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苹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入学不久，我们就约好了，由她来叫我去上学。前一日下午，我很兴奋地向家里大人宣布了这一消息。到了第二天早晨，只听前边大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王安忆！”我、妈妈、阿姨，三人一同奔过去开门。妈妈一眼看见董小苹，就惊讶地叫道：“多么好看的小朋友啊！”说罢就去拉她，她逃跑了几步，最终还是被妈妈捉住，拉进房间。记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白绒绒的大衣，戴一顶白绒绒的尖顶帽子，脸蛋是粉红色的，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且向上翻卷着。妈妈始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她的美丽使妈妈非常兴奋;而站在一边的我，则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当我们终于一同走出门，她很亲热地用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这时候，我心中的怒气不由得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动。
她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女孩。那时候，我们都这样认为。她不仅形象美丽，而且极其聪慧，功课门门优秀，歌也唱得好，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穿着打扮十分洋气。外班的老师或同学提起她常常会说“那个洋娃娃一样的小朋友”。当时，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凡是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都编在一班、二班，还有三班。像我们四班，都是没有读过幼儿园，直接从家里来学校的。因此，在这个班上就出现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况：绝大部分的同学出身都相当贫寒，甚至有一些家长没有稳定的职业。而另有一小部分孩子，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高级职员、知识分子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还另外请家庭教师学习英语、钢琴、美术等。
董小苹所住的一条弄堂，是一条相当贫民化的弄堂。这弄堂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房屋不整。放学后，有时候她邀我去她家做功课，我们走进那个烟熏火燎的弄口，踩着破碎肮脏的路面，来到她家门前。开门是一条过道，过道旁有一扇门，通向堂皇的客厅，一周皮沙发椅，围了一张西餐长桌，吊灯低垂在桌面上方。时至今日，在我的印象里，那客厅总是暗暗的，好像一直拉着窗帘，隔开了里外两重天地。我们顺着过道一直走向后面的厨房和洗澡间，再上了楼梯，走进她自己的小房间。墙上挂了她与母亲大幅着色的合影，母亲背对着照片，她正面抱着母亲的脖子欢笑。我们做完功课，就到楼顶晒台去玩，望着楼下破陋的弄堂，就像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那时候，我们无忧无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差别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厄运。我们常常互相生气，由于都是同样的任性与娇惯，谁都不肯宽容对方。而在我们互相冷淡的日子里，彼此又是那么寂寞和孤独。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各自坐在课桌前，磨磨蹭蹭地整理书包，期待着对方与自己说话。和好的日子则是那样欢欣鼓舞、阳光明媚，就像是为了补偿虚度的时光，我们会以加倍热烈的语言表达互相的信任和友爱。这时候，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
关于她家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早已在学校里传开。由于小学是就近读书，同学都住得很近，谁家是做什么的，都瞒不过别人的耳朵。同学之间又喜欢传舌，往往会夸大其词。就这样，人们将她家描绘成一门豪富。过了许多年后，我才从她那里了解到：在她父亲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以工业救国的理想和祖上传下的一份遗产，联合兄弟合资开了一个铜厂。其间几起几落，几临破产与倒闭，几度危难，他们最终支撑下来了。在她出生的时候，工厂已经公私合营，父母怀了犯罪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吃着一份定息，时时告诫自己和儿女，不得走剥削的道路，要做好公民。
有一次，她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有一条内部的政策：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表现特别优异，就可以改变成分。现在想想，这条政策大约是她自己从“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的思想里生发与推理出来的。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以自己的身体承接了命运的暗影，将她温暖地庇护起来。除我之外，董小苹几乎没什么好朋友，班上的同学总是和她很疏远。尽管她成绩优异，也热心参加公益活动，可她在少先队中只是一名小队长。同学们背地里说起她，总流露出不那么满意的神情。她的美丽、聪敏、妩媚、可爱，以及优越的条件，使许多人在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
在小学最后的一年里，我与董小苹为了一件极小的、至今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闹翻了。我们不再说话，形同路人。为了气她似的，我故意去和一些平素并不投合的同学要好，进进出出的。有一天早晨，有人在董小苹的课椅上写了“狗崽子”的字样，待她进教室看见了，就说了大意是在“写的人是写他自己”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同学跳将起来同她吵。这个同学出身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工人家庭，身上从未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性格却很倔强。吵到后来，在场的同学渐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沉默，另一部分帮那同学吵，而董小苹自始至终是一个人，却毫不让步，声嘶力竭地强调：“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最后，大家一并将老师找来，要老师证明，究竟是谁的道理对。老师涨红了脸，支吾着不敢明断。这时，我看见很大很大的泪珠从董小苹的脸颊上滚了下来。我悄悄地退场，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许多日子过去之后，我才知道这一年里，董小苹经历了什么。到第二年开春，我们被根据地段划分进了附近的中学。在学校里，我远远地看见了董小苹。她穿了一件旧罩衫，低头默默地向教室走去。之后，我们常常在校园里远远见面，可是谁也不与谁说话。她是那样沉默，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也听不见别人谈起她，就好像没有她?个人似的。
后来，我去安徽插队，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去了江西一个林场。她从江西来信说：“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她在信中还告诉我，董小苹想与我和好的愿望。在经过了那样的时日之后，二人间的一桩小事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我回信时便附笔向董小苹问候，不久，就收到她附来的短信。而正式的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我们一同在上海度暑，有一天，我去了她家。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将我带上二楼。除了二楼，其余的房间全被弄堂里的邻居抢占了。这时候的我们，彼此都很生分，并且小心翼翼的，似乎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穿了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候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只有当她母亲说起我们小时候的淘气，她才浮起笑靥，往昔的董小苹回到眼前，可是转瞬即逝，又沉寂下来。
过后，我们就开始了间歇很长并且平淡的来往。通过我中学的好朋友，我也不时能得到她的消息。我知道她在那里依然被孤立，周围有许多对她极具伤害的猜忌与流言。然后，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产组做工。这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被抢占的房子再无归还的希望，十年里惨痛的记忆也无法抹平。1980年的冬天，她来到我家。这时候，她已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她骑了一辆自行车，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到我家的。她剪了短发，穿了一件朴素的外衣，态度有些沉默，说话总是低着头。我们互相谈了这几年里的情况。我已于1978年春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社工作。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回来不久，我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她自1975年年底病退回来直到1979年进校读书，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在林场时，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却被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只因为他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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