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闻见 赵金燕
2017年4月24日，在北漂的第25年，育儿嫂范雨素火了。
发布仅几小时，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席卷全网，阅读量迅速突破百万。时年44岁的范雨素，以倔强而柔韧的笔触，用冷淡却幽默的语气叙述了自己与农村家人的故事。文章爆红之后，人们惊艳于范雨素的文字，感叹她育儿嫂的身份。在“标签化”的理解下，新闻记者与出版社编辑络绎不绝地赶往北京。
面对滚滚而来的“狂风巨浪”，范雨素感到措手不及。重复的自我叙述让她逐渐感到焦虑与不适，各类活动的邀约更让她意识到，媒体是在“消费”自己。
她想躲起来，躲开这风暴中心。
范雨素的家乡在湖北襄阳东津新区打伙村。范雨素小时候，母亲忙得顾不上管她，她长时间浸淫在大量的纯文学作品里。对年幼的范雨素而言，最难以忘怀的是《飞天》上刊登的乞丐哲学家第欧根尼的故事——当国王亚历山大巡视大街，询问以木桶、讨饭袋和水杯为全部财产的第欧根尼“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时，第欧根尼躺在木桶里，懒洋洋地说：“你可以站到一边，不要挡到我的阳光。”
9岁的范雨素在田野中一边放牛、割草，一边写老师布置的作业时，觉得自己每天的生活太忙、太累了。那时，她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个像第欧根尼一样的哲学家。
这种对于第欧根尼式自由的向往，深深融入范雨素的血液，推着她向狭小村庄外的广阔天地走去。12岁那年，在脑海里将文学作品中逃火车票、偷老乡青菜、打农户看门狗的伎俩排演了千万遍后，日渐“膨胀”的范雨素在屋内有空白的纸上，都写上了“赤脚走天涯”。那年暑假，她逃票去了海南岛，南下看世界。
就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范雨素开始了艰辛的打工生活。3个月后，范雨素觉得这样的日子，潇洒之余，亦有许多不足。在庄稼地里干活，能干就干，干不动了就跑，父母忙得没时间管。可打工不一样，不能撂挑子走人，她常常在洗盘子的时候想：这里没有学校读，没有小说看，也没有母亲。于是她决定回家。
回家后的范雨素非但没有迎来家人的欢迎，还成了家族中“德有伤，贻亲羞”的罪人。她不知道一个12岁小女孩的随性举动会被污名化。在农村，男孩子出门闯荡天经地义，女孩子出门流浪则有可能是私奔重罪，是不可饶恕的，甚至要被逐出家门。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因性别而受到的歧视，这也为她将来的北漂埋下了种子。
在这之后，家里人为她找了一份农村教师的工作。一直感到自卑的范雨素，觉得自己笨、手脚不利索，也不想教一辈子书，却不知道以后的人生到底该怎么走。她天真地认为“读看不懂的书的，才是有知识的人”，她还是想当哲学家。
18岁那年，趁学校放寒假，她独自去了北京，前往北大寻找哲学老师陈战难。她曾在业余时间读了一本陈老师的著作，印象深刻，她想问一问陈老师，自己是否可以旁听他的课。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她还记得自己在北大校园里被冻得直哆嗦，而室内的暖气让她感到万分新奇。
在北大哲学系办公楼里，面对一个来自湖北农村的天真烂漫的陌生小姑娘，陈战难善意地提醒她：“你有生活费吗？能在这里生活吗？”现实的问题萦绕在范雨素心头，她闷头坐在椅子上发愣，愣了一分钟，一句话没有说，站起来就走了。在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她只能果断地回家。
回到家乡还不到两年，范雨素又一次按捺不住自己出门看世界的野心。20岁时，她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的深度报道，介绍进京务工的农民工在哪儿找工作。她决定只身前往北京，漂向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大千世界。
范雨素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月薪150元的饭店服务员。150元的月薪不算高，饱上顿愁下顿的恐惧，让范雨素活在艰难的求生困境中。好在范雨素并未觉得凄苦，当她选择离开家乡的时候，就已对外面世界的世态炎凉做足了心理准备，正如她一再提及的那样——文学中缺吃缺喝的苦难看得多了，她就不觉得现实中遇到的困难有多苦了。
可惜的是，之后的日子里，范雨素因忙于生计，没能实现去北大旁听哲学课的梦想。面对真实生活，看再多的文学作品，读再多的苦难故事，终归是纸上谈兵。后来，范雨素糊里糊涂地把自己托付给一个酗酒、家暴、对孩子没有责任心的男人，遭遇了一段不幸的婚姻。“我觉得我生活不下去了，我就走开。”范雨素决定自己主宰命运，执意与丈夫离了婚。
为此，她只好选择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逃回家乡。
回家寻求依靠的范雨素，显然忘记了自己12岁时的经历。当她回到那座小村庄时才明白，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无法抵消生存带来的物质压力。那时，大家过得都不容易，邻居们一看见她就关门，怕她张口借钱。谁也靠不住，只能自己扛。思量再三的范雨素，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又一次鼓足勇气，带着孩子们重返北京。
重新回到北京的范雨素搬到了皮村，一住就是10年。她在皮村蜗居的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太阳很足，即使在冬天，屋子里也温暖得跟植物园的阳光房似的。范雨素一如既往地喜欢阳光。
几度漂泊的范雨素，唯一保留的习惯就是阅读。“读书，不论往小了说，还是往大了说，都是有意义的。我是个没情趣的人，但通过读书也培养出一些兴趣，比如我喜欢动植物，喜欢听音乐，这些都是通过读书培养出来的。都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一个国家的母亲都爱读书的话，那整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就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在范雨素看来，阅读和写作，甚至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有能力供大女儿上学，她就给大女儿从旧货市场淘了成百上千斤书回来，还带她去书店、博物馆，教会她阅读。在范雨素成名后，许多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让范雨素更深刻地意识到：阅读和写作，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无论是来自河南的家政工、甘肃的育儿嫂，还是来自山西的服装厂女工，她们一边为孩子打工挣学费，一边写些看似无用的文字，最终都将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大学。
作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范雨素形容自己是“从地铁首发站上车的人”。在“同一班地铁”上，一些农民工朋友凭借时代的优势，成了打工潮中的暴发户。可她自己，却是那个“在首发站上车却被中途挤下车”的单亲妈妈。
范雨素知道，如果自己当初不跑到北京，而是留在农村嫁人，日子可能会过得比现在好。但那种压抑与束缚下的安稳，绝不是她想要的。她也知道自己这样的经历并不是小概率事件，中国有14亿多人口，3亿农民工，无数女人跟她一样做了“逃荒妈妈”。
“社会就跟人一样，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城市也是这样的。城市有很多毛病——冷漠、疏离，但好处是，在城市，人和人之间是有距离的。在乡村，人们没有距离感，大家都是没有隐私的、透明的人。在城市，我是单亲妈妈，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觉得很好、很自由。但是在农村就会有很多关心你的人来劝你：不要一个人生活呀，不要做单亲妈妈呀……他们会来干涉你的生活。在城市，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只要你从心所欲不逾矩就行了。”
更何况，她万分感谢北京这座城市带给她的善意。
1998年的一个午后，摆完地摊回到家的范雨素累得倒头就睡，醒来却发现3岁的孩子不见了。那天下午，她顺着三环路跑到潘家园，又从潘家园折返跑到劲松，再从劲松跑到八王坟……她发疯似的到处跑、到处找，只感到喉头黏糊糊的，要吐血。孩子丢了，真的丢了！范雨素感到整个世界天旋地转，满脑子只有她自己无助又孱弱的喘息声——她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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