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有个关于城市大小之辩的帖子被疯狂转发。
一个叫王远成的男子回顾，他大学毕业时来到上海，月薪只有1500元，9个人合租一套房子，他生活得困窘但不狼狈，那时的他，像一个永动机一般充满活力。他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持续加薪，和能够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女孩相恋，他也喜欢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各种便利，他说：“那是一个神奇的城市。”
后来因为母亲得了肺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爱的城市和女孩，回到家乡乌鲁木齐。父母帮他找了个事业编制的工作，他们家有几套房子。可是，待得越久，他就越憎恨那种固态的、混吃等死的日子。三线城市人际关系暧昧复杂，待得并不舒服，他怀念上海，他说一定要回去。
有位上海作家转发这个长微博时加了一句“不敢来大城市拼命，就只能在小城市等死”；另一位作家写了条微博说她不喜欢大城市，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打拼”其实是内心自卑、迫切需要外界认同的表现。我不由扪心自问，单就我自己而言，小城市真的更可爱一点吗？
显然不是。
1998年，我在家乡小城找不到工作。这首先是我读的学校不够过硬——我初中时开始发表文章，便开始自以为是地偏起科来，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我的要求也不高，暂且在某个文化单位当个“临时工”也可以，我们那儿很多没读过什么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解决工作的，当然，我也得承认，这是大院子女的惯性思维。
这个“大院”，跟王朔、冯小刚他们的大院没法比，不过是小城的市委家属院而已。我父亲是个正科级干部，我后来才明白，像他这种“主任科员”没有实权，也没有优势可言。
但我从小就在市委办公大楼里出没，叔叔伯伯们都知道我写文章，热情地喊我“大才女”。这种虚假的繁荣，使我在读书时曾抱有一种幻想。可是，当我站到他们面前，不管那些叔叔伯伯是文化局的，还是文联的，笑容依旧，只是“大才女”的称呼变成了一串熟练的“哈哈哈”，然后，看看天，看看手表，找个理由，顺利地金蝉脱壳了。
能以“哈哈”应对，还算客气。我又去见一位更熟悉的“伯伯”，他在某文化单位任要职，曾激赏我的某篇文章，我对他抱以更多的希望。但在他家的客厅里，他的脸色冰冷如铁，他说：“你说你会写文章，可我手下的每一个人都会写。”我在没有被他的脸色击垮之前，勉强念出来之前准备好的最后一句台词：“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试试吧。”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每晚都不能入睡，小城的夜寂静如井底，把心沁得冰凉。我怀疑自己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想起小时候上学时经过的那条巷子，那里是小城的贫民窟，一排黑乎乎的小屋，经过时可以看见居民在里面刷牙、洗脸、吃饭，以及站在床上穿衣服，我想，那也许就是我的将来。
我知道读者可能会指责我，为什么只愿意去文化单位工作呢？世上有那么多条路。怎么说呢，电影《东邪西毒》里有句台词，说一个人要是学了点武艺，会点刀法，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儿，你就不愿意种地了，也做不好工了，世上很多事情都做不来了。这话很有道理，以我为例，我写了几篇文章，在《散文》《随笔》《萌芽》，还有《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也觉得有很多工作不适合我了。
想过要离开，去别的地方，再也不回来，死在外面都不回来了。许多人年轻时，对家乡都有这种怨气吧，鲁迅写绍兴，也殊无好感，可能是因为，撇开在父母羽翼呵护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与家乡零距离接触的那几年，正好是我们最弱小的时候，受伤在所难免，结怨就理所当然。
但是我一时没有离开的机缘，倒是有一天，一家民企的一个工作人员来找我，问：“你愿意到××公司上班吗？”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他是个资深文青。
那是小城里最大的民企，有酒店也有商场，我说愿意去看看。于是他带我去见那家民企的董事长。董事长是个看上去精明强干的男人，我忘了他问了我些什么，印象深的只有一点，他说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我的文章都复印了，他这几天一直放在床头看。
我如遇知音，第二天就上了班。一个文友闻讯前来阻止我，说：“你到那里能干啥？小城不缺一个端茶倒水的小职员，你肯定不是干这个的。”这话听了很受用，我却也只能一笑了之。事实上，虽然有所谓“知音”的铺垫，在那家公司，确实也只能干个端茶倒水的活，以及每天早上和大伙儿一起打扫董事长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擦那张大大的老板桌，一定要一鼓作气，从这头擦到那头，不能停顿，否则会留下不显眼的污渍。
有时也陪董事长参加宴会，华丽的厅堂，冠盖云集，小城里的各界名流，在酒桌上说着他们的笑话，觥筹交错。而我是无措的，无措到以我的记忆力，居然记不起宴席上的任何一个细节，记得的是董事长对我不会说话、不会敬酒的不满，以及整个公司对我不能够掌握同时帮董事长拎包和拿茶杯技巧的善意取笑。
我不觉得失落，因为我自己也想不出能在这儿干什么，甚至于我都不明白，这个不缺人的公司，为什么要招我这样一个明显不合适的人？是对写作者的同情，还是想多“才女”这么一个品种？
更多的时间里我无所事事，为了不显得太无聊，我就趴在桌子上写文章，写完寄给本省的一家晚报。几天后，我按照报纸上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副刊编辑高兴地告诉我：“文章已经发了，好评如潮啊！”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发了两三篇，当我发到第四篇文章时，那位编辑写了一篇文章，将我和本省的另外两位女作者放在一起做了点评，题目叫《解读小才女》。那年，我23岁。
和我同时被点评的一个女孩对我产生了兴趣，她对她的一个男粉丝说：“你要是能找到闫红，我就请你吃饭。”那个男粉丝得令而去，用电话疯狂地骚扰了我可能出现的每一家单位，有一家单位提供了我家的电话。他打去许多个电话之后，我终于下班了，我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欢快地说：“来吧来吧，我们都想见到你。”
我跟公司请了假前往合肥。那年头人心简单，丝毫没有考虑到骗局什么的。和女作者与她的男粉丝见了一面，女作者现在是我的朋友，男粉丝从此后却消失在茫茫人海里，问那女孩，她说：“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他怎么冒出来又怎么消失的，好像他只是为了把你引到合肥而出现的。”
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旅行。我顺便去拜访曾著文力推我的副刊编辑，他是一个羞涩拘谨的男子，却告诉了我一个改变我人生走向的消息，他说：“省城的某报在招聘，你一定要去试试。”
我去了那家报社，除了一张身份证，没有带任何证件。我嗫嚅着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明我的情况，一位女士回头笑问背对着我的年长者：“吴老师，你看能给报名吗？”年长者没有转身，说：“够条件就给报，不够条件当然不给报。”女士无奈地笑看着我，我知趣地退出。
我并没有转身走开，想了想，径直走进总编办公室，一口气说完我的情况。那位总编没有表情，只是在听完后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报个名。”
就那样报上了名，笔试、面试，不敢抱太大希望。那是1998年，该报打出的广告是年薪3万，应聘者挤破门槛。
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我接到报社办公室的电话，通知我后天去报到。后来我听说，在面试之后的会议上，是那个曾背对着我的吴老师替我慷慨陈词，说：“这样的人不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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