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是没有止境的。为了到达更高的地方，吴天一身上数得清的骨折就有14处。最严重的一次，车从山上翻下去，他左边的4根肋骨、肩胛骨都摔断了，髌骨粉碎性骨折，腓骨、胫骨也断了。但是，休养了106天后，他又骑着马出发了。
对这位研究高山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来说，这些山路是他做研究的必经之路。他供职的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在西宁，他不熟悉西宁的街道，却知道青海省很多县、乡的确切海拔。同事们都知道吴天一有一个“毛病”——“到了州上问哪个县的海拔最高，到了县上问哪个乡的海拔最高，到了乡里问哪个村的海拔最高”，几乎没有例外。
爬阿尼玛卿山时，吴天一56岁。他和同事们将腰间的绳索锁扣在红色登山绳上，贴着陡峭的岩壁向前走。他排在队伍的最前端。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联合医学学术考察队在阿尼玛卿山进行考察。日本队员在海拔5000米处做了10天实验后，大多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日方队长酒井秋男告诉吴天一，自己的队伍将集体下撤，而作为中方队长的吴天一决定，带领中方队员向更高的海拔攀登。
更高的海拔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如今，全世界都按吴天一和他的团队提出来的“青海标准”诊断慢性高山病。这是医学领域第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命名的诊断标准。
吴天一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不够高，但他和团队其他成员长年在缺氧环境中取得的科研成果让很多踏上青藏高原的人受益。吴天一主编的3本高山病科普书，成了青藏铁路列车上的常见读物。
可吴天一还想到更高的地方去。今年85岁的他计划再去趟珠峰，他一直惦念着在那里建个“特高海拔高山医学实验站”。上一次去时，他81岁。
除了爬山，吴天一?经常钻进西宁研究所里的高低压氧舱做实验。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低压氧舱将他“送达”海拔四五千米的缺氧环境进行实验，高压氧舱能救治危重病人。2013年8月13日，吴天一在青海省玛多县为当地群众义诊。温家林摄
这个高低压氧舱是吴天一参与设计的，他也是第一个进舱做实验的人。他的耳鼓膜因压力急剧变化多次被击穿。最近的一次是在2011年，76岁的吴天一在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坚持和国外同行一起早上七点半进舱，晚上十点半出舱。在一次模拟海拔快速下降中，他的耳鼓膜又被击穿。现在，他的耳鼓膜因为疤痕变厚，来访者说话声音得响亮点儿他才能听清。
“我们这些一辈子跟天打交道的人，要有所付出，才能做出成绩来，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吴天一说。
1958年，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大批青年共同支援青海建设。身体强壮的年轻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开垦，出现了心慌、胸闷、头疼等反应。当时人们对高山病缺乏认识，诊断和治疗手段也相对落后，得了高山病的年轻人要么被迫离开青海，要么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吴天一看到这些，决定进军高原医学领域。
1963年和1965年，吴天一在我国首次综述报告了高原肺水肿和成人高原心脏病。他也是我国第一个报告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专家。
从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所开始组织“高原医学远征军”，科研队前往以藏族为主要群体的高海拔县域，进行以高原心、肺功能为中心的现场研究。
村子不通公路，队员必须骑马。“曲麻莱（县）骑马来，就是说你得骑马才能来。”吴天一笑称自己的马术不在医术之下。选坐骑时，吴天一总是让别人先挑，并要求把性子最烈的马留给他。
仪器、发电机、行李由牦牛来驮，吴天一设计了一个仪器架，放在牦牛的背上，以保证设备不会被颠坏。
到了村里，支开的帐篷变成临时实验室，发电机一响，村民都以为是电影放映队来了。“没见过医生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吴天一说。他近20年都待在青藏高原的牧区，收集整理了数十万份临床资料。吴天一能讲漂亮的安多方言，康巴方言也能对上几句。
2001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吴天一担任青藏铁路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保证了这条线路上的14万余名筑路工人的健康，无一人因为高山病而死亡。
这并不容易。这条修建在“地球第三极”的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施工期间，每年有数万名工人在唐古拉山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区间作业。
这里最低气温达零下40℃，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人走在工地上，偶尔走快一点就会头痛欲裂，需要大口大口喘气。有人回忆，当时连施工用的卡车都需要“吸氧”——司机每天要用氧气瓶对着卡车的空气滤清器喷氧。
“我当时提出来，不能像建青藏公路时那样，用卡车把氧气罐拉上去又拉下来，那是不够用的，必须要建制氧站。”吴天一说。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施工沿线共建起23个制氧站、25个高压舱站、若干个高压袋。在高压氧舱里，“人就相当于到了海平面”。除此之外，吴天一还提出了“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和方案，同时建立起三级医疗机构，保证平均每10公里就有一家医院。
他甚至想到了员工起夜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别小看晚上去厕所，很多人可能就倒在这‘一泡尿’上。”吴天一解释，“人在夜里跑出去上厕所，很可能懒得穿好外套，但外面气温在零下30℃到40℃，一旦感冒引发高原肺水肿，就可能致死。”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使用带有取暖设备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冬天可保障工人夜间去厕所不受冻，夏天防止环境污染。
吴天一给医务人员办学习班，教他们如何在更早的阶段判断常见的高山病，与死神抢时间。吴天一和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认为，共济失调是高原脑水肿的最早症状，表现为走路摇摇晃晃和一些精神变化。而在传统观念中，将头痛、呕吐或者昏睡、昏迷作为诊断标准，会极大地延误诊断。
在修建青藏铁路可可西里段期间，有一次，有个工人在医院门口晃来晃去却无法跨进医院的门，医生立即认出这是吴天一讲过的“共济失调”。病人因此被及时送往海拔更低的格尔木医院接受救治。
待在高海拔的地方并不轻松，这对谁都一样。长年行走在高海拔地区的医学研究者并没有得到自然环境的“特殊照顾”，头疼、心跳加速、心音低等缺氧反应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吃住条件也简陋，在海拔5000多米的村子里，整支队伍挤在一个大帐篷里，有队员在夜间睡觉时，耳朵里爬进了一只大屎壳郎。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研队里有的人得了慢性高山病，有的人已经去世了，“但他们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就”。“我们研究这个，必须首先自己体验缺氧，才能获取预防缺氧和治疗缺氧的知识。”吴天一说。
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阿尼玛卿山考察，吴天一带领的中国科研队在登山的同时，也拿自己做实验。到达海拔5000米以后，他们每上升50米，就对自己的心肺功能和对氧气的利用率等数据进行记录，以检测应激状态下人的生理反应。在海拔5620米处，他们建起了特高海拔高山实验室，获得大量高山生理资料。
加上前期准备，吴天一在阿尼玛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的山脉间做了5年高山生理研究。他的双眼因雪地反射和强紫外线患上了白内障，不得不植入晶体治疗。
即便如此，吴天一仍把青藏高原、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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