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女性眼中的男人和真实的男人(4)
男人们崇拜安迪，正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救赎者。他给予了男人们以救赎的希望和勇气，为他们树立了榜样，使他们看到了生命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大多数男人都在“要么忙着生存，要么忙着死去”
的年代，灵魂陷入一片迷茫与黑暗之中，他们痛苦地挣扎却始终找不到方向，于是渴望着救赎。而真正的圣者都活在早已久远的年代，所以指望被救显然不切实际。如此，男人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像安迪一样，先努力使自己变成强者，然后把自己拯救出来。
至于要不要再继续做一个救赎别人的圣者，这恐怕就要从长计议了。毕竟，强人谁都能做，而圣贤，还得看造化。
大爱辛德勒
奥斯卡·辛德勒，德国人，生于1908年，卒于1974年。他是一个成功的战争投机商人，在二战中先是诱逼着犹太人给他投资，然后又在种族大清洗中雇佣了廉价的犹太劳动力为他的军工厂生产军需用品，为此，他凭借着极低的生产成本，发了很大一笔战争财。他又是一个被人类永远铭记的人物，为了拯救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他竭尽所能地贿赂纳粹官员，以至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财产，一共救出了1200名犹太人。
商人在我们的眼中总是唯利是图的，只要能将利润最大化，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违背道德、泯灭人性。这一点，从中国目前的食品生产现状就可看出。无论是勾兑着工业酒精的白酒，还是加着三聚氰胺的奶粉，抑或是饭店里炒菜用的地沟油，每一项都是在光鲜外表的掩饰下进行着罪恶的黑色交易。我们根本不可能想到，真相竟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于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个“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站在我们面前，此时我们才明白，这就是商人的本质。所以，身为投机商的辛德勒，无疑具有着“唯利是图”的商人本质。他好色，喜欢享受，战争初期他还是国会党的党员，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他充分利用着和纳粹军官的个人关系，将对资本的攫取达到最大化。
然而商人终究是人，不是光会赚钱的机器。在辛德勒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种人性的回归。孔老夫子在几千年前就有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论断，即使后来的学者和专家都认为这是错误和片面的，说人性应该取决于自身生活的社会环境，但是我们还是倾向于相信“善”是人性的主要方面。当代人学家张容焕在2009年4月对于人性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人性是真理性在人身上的自由表达。当人理智地释放人性的自由时，自我的良心就给予意志上的平等，自我的欲望就回归到美善的表达，爱的情感随之产生，人就会在人格上得到某种满足，身体上的满足是快乐，心灵上的满足是欢喜，这种人格（身心）上的满足就是幸福。我想我个人更喜欢这样的一种“人性”的表达，它不是冷冰冰的社会关系，而是一种自由的情绪表达，这种情绪包括爱、善、满足和快乐。由于付出了爱和善所获得的满足与快乐是比金钱还要珍贵还要诱人的幸福。这样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作为商人的辛德勒最后为了拯救犹太人而宁愿倾家荡产，那是埋藏在他心灵深处的人性使然，由此所换得的满足感与幸福感，远远超过了拥有金钱的快乐。
女人在观看《辛德勒的名单》时会不止一次地落泪，而男人则把“辛德勒”这个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男人之所以会崇拜一个人，将其视作偶像，究其根本无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很勇敢，二是他很聪明。勇敢可以让人战胜恐惧，智慧可以让人解开难题，它们是男人在前进的道路中十分渴望得到的两件法宝。而对于辛德勒来说，他既是一个勇敢的人（在纳粹疯狂清洗犹太人时，他却在拯救他们），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整天绞尽脑汁，周旋于纳粹官员之间，想尽各种理由、各种借口，只为让自己的救援看上去是一种合乎常理的商人行为），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心中还怀有着怜悯和善意。
这种情感促使着他渐渐地用平等的态度去对待所有生命，特别是犹太人。
善良一直是男人在潜意识中十分推崇的一种品质。为什么是潜意识呢？这个不难解释：天性好斗、对胜利无限渴望的男人无疑将勇气和智慧放在第一位，这样有助于他们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而在他们的心底，对于善良却无限憧憬。虽然憧憬着，可是男人不愿意表现出来，他们认为过多的善良会弱化男人的攻击性，所以只能把它藏在心底。
这就是为什么善良的女人会很容易打动男人的心，因为她们的善良唤起了男人心中那最为柔软的情感。表面冷酷、狡猾，而且唯利是图的辛德勒，内心里蕴含着极大的善良，这种善良是在一次又一次目睹了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后被逐渐激发出来的。直到最后，德国战败，准备开始逃亡的辛德勒收到了一枚刻有“凡救一命，即救全世界”的金戒指，这是那些被他救出的犹太工人特意为他打制的。看着这枚意义重大的戒指，辛德勒的善良如洪水一般汹涌而出，他泣不成声地跪在地上，懊悔着自己如果再多赚一些钱，或者如果他过去不生活得那样奢侈和挥霍，那么他就可以再多赎回几条犹太人的生命……
战争结束时，波兰只剩下不到四千名犹太人，而今天有六千多人都是辛德勒救下的犹太人的后裔。1958年，辛德勒获得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颁赠的正义勋章，并被邀请在正义大道上植树。1993年，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怀着感恩和崇敬，以及对那段残忍历史的强烈控诉，将辛德勒的事迹拍成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为我们讲述了震撼灵魂的真实的故事，也让全世界人民，而不仅仅是犹太人，记住了这个叫做辛德勒的男人。
男人们明白，勇敢和智慧或许能够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甚至建立载入史册的丰功伟绩，然而要想永远被后人所敬仰与铭记，就必须要保持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必须要有一颗善良和仁爱的心，这才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和环境中都不该丢弃的最为宝贵的东西。
爱自己，也爱他人，这就是人性的善良，这正是人间的大爱。
复仇的小马哥
仇恨是人类的一种很特殊的情结，它往往由不公而引发。当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心底就会埋下仇恨的种子，而且这种不公正的程度越强烈，仇恨也就越发加深，以至于会令其产生“复仇”
的念头。
复仇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体验和感受到自己曾经的遭遇，让他们也品尝到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痛苦。当看到仇人也像曾经的自己那样或悲痛或呻吟或茫然无助时，复仇者会因为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而感到满足，从而也可以说是实现了自己的复仇目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有仇不报非君子”，这表达了一种对于仇恨的基本态度，同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者爱人”、佛教里讲求的“慈悲为怀”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它虽然不属于主流的、正面的、积极的道德准则，却是同人性中追求一切平等的本质暗自相合的。说白了，复仇就是一种极端的渴望平等的表现，只是这种平等不是为了自己而争取的，而是指向了自己的仇人。
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它告诫那些复仇者不必鲁莽行事，而是要积攒力量、寻求时机，待到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方可以牙还牙，一雪前耻。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复仇的经典故事，最早的也是最有名的复仇者恐怕要数越王勾践。勾践先是忍气吞声地过了三年的“入吴为奴”的生活，然后又花了十年的时间“卧薪尝胆”，苦心经营复国方略，最终灭了吴国，完成了复仇大业。勾践可谓严格践行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古训”，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赞扬他为图雪耻而苦心经营十数年的毅力和决心。处于仇恨情绪中的人，其潜能和意志竟被如此最大化地激发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复仇”一直是文学、影视作品中比较受人偏爱的主题，因为目睹了现实社会的许多不公之后，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之中，而在这些艺术形式之中，这种轮回能够得到最完整，也是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没有什么比看到复仇者手刃仇人更大快人心了，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暴力和残忍的体现，不合乎善良和宽容的传统道德规范，但是我们却丝毫不会有内疚之感，因为这完全是一种“因果报应”，合乎广泛意义上的平等理念。
今天再看吴宇森指导的两部《英雄本色》，你会发现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这个角色原来根本算不得男一号，甚至在第二部里面，他只是一个被人们所怀念的影子式的人物。然而奇怪的是，“小马哥”
却成为一个永恒经典的银幕形象被影迷们所铭记。你或许还能想起其中的两兄弟张国荣和狄龙，却恐怕早已忘记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名字，事实上他们的演技也的确可圈可点，在剧中不可或缺。可是我们最后只记住了“小马哥”周润发，而且还十分主观地把他当做了《英雄本色》的男一号，究其原因，恐怕还得同“复仇”二字联系起来。
在第一部《英雄本色》中经历了大喜和大悲的小马哥虽然从表面上看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心里却有着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他重视兄弟情义，也相信通过个人的力量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成为“神”。在阐述自己的复仇理念时，他是这样说的：“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只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在拿回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的过程中，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也在其中得到了体现和证明。虽然在第一部的剧情里，小马哥已经死去，但是第二部《英雄本色》却从一开始就向观众暗示了这个人物的回归。周润发出演了小马哥的孪生弟弟阿健，虽然有着和哥哥不一样的发型和着装，而且还细腻到能够做出一桌好菜，但是当他在最后的复仇之战开始前于慢镜头中郑重地披上了哥哥死时满是弹孔的风衣时，我们无疑看到了“小马哥”的“复活”，并且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复活。这个影子式的人物终于从人们的怀念当中走了出来，附着在弟弟的身上，再次燃着复仇的火焰冲锋陷阵于枪林弹雨之中。
男人们总说，小马哥是一个值得去崇拜的真爷们儿。他为朋友甘愿两肋插刀的义气和忠诚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极度缺乏的。但是，即便小马哥的兄弟义气能够打动男人，却未必有人会向他学习，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最重要的并不在这里。
和只知一味妥协退让，希望改邪归正的豪哥（狄龙饰演）不同，小马哥对于自己失去的东西不会轻言放弃；和坚信正邪不两立，甚至不顾兄弟情义的阿杰（张国荣饰演）也不同，小马哥能够清楚地明辨善恶和对错。这样，他便扮演了复仇行动中最为坚定的力量，同时也是化解两兄弟之间矛盾的最为关键的人物，虽然最后不幸中弹身亡，但是他已经将“拿回失去的一切”的复仇理念传播开来，使别人于失望和无助中重拾信心，振作起来，并最终手刃仇敌。
当一个男人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能不能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夺回来，是判断他个人价值和素质的最高砝码。复仇不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也不是山野村夫和粗野莽汉的举刀砍人、尸横遍野，它应该是一种为了讨还尊严和荣誉的伟大行为，无关于血腥或是暴力，更无关于权力或是金钱。它不是那种被世俗名利所累之物，而是人类对于公平的向往与追求。
当复仇终结，一切仇恨也将烟消云散，被打乱的人类秩序再次恢复正常，阳光重新照耀大地。复仇者留下一个淡定的笑容和一个单薄的背影，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多年之后，他会被我们忘记。而人类的追求公平之路，还将继续。
强壮的洛奇
在步入正题之前，想先和大家讨论一下有关审美的问题。在没有西方的文化和观念植入之前，中国人是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审美标准的。
无论是最早的“楚王好细腰”，还是唐代的“以胖为美”，抑或是喜欢女人芊芊玉足的李后主，普通民众的审美取向总是被统治者所引领，他们不仅是权力的最高统治者，而且主导了各个时期的潮流，甚至其中的一些还产生了非常长远与恶劣的影响（比如说“缠足”）。当然，对于中国的审美文化来说，这些只能算作是一个片段或是缩影，而真正的主流，自然还应该是源自民间。
概括地说，传统的中国人比较喜欢含蓄、内敛和端庄的美，五官的线条应该柔和而圆润，身材自然要纤细和娇媚，因为“瘦”是一切美的前提。这是男人们眼中标准的美女形象。而对于传统的中国女人来说，却很难概括出一个比较统一的“帅哥”标准。这点同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女性“性意识”的压抑是不无关系的。古书上记载的着名帅哥有“徐公”和“潘安”：徐公是战国时期齐国公认的美男子，至于怎么美，古人没有做交代，徒有一个名号而已；潘安则生活在汉末的魏晋六朝时期，古书上对于他美貌的描述也只限于“美姿仪”三个字，笼统而模糊，叫后人甚是费解。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潘安不光长相俊俏，而且还非常有气质，是一个内外兼修的美男子。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三国的时候说：“那时候江东的老百姓都称孙策为‘孙郎’，称周瑜为‘周郎’。郎，就是小伙子，有赞美的意思。所以，‘孙郎’就是‘孙帅哥’，‘周郎’就是‘周帅哥’。”原来“郎”
是古代人民对于“帅哥”的称谓，而这些称谓也显然是有着历史沿革的痕迹的，后来的“郎”就只能代表“男子”的意思而毫无感情色彩可言了。（比如《水浒传》里的着名人物“武大郎”，虽然也叫“郎”，可是跟“帅哥”扯不上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