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在采访中，我曾多次被当地人警告：“不要对着女人拍照。”然而职业现念又逼着我一次又一次将镜头对准她们。
我也不止一次遭到过她们的“白眼”
，乃至“咒骂”
。
在纳扎尔·巴难民营采访时，我看到远处河对岸上坐着几个年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有的怀里还抱着婴儿，就悄悄地用长镜头对准了她们。
谁知还是被机警的孩子们发现了，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女孩抱起孩子撒腿就跑，其中一个身手敏捷的孩子顺手捡起一块石头向我扔来，我也迅速地钻进汽车逃之夭夭。
“这就是你拍人家女孩的结果。”
孙浩一边开着车，一边开玩笑讽刺我。
还有一次，我坐车路过一处阿富汗人居住区时，见迎面走来几位身穿黑色长 99 / 185 袍的妇女。
我隔着车窗抓拍她们匆匆走过的样子，但被对方发现，她们一边躲闪一边怒斥我。
我不明白她们说的话，坐在后面座位的阿富汗朋友告诉我，她们说的是：“瞧这个坏蛋！”
恐惧的目光被别人骂心里自然不舒服，但是，我经常安慰自己：“这是我的职业。”
在我从前线发回的数百张新闻照片中，反映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灾难和痛苦的照片占很大的比重。
在我的观念中，原本就属于“弱势群体”
的妇女是这场战争最主要的受害者。
我应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和图片去为她们呼吁，呼吁和平早日到来。
在历次的难民营采访中，我见到的最多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由于连年的战乱，许多阿富汗男子被迫去当兵打仗，侥幸逃到难民营里的男人，大部分男子又出去干活打工，想方设法挣钱养家，家中的重担就全部落在妇女们的身上。
“我们拼了命地跑出来，可现在没吃、没喝、没家，我们什么都没有。”
两位刚刚从坎大哈逃到扎卢扎伊难民营的妇女“勇敢”
地站在我的面前，向我诉说她们几天几夜的逃生经历和眼前的生活窘况。
另一位眉头紧缩的妇女看到我拍照，瞪着眼睛毫不客气地质问我：“你能帮我们干什么？”
我赶紧拿出几十卢比塞给对方，那位妇女不再说话。
难民营里到处是贫困潦倒、神情呆滞的妇女守着她们空空如野的残破帐篷， 她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太多的忧伤、恐惧、无奈和渴望。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我的镜头中分明记录下许多这样的妇女和这样的目光。
在扎卢扎伊难民营外国际救援机构门前，几位刚刚逃到这里不久的妇女蹲坐在地上，苦苦等待着可能的援助。
面对陌生的世界，她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100 / 185 胆怯。
那种恐惧，已不仅仅是对战争的恐惧，更有对前途的恐惧和无奈。
出外采访中，几乎随处可以碰到沿街乞讨的妇女和少女。
她们中有的已是年迈老人，更多的是妙龄少女。
只要我们的车子在路口停下来，站在路边的孩子们就会跑过来，扒着车窗，向我们伸出可怜的小手。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随车的朋友或同事就提醒我：“赶快关窗。”
我不忍心关上车窗，觉得那样太不近人情。
施舍了几次后却发现，根本给不过来。
我的“爱”
是可怜而有限的。
与生活在甜蜜生活中的现代女性相比，这些挣扎在战争阴影下的妇女仿佛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她们期待战乱尽快结束，自己能够回到家中，过一种普通的女人的生活。
握手遭遇在白沙瓦，我曾有过两次与女士握手的“不平凡”
经历。
每一次都让我记忆深刻。
记得第一次握手是9 月中下旬，那是刚到白沙瓦不久。
我和孙浩到联合国难民事务署，正坐在尼亚兹先生的办公室和他聊天，一位50 多岁的女士走进来， 尼亚兹起身笑着向我们介绍：“这是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某某女士。”
我赶紧站起来，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和那位女士握手。
这位女士轻轻地和我握了握，似乎有些不大自在。
等到双方落座后，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白沙瓦见到女士，不要去和人家握手，这在穆斯林国家是不允许的。”
同时又讲了些诸如此类的“禁忌”
。
看到我一副犯了错误的懊悔神情，她又赶紧笑着安慰我：“不过，我可以握手。”
从那以后，我牢牢记住了那位女士的教诲，绝不再轻举妄动。
我不长记性，采访一紧张，脑子里“不能和女士握手”
的这根弦就松了。
10 101 / 185 月底的一天，我到纳扎尔家做客。
当时因为我们已经来过纳扎尔家，感觉和他的家人比较熟悉，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在与他们全家人合影时，我正好和纳扎尔七八十岁的老奶奶站在一起。
合影之后，大家笑着互致问候时，我又不自觉地伸手抓住了老奶奶的手握了老半天。
老人家和我握完手，慢慢地抽出手，赶紧笑着走开。
我猛然想起第一次的教训，可为时已晚。
直到今天，我还在心里一直埋怨自己对不起那位老人家。
第十三章：偷喝啤酒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白沙瓦一会儿是抗议示威，一会儿又演变成暴乱冲突、军警镇压。
“整天采访像打仗一样的抗议活动，真烦了！”
一天，孙浩有气无力地说。
眼见这些日子，1 米8 多的孙浩又消瘦了许多，原本才100 斤出头的他，现在可能只剩下90 多斤了。
这几天的抗议冲突事件，也把我搞得疲惫不堪。
一天到晚抱着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东奔西跑，回来还要趴在电脑前发稿，我的体力也感觉有些支撑不住。
晚上回到屋子里，通常是一躺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孙浩诚恳地告诉我，我打呼噜的水平又有提高。
我们在白沙瓦居住的小旅馆，位于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大学城。
说是叫大学城， 却看不出什么大学城的模样，街道和建筑显得破旧凌乱，为数不多的几栋高层建筑也是黑乎乎的，我和孙浩调侃过，与北京海淀的大学城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我们住的旅馆是在当地最常见到的那种私人旅馆，一栋不大的二层小楼，一 102 / 185 共也就十几间客房，其中多一半客人都是记者。
在战时的白沙瓦，我们把这家几乎被记者包下来的旅馆称为“记者之家”
，一是叫起来亲切，二是减少些想家的念头。
旅馆条件一般，能够“吃饱喝足”
就已经达到了我的要求。
这里也有缺点， 有时经常会突然停电、停水。
有时候采访回来一身臭汗，刚刚开始洗澡，擦上肥皂，热水却突地没了，我只好咬牙切齿地洗个凉水浴。
此外，我还会在旅馆里， 大半夜起床和蚊子们“战斗”
。
可能是受当地特殊环境的熏陶，这里的蚊子特别凶猛、毒辣，无论我往身上洒多少从香港带来的驱蚊水，这帮家伙还是一个劲地在我身上叮咬，而且叮出的包很长时间都下不去。
后来，我曾经担心，被蚊子咬了会给我传染上什么“登革热”
之类的传染病。
因为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地区一向是传染病的高发区。
孙浩打趣说：“巴阿边界的蚊子也很勇敢，根本不畏惧香港的驱蚊水。”
无奈之中，我赶忙跑到旅馆前台找法努克要了驱蚊香战胜蚊子。
一瓶啤酒40 块！
10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发完稿子肚子已经饿得难受。
可是一想起又要吃旅馆里的“巴餐”
，孙浩就大呼“没胃口”
。
说实话，旅馆的“老三样”
巴餐虽说不对我们中国人的胃口，还是挺有营养，有咖喱牛羊肉、沙拉、馕之类，虽说通常只有几片干瘪的西红柿和黄瓜条，但动物蛋白和维生素也算齐全了。
按我的理论，已“基本可以补充每天运动所消耗的热量”
。
当然，如果每天都是这一成不变的两样饭菜，味道又咸、又辣，咖喱味十足，确实有些让人倒胃口。
“要能喝瓶冰镇啤酒，配上我从香港带来的午餐肉，那才棒呢！”
我忍不住也透露出自己的想法。
来巴一个多月，我们连瓶啤酒也没见过。
103 / 185 “干脆，咱俩去找个地方喝杯啤酒吧。”
我俩一拍即合。
当我们把想法告诉门口的司机时，老巴司机吃了一惊，连连摆手说：“违法的事我可不做。”
按照当地普什图族的民族宗教习惯，当地人是禁止饮酒的。
我曾问旅馆一位混熟的小服务员，他是否喝过酒，他连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然后告诉我，那属于一种“犯罪”
。
“当地人不允许喝酒，可我们是外国人。”
我俩这样想。
我们一再向司机解释，说只是自己买瓶尝尝，绝对不会说出去。
看我俩不像那种容易出卖朋友的人，老巴总算答应拉我们去找地方。
车子开出城时，外面漆黑一片。
我们跑出半个多小时还没有找到要去的地方。
街上没有路灯，也见不到什么人影。
我们每次问司机还有多远，他总是不耐烦地回答说：“不远了。”
其实他并非态度不好，而是有些害怕。
因为如果我们属于“犯法”
的“主犯”
，他就成了“从犯”
。
“荒郊野岭的，这哥们儿不会把我俩骗了吧？”
我们心里开始犯开了嘀咕。
“唉！要真是打劫的话，就把身上的东西都给他们，给咱留条命就行。”
我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却更加忐忑不安。
车子左转右转，终于在一处僻静的小院中停下来。
院子里黑乎乎的，隐约看到前面有几间小房子。
司机示意我们别下车。
他独自走进一间昏暗的房子里，好像在和什么人说话。
过了半天，司机和一个老巴匆匆忙忙地从房间里走出来。
司机走到车边飞快地从怀中掏出两个瓶子，塞进车里。
“600 卢比。”
司机喘着粗气说。
“600 卢比，约合80 块钱人民币，差不多合40 块钱一瓶！”
这个宰人的价格实在让人惊讶不已。
“像北京这样高消费的城市，一瓶燕京不过卖两三块钱。”
104 / 185 我气哼哼地说。