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只有走过许多冰天雪地，走过许多荆棘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余忠江的经历是应该让人们羡慕的，因为他在青藏线上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头。
来高原那年他刚二十五岁，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时，正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个"火烧一切，油炸一切"的岁月。他被分配到汽车连队给司机当助手，任务是擦车，打黄油，加水，加油，紧螺丝，打掩木，给驾驶员扛行李。干这些事要说当时他不委屈那是骗人的话，但是他还是干了，而且是很称职的助手。一次，车队到了不冻泉兵站，他发高烧，40℃，战友们很焦急，好不容易给他弄来一碗糖稀饭，可他高烧得糊里糊涂，一口也不想吃。第二天起床后满被窝里都是稀饭，他还是要坚持跟着车队上拉萨，连里领导和同志都说："老余呀，你必须下到西宁去!"他说："我只能上不能下。"他把被子拴在篷杆上，晾着，继续上山了。接下来的第二趟任务，车队一到唐古拉山下的安多兵站，他又发高烧，比头一次还厉害。兵站的医生劝他下山，说太危险。他呢，摇摇头，指指山上。这趟任务他是吸着氧气才完成的……
余忠江在连队整整当了一年半的助手。
后来，他又调到坐落在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当了五年军医；再后来，才调到西宁的325医院外科工作。一九八九年又调回昆仑山下的22医院。二十多年来，他出版了三本医学专著，发表了十五篇论文。
他是从荒芜、严酷的青藏线上站起来的一个大学生。热情与冷漠、苦涩与甜蜜编成了他的既简单又复杂的经历。他的经历中写着一个鲜艳的字："爱"。对祖国疆土的爱，对疆土上忍辱负重的人民的爱!
今年他已经四十九岁了，这个年龄上高原应该说是顾虑重重的。我以试探的口气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
"一个人在这个医院呆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但是22医院要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是没有疑问的。医院的兴衰与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关，我们每个人都应为医院的发展做出应该做的工作。"
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他来医院后着重抓的几项工作：关于知识分子成才的工作；关于下大力解决设备的问题；关于解除知识分子后顾之忧的事情……
他有甜蜜的昨天，也肯定会有甜蜜的明天的!我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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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与苍老是同步增长的吗?
在这里，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个青藏线上的"第三代人"，以及他的感情，他的苦乐，他的愿望。
文义民，三十九岁，汽车某团政委，任现职已经快三年了，这之前他曾在兵站部任过组织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所领导的团队连续六年没有发生重大事故，这个成绩很了不起，在全军的汽车团里也是创纪录的。他们的团党委连续六年是兵站部的先进党委，六年中有四年被上级评为"全面建设先进团"。就在我采访期间，又从北京传来佳音：总后勤部批准给这个团记集体二等功一次。
年轻的政委挑了一副重担，在风雪高原上带出了一个过硬的团队，令人钦佩。我想，他的感情一定很丰富，要说的话一定很多。出乎我的意料，他是那样的简单、明了。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你是个称职的团一级党委的领班人，我很想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当初在你挑起这副重担的时候，大概总会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吧?"
"别人怎么看，我无暇去顾及。在团里这些年，我工作中有甜头也有苦头；甜头没吃够，苦头也没尝足。所以，我总觉得还有奔头。"
"甜头、苦头?能不能具体谈谈?"
"主意是党委拿的，事情是大家干的，工作中有点碰碰磕磕的事是难免的。只要大家的出发点是为了团队建设，分歧总会消除，矛盾总能解决。工作干完了，大家都满心轻松，谁还去记那些不愉快干啥?对啦，我们还及时提出一些口号给一班人敲敲警钟，防止不好的苗头酿成大祸。比如，为了使党委成员在包括'枕边风'在内的闲言碎语面前不晕头转向，我们提出'要消除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防止你信得过的人搬弄是非。我们还有一条警语："注意一个敏感点，用人要出于公心'，这就是提醒主要领导成员警惕自己在使用干部上不搞亲疏、厚薄那一套。就这些。我所说的甜头、苦头正是由此得到的。"
"你们团长孙传章是位老同志，听说你们配合得很默契。你对这位'老高原'是否尊敬多于信任?"
"不全对。尊敬和信任是一致的，也是互相的。我们团长入伍时间比我长，在高原汽车部队工作的经验比我丰富，这是他的资本。但由于他并不保守，他的这些优势也成了我们这些后来者的一笔财富。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对他愈是尊重，信任感也就愈增强了。"
"有没有挪挪窝离开基层的想法?比如往内地调调，或者到上级机关去作?"
"没想过。我觉得还是在线上干工作痛快，在基层干工作痛快。干好了痛快，干错了也痛快。我不怕出力，年纪轻轻的，有的是汗水。我最腻味那种疙疙瘩瘩的、斤斤计较的麻缠事情了。我们这儿没有，可以说是一片净土。雪线是一片净土。"
一位中尉找文义民接长途电话，是沱沱河兵站打来的，说有一台车的水箱坏在途中，请示怎么办。他接完电话，刚坐下，又从纳赤台兵站打来长途，还是车队的什么事情要他拍板，他出去了……
就在他来来回回接电话的当儿，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年轻的政委的外貌。
中等个头，胖墩墩的，显得浑身都是力气；西藏的风把脸膛镀成黑红色，双手格外粗壮、结实；绿军装已褪得呈灰白色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从昆仑山敲下来的一个岩石人!只是有一点令我有些伤感，他好像不是三十九岁的人，有些苍老、憔悴。我当然是指外表了。难道青藏线人的成熟与苍老是同步增长的吗?
第二章 忍者为强
我到沱沱河兵站去了一趟，那里海拔四千七百米。与其说我是去深入生活，不如说是要让高山反应对我进行一次考验。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位教授，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数：年龄的增长与高山反应的强烈是成正比的。如果说年轻人中有高山反应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的话，那么四十岁以上的人则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多。
这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我要写的这批领导者肯定是忍受着比年轻人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山病的折磨而在高原上坚持工作的。有这样一个数字，使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颤栗：一九八五年以来，兵站部因各种高山病夺去生命的团以上干部就有十五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四岁!那天当我到格尔木陵园去寻找这些"早去的黑发人"的墓堆时，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太遗憾了!这块墓地太大，不规则的墓堆又多又乱，且多数墓前没有立碑，只有枯黄的沙棘、骆驼刺在热风中悄然地摇摆着，一片死寂和荒凉。我实在难以找到他们的归宿地，只得含着泪水向他们三鞠躬，然后便告别了。
我终于"自投罗网"，可恶的高山反应彻底把我撂倒在沱沱河兵站了。狼狈极了，除了还有一口微弱的呼吸外，身上的其他部位都仿佛不是我的了。脑袋木登登的像要爆炸，所有关节都在发酸，不想吃任何东西，却想吐，哪怕走几步路都觉得头重脚轻，直打趔趄……
也许是有了这次高山反应的实际感受，我对那些在青藏线上奋战的战友们的崇敬之情陡增三分!沱沱河兵站站长关茂福是以抽烟而闻名全线的。不要说全青藏线，就是在全国，如果要举行"抽烟大赛"的话，他也蛮有资格名列前茅!
我永远忘不了和关茂福见面时他留给我的那个印象：双腿盘起，坐在我面前的地上，手里捏一支烟闷抽，一句话也不说。那脸色极不正常，不仅仅是黑，而且泛着一种不多见的红，还有一种不常见的黄，我真说不上来这是心脏有了毛病还是肺有了毛病后在脸上的表露。但我总觉得他有病，而且还不是小病。他不说话，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着烟头上的灰烬。转眼一支烟便抽完了，他又在接烟……
这能叫"采访"吗?我主动打破了沉默，问他一天能抽几盒。他说，没数过，反正三盒是打不住的。我又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抽上烟的?"他说："说不准了，大概是上山后不久吧。那会儿刚到线上，好像到了外国一样感到不习惯，他妈的!高山反应把我折腾苦了，咬着牙也忍耐不住。山上太寂寞，烦死人了!怎么办呢?于是，我想到了抽烟，用烟消愁，用烟解闷……"
这以后，站上的同志向我介绍了关站长的一些经历。他是一九七九年从北京总后通信团主动要求上青藏线的。当时本来是要调他所在单位的另外一个同志上山的。那人神经质，一听说青藏线上缺氧，呆久了人活不长，就死拖着不肯来。关茂福一向看不惯这种人，便找到领导说："他不去我去!"就这样上来了。十一年的时光他全是在昆仑山以上的地区工作的，其中有六年是在海拔五千四百米的唐古拉山机务站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