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是老战友，曾在一个宣传处的办公室里工作过。他是大家公认的演讲起来具有相当诱惑力的演讲家。容易激动的人能写出好诗，耿兴华的诗作不多，但不乏精品。七八年前，报刊版面几乎全部被那些朦胧诗充斥着，耿兴华认真研究了其中的代表，不懂，就是读不懂。他去请教一个对朦胧诗相当欣赏的人，竟然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熬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组从青藏线的生活海洋里打捞出来的诗，发在《青海日报》副刊的头条。大家说："盖帽了!"没有想到这次我见到他，他还不显老，近五十岁的人了，当年那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气质并没有减少。人嘛，就应该这样，即使一百岁了，也不可把十八岁的风流磨掉；也应该跳舞，也应该写诗，也应该女的穿短裙男的戴戒指；也应该像耿兴华那样有"看菜"的勇气和写诗的雅兴。
活的雕像就是要活得这样滋润!
B
三十二年，暖块石头也孵出鸡娃了
我想起了兵站部王根成部长，他是在另一种夹缝里生活、并不断获得安慰、信心和乐趣的青藏线人。
这是一个八百里秦川的包谷渣支撑起来的一米八个头的烈性汉子。不认识他的人，只要瞅瞅他这个头儿，看看他那古板中渗透着几分森严的脸，你就会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他干不成的!
他在青藏线上呆了三十二年，和他一起上高原的人都早已下山了，他却还欢欢实实地干得很起劲。有人说，全兵站部翻越唐古拉山次数最多的人是王根成。他是从班、排、连，到营、团、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来的；光在师职的岗位上就已经蹲了八年。用一个战士的俏皮话说："八年暖块石头也孵出鸡娃了。"那么，他在青藏高原上这三十二年呢?又能孵多少"鸡娃!"不论在哪个岗位上，王根成都是黎明即起，不停地工作；他只记得今天哪些事情要急办，明天又有哪些事情要筹划。他仿佛永远也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什么叫艰苦，什么叫牺牲；仿佛他天生就该在这个世界屋脊上扎根、苦干似的。
我和王根成是一个火车皮拉来的战友，我们都是那个全国人都知道的法门寺所在地陕西扶风县人，入伍后又在一个部队开汽车。一九六五年我调到首都工作，他仍像西藏的牦牛一样在雪山上超负荷行进。这期间，他作为青藏线上的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的代表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们匆匆地见过面，但却未及深谈。这次，我一到西宁，他就赶到招待所来和我寒暄，当着众多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的面将了我一军："还记得不?当时我在六连当排长，你是代理副指导员。一次检查内务，你提溜起我们一个驾驶员扎得松松垮垮的背包批评我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带的这兵能打仗吗?'"这事我确实记不得了；即使当时批评过他，那也是有口无心。三十年前的事他还记得这么清楚，可见他没有把老战友忘掉。
我的这位老乡没有给"江东父老"丢面子，他在青藏线上是干出了名堂。开汽车时，他是全团唯一的万里车驾驶员；当连长时，他们的连队被总后树立为标兵连队；当团长时，全团的出车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这在青藏线上是少有的。最近中央军委还授予他们"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的光荣称号。还要怎么样呢?确实"够意思"了!
每一次成功都必须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又不能不和相应的痛苦甚至眼泪连在一起。
这次，我和王根成关起门来做了一次谈话；当然是推心置腹的了。
"你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我问。因为这次我们见面后我就发现，他虽然还是那个黑脸大个的王根成，但已经不那么壮实了。宣传科王志雷同志也给我通了个"情报"："去年在唐古拉山顶举行雕像落成典礼，他讲话时好个喘哟!当晚他在沱沱河兵站住宿，半夜里断了氧气，差点出了麻烦。"
王根成回答："身体是有点不如当年了。去年春天我到了拉萨，几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我听着听着，忽然脑袋'轰'的一声，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大概只过了几秒钟，我又清醒了，我看到汇报的同志依旧在讲着。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什么也没说，继续听汇报。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事后，我问自己，是不是不行了?五十岁的人了!这使我想到上次去北京的事：一住进宾馆就感到头疼，想吐，接着就是发烧，什么也不想吃。难受了好些日子，后来回到高原才好了。"
他是笑着讲这些事的，一声叹息也没有。我看到的还是我们从闷罐车上下来进军营时的那种笑。
"身体的事马虎不得，你还是到医院认真检查一下为好。"
"就这个样了，身体没什么大病，一下子还要不了命，但也不容乐观。总之，我不想那么多，干事要紧。兵站部这一摊子头绪多，事情杂，没有人挑头是不行的。"
青藏运输线离开了兵站部这支部队是要瘫痪的，而这支部队又离不开一个好部长。根成的担子是很重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根成在兵站部上高原执勤三十五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动情，他说：
"青藏线三十五年艰苦创业的历史，充分体现了青藏线人的风貌，展现了青藏线人的赤诚，表现了青藏线人的情怀。今后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不怕损身子，不怕苦妻子，不怕误孩子，不怕舍父母。'我们要在高原上干下去，这是党和事业的需要。"
这洪亮的嗓音好悠长，它借助扩音器送到了兵站部每一个人的心里，连在北京的我似乎都听到了。好个"四不怕"!没点决心和气派谁敢讲?
这"四不怕"现在在青藏线上叫得很响，可是，你知道吗?原来它是一首顺口溜，曾被人们视为青藏线人的牢骚话。原话是："损了身子，苦了妻子，误了孩子，舍了父母。"那年，总后勤部赵南起部长来昆仑山视察工作，有人在汇报时把这四句牢骚话也给端出来了。赵部长听了，马上就作了纠正，说："我看这四句话不是牢骚话，恰恰是我们青藏线官兵们牺牲、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非常了不起啊!同志们，你们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将军讲这番话时，眼里含满了热泪。
据说，王根成在大会上高声呼喊"四不怕"时也是热泪盈眶的。
C
他的经历中写着一个鲜艳的字："爱"
我过去不认识他。
那天到格尔木22医院去检查身体，我看到他肩扛大校军衔，一下子就对他产生了几分莫名其妙的敬意，同时距离也拉开了。可后来竟是他带着我检查身体，外科内科，楼上楼下，满口乡音，说他读过我写青藏线的不少作品，我们的距离又缩短了。
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余忠江院长。其实，他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而且曾经想过写他。在青藏线上的知识分子中，他是很受人敬重的，原因是他在这儿扎扎实实地蹲住了，一蹲就是二十六年!他走了知识分子应该走的、但至今仍有人在犹豫的路。
我真不相信他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大学生，那个余忠江。离开老家关中都二三十年了，怎么还是满口老陕话?如果不是这身威武的军装，他简直像个从风里雪里走来的哈萨克牧民，身板那么壮实，待人那么和蔼。就是穿着军装，他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斯文、秀气，倒像一个高原汽车部队里的团长。我跟着他在病房里走了至多不过半小时吧，他就跟那么多人打招呼，好像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一位看样子在寻找X光透视室的蒙古族老妈妈在走廊里东张西望，他便上前给老人指了方向。还有一位检查身体的军人找错了科室，他又把他领到了二楼。我对他说："你不用陪我了，我自己会把所有项目检查完的。"他听了笑笑，说："还是我带着你方便，你们多少年才能来一次呀!"
医院政治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昨天晚上余院长几乎一夜未曾合眼，为了一个病人住院动手术的事。原来，有个回民青年脾破裂，医生决定给他实施手术。可是，这个病人死活不肯做手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医生给他讲了脾破裂的危险性，请他一定慎重考虑。可他在晚饭后竟然悄悄地走掉了。晚上余院长知道了这件事，他问科主任："病人现在在哪里?""昆仑旅社。""那好，我派车，你们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主任坐着院长要来的车赶到了旅社，对病人说："我们的院长请你回去做手术。他说，不做手术你的病会很危险的。"病人说，"就是死了，我也不治。没有钱呀!""院长讲了，先治病，钱的问题以后再说。如果你实在很困难，我们就给你尽义务。解放军的医院怎能为了钱，把病人推出去不管?"病人放声哭了起来。他终于坐着医院的小车又回到了病房，余院长正焦急地等着他……
后来，我在和余忠江院长交谈时提起了这件事，他的回答十分明确："作为医生，救人是天职，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因为'钱'的事打官司到我这来的，我就回答：抢救人命第一；不要因为钱，把本来可以抢救过来的病人耽误在我们医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