烈变化，考察大脑的改变能力。
德性、遗忘、学习和记忆
柏拉图讲述了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的一次散步。在散步中，苏格拉底（Socrates）和梅农（Menon）热烈地讨论了德性。德性可以学吗？如果可以学，怎么学？在讨论之中，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观点：德性是不可能被学习的。不仅如此，什么都不可能被学习。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拥有所有知识。因此，学习实际上意味着记忆。[1]这种推测既美妙又大胆，深植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教室里不同版本的苏格拉底教导之中。
这有些奇怪。古代大师在质疑比较直观的教育见解。教学不是传播知识，而是老师帮助学生表达、唤醒他们已经拥有的知识。这一观点在苏格拉底的思想里居于中心位置。按照他的看法，在每次生育时，在众多游荡在诸神之地的灵魂中，有一个会下来，把它自己关在新生儿的身体里面。它在路上渡过了忘川，在那里忘掉了它知道的一切。它完全以遗忘开始。人生之路和教育之路就是不断想起我们在渡过忘川时遗忘的东西。
苏格拉底向梅农提出，即使最无知的奴隶也知道德性的秘密，知道数学和几何最复杂的成分。当梅农表示不相信时，苏格拉底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建议在实验领域解决争议。
人的思维的一般概念
梅农随后唤来了他的一个奴隶，结果这个奴隶出乎预料地成了教育史上一个巨大的里程碑事件的主角。苏格拉底在沙地上画了一个正方形，然后一连问了很多问题。正如数学著作是最精致、复杂的希腊思想的一种记录，梅农奴隶的回答显示了那个时期的流行直觉，亦即常识。
在对话的首个关键段落里，苏格拉底问：“我必须怎样改变边长，才能让正方形的面积翻倍？”迅速想一个答案，要凭借直觉，而不是陷入细致的思考。在那个奴隶回答时，他可能正是这么做的。他回答说：“我只要把边长加倍就行了。”然后，苏格拉底又在沙地上画了一个新的正方形。那个奴隶发现，它是由四个与原来的正方形一样的正方形构成的。
那个奴隶于是发现，把正方形的边长加倍让它面积翻了四倍。苏格拉底继续进行他的问答游戏。就这样，通过以他已知的东西为基础回答，奴隶表达了他凭直觉认识到的几何原理。他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并纠正错误。
到了对话的结尾，苏格拉底在沙地上画了一个新的正方形，它的边长是此前正方形对角线长度。
然后，那个奴隶能够清晰地看到，它由四个三角形构成，而原来的正方形只由两个正方形构成。
“你同意这是一个面积是两倍的正方形的边吗？”苏格拉底问道。
奴隶回答“是”，就这样概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边和对角线之间的二次方关系。
对话结束时，仅仅通过回答问题，奴隶就认识到了西方文化中最受重视的定理之一的基本原理。
“你怎么想，梅农？那个奴隶表达了任何不属于他自己的观点吗？”苏格拉底问道。
“没有。”梅农回答说。
心理学家、教育家安东尼奥·巴特罗（Antonio Battro）明白，就是否存在持续数百、上千年的直觉而言，这场对话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实验的种子。我和我的研究生、生物学家安德里亚·戈尔丁（Andrea Goldin）承担了这一任务。我们向儿童、青少年、成年人提出了苏格拉底的问题，发现尽管对话已经发生了2 500年，他们的回答还是几乎一样。我们与古希腊人非常相似[2]，我们了解同样的东西，我们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示，有些推理方式根深蒂固，穿越千百年而几乎不变。
在这里，苏格拉底的对话是否真的发生并没有什么关系。也许，它只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做的一种精神模拟。然而，我们的确证明，对话好像是真实的，因为它的发生和所写的一模一样。数千年后，在面对相同的问题时，人们的回答和那个奴隶一样。
我做这个实验的动机是考察人类思维的历史，验证一种假说。这种假说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们对的简单数学直觉的表达有可能和21世纪南美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学生一样。
安德里亚的动机则不同。她的动机是理解科学将如何改善教育（我在她的身旁了解这一抱负）。这驱使她在同一实验中问了大为不同的问题：对话真的像假定的那样有效吗？回答问题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