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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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40年代，就有一些外国友人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延安。阳早与寒春就是其中两位。
先进入延安的是阳早。
阳早出生在美国纽约州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因自小过惯了农场生活，他天然地对动物有种亲近感，尤其喜欢养牛。上大学时，他一开始学的是医学，但很快就转到了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41年5月，阳早学完他觉得对养牛有帮助的所有课程后，就休学回家养牛务农。
农场工作繁重，周末，阳早大学时的好友韩丁会前去帮忙，偶尔他还带着姐姐韩珍和妹妹寒春一起去。韩珍当时在农业安全管理局工作，闲聊时她总会告诉他们一些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新鲜事，还会带去一些进步书籍。几个年轻人一起阅读、争论，乐在其中。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决胜阶段。阳早迫切地想要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去。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展示的另一个世界——延安，一直在阳早的脑海中盘桓，他决定去中国看看。
1946年，阳早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身份前往上海。
下飞机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展现在他的眼前：灾荒严重，街道边、村庄里到处都是难民、乞丐；不少人伏倒在路边奄奄一息，甚至默默死去——不是因为没有救济粮，而是官员们极度腐败，扣留救济粮以获取暴利。阳早眼看无可作为，干脆辞去了救济总署的工作，直奔延安。
到了延安，阳早被安排在光华农场。让阳早欣喜的是，农场里有30多头荷兰奶牛。重操旧业的阳早每日卖力地工作，闲暇时，他还认真学习中文，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生活。
1946年年底，党中央得到胡宗南部队要大举进攻延安的消息，紧急安排全城疏散。一天夜里，听到袭击警报，所有人火速行动，阳早他们赶着驴走在最后。不料，一头驴在过河的时候受了惊吓，发疯似的把背上的东西甩下河，掉头便往上游跑。阳早二话不说，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抢救包裹。
依靠侦查员送来的消息和沿途村民的帮助，他们躲过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从陕西一路走到河北，后又返回陕甘宁边区。这趟艰辛又漫长的旅程，带给阳早极大的震撼。他迫切地想把这一切告诉在美国的朋友，他骄傲地在信中说：“同样是问路，我们问，老百姓带着我们走，‘白军’问，老百姓就不告诉他们，事后还偷偷给我们送信。我们的待遇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一封又一封信，飞到了大洋彼岸的寒春手里。
和阳早不同，寒春的家境极其优越。母亲卡玛丽塔·辛顿是美国男女同校寄宿制高中的创始人，父亲是专利律师。数学家乔治·布尔，测量专家乔治·埃佛勒斯，以及文学经典《牛虻》的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都是她的家族成员。
寒春热爱自然科学，大学就读于物理系，专攻核物理方向。因学术成果出色，“二战”期间，寒春被召集加入“曼哈顿工程”，参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阳早的来信无疑让寒春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阳早在信中言辞激切地劝她：“你快来看看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来晚了就错过末班车了！你那个物理研究，什么时候搞都不迟。”在阳早的多番催促下，寒春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美国。
1948年，寒春历经18天的海上颠簸到达上海，又几经波折，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向延安进发。一路上，寒春激动不已，放声高歌。
一别三年，两个人乍一看彼此已经有些陌生的脸，怔了一下。寒春率先向阳早大步走过去，出人意料地朝着他的肩膀就是一记重拳，阳早也回击了一拳。
就这样，阳早与寒春在延安喜结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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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组织上分派寒春、阳早和其他几个同志到北边开拓新农场。几经跋涉，牛拉的大篷车载着他们来到内蒙古的城川，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三边农场”。
内蒙古草原上的风景美不胜收，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山包和漫无边际的旷野让人心旷神怡。初到当地时所见的一幕，深深地刻在寒春的记忆里，46年后的1995年，她还把那一幅场景用电脑画出来，打印后寄给儿子。
但回归具体生活，他们遇到的困难比在陕北时还要多。在内蒙古，昼夜温差大，且冬季漫长，晚上睡觉时，只有炕上是暖和的，屋子里冷得像冰窖，毛巾挂起来，不到10分钟就冻硬了。这里蔬菜很少，只有白菜和苦荠菜。
这里的工作也很难展开，经历了一系列挫败后，寒春意识到，要先和蒙古族邻居们交上朋友。她以请教如何制作奶酪和奶油为由，接触了住在附近的嘎拉。她们一起做奶油、骑马、拜访朋友，嘎拉搬家，寒春挑着扁担帮她运东西……她们很快就亲密起来。
寒春送给阳早的用泥土做的“生日蛋糕”
蒙古族人祖祖辈辈依靠天然食物喂养牲畜，经过几个世纪的放牧，当地牧场已经相当贫瘠。阳早和农场员工想办法种植玉米和新品种牧草，改善冬季饲料严重不足的状况。他们还用优良种羊提高本地绵羊产毛的数量和质量，用大型驴、荷兰奶牛与当地牲畜配种。慢慢地，良种繁殖的观念被牧民接受，牲畜群体逐渐扩大。
1952年，寒春生下了她和阳早的大儿子阳和平。就在这时，组织安排他们俩去西安东郊闫庄奶牛场工作。在闫庄奶牛场，阳早担任副厂长，寒春负责奶牛的日常照料工作，记录每天的数据，监督巴氏杀菌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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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几地，物资匮乏一直伴随着阳早和寒春，但他们都是那种对物质生活没有多少要求的人。阳早32岁生日时，寒春用泥土精心做了一个“蛋糕”，插上一根根小木棍当蜡烛，送给阳早。阳早觉得很开心，把“蛋糕”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打量。
唯一的困扰是缺医少药。有一次阳早牵马时，胳膊被拉脱臼了，但因为没有条件医治，他只好忍着剧痛自己扭动胳膊复位。从此，阳早的胳膊再也举不过头顶。
“文革”开始后不久，北京的同志去看望阳早和寒春，邀他们去北京做英文译校工作。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到北京后，寒春被分配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享有“外国专家”待遇；阳早则被分配到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后来，周恩来总理委托外交部部长黄华看望阳早和寒春，问他们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两个人强烈地表达了希望回到劳动生产一线的想法。于是，他们被安排到了农业部门。
1972年秋天，阳早和寒春搬到了北京红星公社。他们又找回了曾经的激情，一头扎进农具改进和技术革新中。寒春着手设计了牵引式青饲收割机，不久又设计出挤奶机，使公社彻底告别了手工挤奶方式。
1979年，农机院聘请阳早和寒春为技术顾问。他们带技术人员去美国考察农场的机械化情况，同行的关海令回来说：“阳早和寒春熟悉机械，考察团收获很大；但在生活方面也太艰苦了，有置装费不做衣服，有住宿费不住宾馆，只去公园住一晚上1美元的帐篷，过得跟难民似的。省下的钱他们全用来买机械零部件了，还有剩余的回国全部上交了。”
但这样俭省到极致的两个人，后来却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利用回美国探亲的机会，购买高产优质奶牛胚胎，用于改良中国奶牛种群品质。
20世纪80年代，阳早和寒春一直在农场进行技术改造，试制了管道挤奶设备；又领衔推进“奶牛场成套设备研制、牛场设计和中间试验”项目，经过5年的辛勤工作，最终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中寒春设计的冷却奶罐，更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这些设备在中国农机院沙河试验站运行了30年，直到2016年还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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