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新天林场47号?望塔
刘良松半辈子都住在这里，17岁开始，他就成了大兴安岭新天林场47号塔的?望员，几乎独自和近7万公顷的森林度过了25年。每年雪快要融尽时，他会背上半人高的行军包从松岭开车去往40公里之外的林场。到林场后，再换摩托车才能爬上海拔1000多米的阿尼塔山。山顶立着一座20多米高的铁架塔。若去下一个?望塔还得走20多公里，这是森林里他和其他人类的距离。人类社会的末梢神经
从哈??滨向北走800公里，就抵达大兴安岭林区的边陲——一个被围起来的叫松岭的小镇。这里临近国境线，唯一的主干道骨架一样支撑着对称分布的居民楼，有时候走5分钟都遇不上一个人。
再向下走，就只剩在地图上都能看到的大片森林，在森林里面，天空从树杈间一片一片漏下来。人在林中，只能听到鞋面撞击沙土的声音，像打着节拍。除此之外，不应该有别的声音了。暴露在森林里，一根树枝断裂的微弱声音也可能意味着有野兽出没。太阳在很远的山尖儿上搁着，空气是凉的，风吹过一丛干枯的野草，枝干没有摆动，但手指尖的皮肤知道它经过了。那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末梢神经，人们不再一栋楼一栋楼地住在一起，而是零星地散落在冷秋枯黄的平原上，共享着一种怎么走都走不到边的庞大。
刘良松的工作是在?望塔上不停地察看森林，他需要及时准确地找到每一个突然燃烧的烟点。他的眼睛可以隔着半片平原，看到第二个山头上面的?望塔。
成为一名合格的?望员，得有从广阔的森林里找到烟点的能力。
每天早上6点半，刘良松在?望塔旁边一座外墙已经斑驳的白色小平房里醒来。他带着午饭和一瓶水上塔，午饭一般是馒头或者掰下来的生白菜。白天，他在铁塔的平台上一遍遍地转圈巡视，即使平地没风，上面也是2级风。冬天，他即便穿两层袄子，站在塔上也感觉骨头都是凉的。
手机的信号没有彻底覆盖，唯一靠得住的通信方式是和林场报告火情的对讲机，安全的话，一般在晨间报告之后就没有联络的必要了。一天下来最吵闹的声音，可能来自一只飞到?望塔里的蝴蝶——它不停地振着翅膀，撞一扇能看到外面却飞不出去的玻璃窗。刘良松把它捉住，再放飞。
2019年10月，47号塔上多了两名?望员，他不用再整年待在塔上，每个月比之前多了10天的休假。然而，更多的自由时间反倒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他的房子在城市的背面，离森林很近，是为了让年迈的父亲用上供暖设施才买的。2002年母亲去世，现在是父亲走后的第5个月。屋里只有冰箱的工作声，那里面有一袋他上山前买的桃子，拿出来轻轻捏一下就渗出水来。
“不想回来，回来干吗？回来还是一个人，所以我喜欢待在山上。”刘良松低着头说，然后是一分钟的沉默。快50岁了，他还是一个人。火
在山上，他是被需要的。大兴安岭是东北的柴火垛，一到秋天，白桦树的皮变得蓬松，剥下来就能够引燃。一旦森林里有一处着火，顺着风，火能够在15分钟内蔓延20多公里。松岭以及它下面的村落，几乎都是以森林防火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深入林区的路上，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穿着军大衣的中年男人，他们是林场的看护员，每天从早上8点站到下午5点半，路上有一枚明火烟头都得管。工作中的刘良松
刘良松的工作比他们的复杂些，他是林场的眼睛。“要分得清楚云和烟，云是会动的，横着走，烟是直溜溜地往上跑。松木林着火了是白色的烟，草甸着火了是黄色的烟，如果是混合林或者山谷着火，那就是黑色的烟。”
最容易引发火灾的是夏天的雷击，塔是铁的，不避雷，所以他得赶紧在打雷前躲到平房里，一结束就往塔上跑。每年这样的火灾有五六次。
报告必须准确，罗盘上的数字误报一度，至少会让地下队伍错走两公里。山下近百人的扑火队等着他指路，出现一个起火点，他脑子里需要立即生成一条导航路线。对于那片森林，他的脑子里有一张完整的地图，那是他17岁的时候拿着笔对着山头一个个做标记背下来的。
天气好的时候，刘良松等天黑就下塔了，但有时候得在塔上过夜。几年前，靠近南瓮河的林区曾经起过一场大火，烧了十几天，最近的火点离刘良松负责的林场只有几十公里。那是他最害怕的一次，不敢睡觉也不敢下塔，早晨拿上去一碗方便面用凉水泡着，中午面软了再吃下去。孤独
很少有人当一辈子?望员，要么忍受不了寂寞，中途离开另找出路，要么想办法调入林场内部工作。
刘良松说，为了打发时间，他想出各种法子，拆过对讲机，对着森林大吼，在森林里散步，但上坡的路太难走了。山上不能用手机上网，他以前的手机连微信都用不了。去年，他路过一家五金店，发现店主在用12伏的电瓶看电视，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他定在那里，不停地问怎么弄，问得老板都不耐烦了，才教给他怎么在山上用电瓶借着卫星信号看电视。
早些年，刘良松在山上喝水都要下塔去小河里背，途中他见过三只黑熊。“两只大的领着一只小的，大的看起来有三四百斤，站起来得有两米高。它们一会儿在地上爬，一会儿起身走，你瞅着它，它瞅着你。当时我的头发都一根一根地立起来了，它们要往前走我就准备跑，其实跑也没用，我跑不过它们。不过待了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就走了。”
那是刘良松离危险最近的一次。珍视
“像是睁一下眼睛闭一下眼睛，就过去20多年。”回想起17岁上塔那天，刘良松是这样描述的。2016年，央视给他拍过一个纪录片，和那时相比，他的脸没有什么变化，圆脸，深色皮肤，但现在的他开始长白头发了。他已经“熬”走了六七个防火指挥，?望塔防锈漆的颜色从白色换成黄色，再从黄色变成红色——它也慢慢老了。
这20多年里，他很多次想过要离开。最让他心动的一次，一个在北京的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对方在城市里跑业务，有单位可以给他几单，他自己再找人做，一年下来挣10万元没有问题。那还是政府禁止砍伐、保护森林的“天保工程”出台之前，新天林场还很热闹，一家人做了好吃的会端出去分给邻居。每天伐木队从森林里拉比盆口还粗的大树出去卖钱，一拉就是一卡车。当时没有人愿意接他的位置，大家忍受不了寂寞，待不住。?望员一个月只挣三四百元，伐木一天就能??00元。
20多岁的时候，刘良松还不觉得KTV的声音会让他脑袋疼，安静久了，他第一次想下山。母亲劝他做一件事情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我妈对我太好了，以前我从山上下来，给她打电话，她每次都站在门口等，她关心我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和，每次回家她都问我想吃什么，然后马上给我做。”从小他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母亲，但在2002年，这个习惯被打断。他把母亲送到哈尔滨的医院，医生确诊母亲已到肺癌晚期。
不到一个月，老人家就去世了。
至今，只要看到有重病筹款的活动，他都会捐钱，不多，10元或者20元。“我随我妈。小时候她看到谁家的孩子穿得不好，就会回家用缝纫机给他做衣服，做裤子。有要饭的，只要她看到了，一定会给人家做饭，等人吃完了还问他够不够。”刘良松不在乎那些筹款信息的真假，他只是做和母亲一样的选择。
防火这件事情也是，他和自己说，得好好做。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漠河附近因为烟头起火，近1.7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受灾，近6万人连续扑救了28个昼夜才把火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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