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1
在包子铺门口徘徊半小时后，我下定决心，捏紧手心里的零钱走上前，快速对服务员说了句：“买两个包子。”
热腾腾、软乎乎的包子拿在手里，我心想：好顺利，挺简单的嘛。心中平静又有些空荡。买完包子，我朝教学楼的方向走，教室里人声喧嚷，正要进去，不知为什么，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喘粗气，额头不断往外冒冷汗。
像是有一根和过去连接的弦被切断了，我竭力克制着颤抖的身体，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进公共厕所，锁上门，像坍塌的积木般散在又冷又脏的地面上。我将两个包子揣在怀里，蜷缩着，无声地痛哭起来。
自有?忆以来，这是20岁的我第一次独自去买需要和店员交谈才能买到的东西。这天早上，平时帮我买早餐的同学临时有事，让我去早点铺帮她带两个包子，我心里十分恐惧。2
伴随我十几年的社交恐惧症，始于1997年的那次搬家。
我从小寄宿在姥姥家，7岁时，母亲带我迁往一座陌生的南方小城定居。来到新学校，第一天上课我就陷入了恐慌，由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我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开学第三天，因为没听懂要求，我做错了习题，被老师留校罚抄100遍题目。父亲来接我放学，老师直言：“你这个孩子，恐怕智力有问题吧？”父亲面色窘迫地否认，老师不依不饶，问我学生手册上的满分成绩是不是伪造的，不然怎么一转学就成傻子了。
同学们也常来捉弄我。一次班会课，后座同学把口水吐在手心，抹在我的后背上。我举手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问我：“你是说，他把头霉??在你身上？”
在当地的方言中，“头霉”就是口水，“??”是“涂抹”，可当时的我不明白，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老师不耐烦地重复一遍后，我依旧听不懂，站在座位上哭了。
见我哭，老师竟笑出了声，同学们也仿效起来，教室里充斥着快乐的笑声。
从那时起，我在学校就极少开口，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我站起来，明知道答案，嘴巴却说不出话。放学后，除了家人和我养的一只小白猫，我不愿和任何人交谈。
二年级时，我转学到母亲教书的学校。或许因为是教师子女，即便我寡言孤僻，同学们也只是嫌弃和羡慕，不至于像之前一样欺负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后，母亲听说另一所小学下学期要调来一位名师，于是安排我第三次转学。六年级时，据说一所学校有位班主任教出了一个保送清华大学的儿子，她再度安排我转学……就这样，小学期间，我转了5次学，拥有300多位同学，却没交到一个朋友。最后一次转学前，班主任让我跟大家告别。我依言而立，迟疑许久，小声说了句“再见”。同桌的男孩打量怪物般看着我：“原来你会说话，我们一直以为你是个哑巴。”
在家乡迷茫又惶恐地成长到19岁，我要离家上大学了。开学日期临近，我的心情却愈发沉重，我无法想象自己在千里之外如何一个人生存。3
在内心演练过无数遍后，一个午后，母亲坐在落地窗边的沙发上叠衣服。我小心翼翼地开口：“妈，你能不能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母亲短暂地停下动作，冷静地问我：“你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我竭力让自己保持镇定，说：“其实我一直都很害怕跟人接触，大概是社交恐惧症。”
此前，我偷偷看了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的一些症状符合书上说的“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惧”是恐惧症中的一种，患者明知恐惧反应是过分或不合理的，却依然难以控制，并极力回避或带着畏惧去忍耐，严重的社恐患者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一部分患者将终生与之为伴。
母亲沉默着，终于开口：“我知道你从小就内向胆小，所以一直想方设法锻炼你，可你总没有长进，家里来了客人，你到现在都不会主动招呼，我对你很失望。”
她的话唤起我噩梦般的记忆。每次过年吃年夜饭，父母都会以锻炼胆量为名，要求我站起来给长辈敬茶。我不得不起立，罚站一般，身体站得僵直，端着杯子一动不动。终于，按捺不住的父亲开始催促我，我大哭，年夜饭快乐的氛围就这样被毁掉了。
母亲丢开手中的衣服，骂道：“告诉你多少次了，你之所以改不掉这个性格，就是因为自己不想改，只要真的想改，你就可以改好。别扯什么心理医生，什么恐惧症，那都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病，都是神经病！”
我张开嘴想要争辩，却只能大口地喘气。4
我没再向任何人求助过。“买包子事件”后，我意识到：即便痛苦，但如果逼自己一把，我可以做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我开始强迫自己去商店买东西，并根据由易到难的原则，制订了一套像游戏升级似的自救计划。
首先是生存必备项目：一个人坐公交车。上公交车并不困难，难的是下车。很多时候，司机为了提高效率，在到达站点前会大声朝车内喊一句：“有下的吗？”假如无人回应，就会开车飞驰而过。
为了能喊出那句“下车”，我采取的策略是：离司机近一点。当他问话时，我只需以平常音量回答，不会引起更多人注意。成功回答几次后，我渐渐移动到车厢中部，提升完成的难度。
每个周末，我会随便选一辆公交车，以一个陌生站点为目的地，怀着轻微的紧张与好奇心满大街闲逛，观察形形色色的路人。渐渐地，我能自由下公交车了。
接下来，我开始挑战去麦当劳点餐。最初，我只敢饥肠辘辘地在餐厅门口徘徊，一次因为过度紧张，我甚至反胃呕吐。
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终于推开那扇几乎要被我的目光盯穿的玻璃门。
“欢迎光临麦当劳，请问您要点什么？”漂亮的红衣女孩看着我，我的心跳猛然加快。我掐着胳膊告诫自己：“不必将他们看作真人，当成一群按程序工作的人形机器就好。”
我抬头看菜单，在明晃晃的灯光下有些发蒙，想点几样单品，但多说一个字都会增加折磨。我抬起颤抖的手指，指向桌面上最显眼的套餐：“就这个。”
这样的周末行程持续了大半年，购物和点单依然使我痛苦，但对人的畏惧心理像一块被细流冲洗的寒冰，正在切切实实地消融。5
大二时，我选修日语，通过了交换生留学考试，获得为期一年的留学机会。抵日不久，校方为留学生举办交流会，一个染着灰紫色头发的日本青年在学生中格外显眼，我忍不住偷瞄了好几眼。
自我介绍环节，学生们围拢在一起，他刚好站在我斜对面。我因为要准备发言紧张得两腿发软时，他已经开始介绍了：“我喜欢读书、画画和看电影，不喜欢的东西，我想想……是人吧。”他微笑着抛出这句话，甚至还重复了一遍：“我不喜欢人。”
我目瞪口呆，更令我震惊的是旁人的态度。他们神情平静，像是在听别人说“我不喜欢胡萝卜”一样。我既震撼又感动，原来“讨厌人”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说不出口的罪过，我本不必为自己的孤僻感到羞耻。
留日一年，我壮着胆子参加了不少交流活动，在学园祭摆摊做中国特色小吃;穿着浴衣在烟火大会上跳舞;在茶道室学习抹茶的冲泡饮用方法，竟然都意外地顺利，我的心态也从最初的能逃则逃，到平和面对甚至乐在其中。
不久后，我走进了一名相熟校友的友好家庭，认识了一对待我如亲人的日本夫妇。他们带我旅行，让我去家中小住，还亲自下厨为我庆祝了22岁生日。
一开始，我还有些害羞和不适，慢慢地，也能做到像其他同学一样，称呼他们“爸爸”“妈妈”了。
归国前，他们驾车送我去机场，我们在一家小小的拉面店吃告别晚餐。
“你呀，其实并不是平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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